苗族的歷史

悠久，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定居在湖南洞庭湖和沅江流域一帶，從事漁獵和農業生產。后經過歷代不斷地遷徙進入西南地區。苗族自稱“蒙”，云南的苗族有八個冠以“蒙”的自稱單位，解放后統一稱為苗族。苗族居住分散、支系較多，有青苗、花苗、白苗、獨角苗等。

苗族的服飾各地不完全相同，男子多用布包頭，身穿短衣褲，但苗族婦女的穿戴普遍比較講究，尤其是盛裝，極為精美，花飾很多，有的裙子有四十多層，故名“百褶裙”。衣裙上面繡制的各種圖案，古色古香，異彩紛呈。婦女擅長紡織、刺繡、蠟染、工藝十分精湛。

苗族歷來以能歌善舞聞名遐邇。苗族的歌曲調較多，如質樸莊重的古歌，豪邁奔放的飛歌，纏綿動聽的情歌，還有酒歌，喪歌等，無不各具特色、韻味無窮。每年農歷5月5日的“踩花山”是全省苗族最盛大的節日，屆時男女青年歡聚對歌，選擇佳侶，并舉行吹蘆笙、跳蘆笙舞、踩鼓、爬花桿等活動.

苗族起源于黃帝時期的“九黎”，堯舜時期的“三苗”。“九黎”是五千多年前居住在黃河中下游的一個部落。后與黃帝部落發生戰爭，失敗后退入長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在四千年前，以堯、舜、禹為首的北方華夏部落與“三苗”發生戰爭，“三苗”被擊敗。從此，“三苗”部落分崩離析。

“三苗”失敗后，一部分被驅逐到“三危”，即今陜甘交界地帶，后又離開“三危”向東南遷徙，經過很長時間逐步進入今川南、滇東北、黔西北等地，形成后來西部方言的苗族；留在長江中下游和中原的“三苗”后裔，其先進的部分逐漸與華夏族融合。其發展較慢的部分，商周時被統稱為“南蠻”，居住漢水中下游的，被稱為“荊楚蠻夷”。后來，荊楚蠻中先進部分逐浙發展成為楚族，建立楚國；后進的部分，繼續遷入今黔、湘、桂、川、鄂、豫諸省毗連的山區，成為今日東部、中部方言苗族的先民。

自秦漢至南北朝時期，苗族的分布更廣。東至淮河流域，西到今四川大部分地區及貴州中西部，即當時的巴蜀、夜郎、，縱橫數千里，而以今之湘、鄂、川、黔四省邊區最多，是當時全國苗族分布的中心。其中又以黔中（今川東南及黔北邊境）、武陵（今湘西、黔東之大部）兩郡較多。在武陵郡中，又以沅江流域的苗族最多，是當時所謂“五溪蠻”的主體民族。漢代遷入黔西北的苗族，在彝文《夜郎竹王中就有記載，不過人數很少。遷入貴州中南部的苗族，從近幾年貴州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地區發掘的許多苗族巖洞葬的研究中得知，大致始于兩晉之時。近幾年來的民族調查，發現這一帶有些苗族追述族譜長達五十多代人，與上述考古材料相近。

唐宋時期，苗族的分布有較大的變化：一方面是漢水中下游以東至淮河流域的多數苗族已逐步漢化而消失；另一方面是移入貴州的苗族進一步增多，逐步成為全國苗族分布的中心，同時開始進入云南（滇東北除外）。據彝文史籍記載，唐代長慶、大中、咸通年間，云南南詔軍隊數次侵擾播州時，曾俘掠了數萬苗族和仡佬族到云南作奴隸，說明當時黔北苗族相當多。貴陽以西至鎮寧、關嶺、貞豐一帶，晉代時設郡，為大姓謝氏世襲統治。到了唐代，分裂為東西二部，其部民遂被稱為“東謝蠻”和“西謝蠻”，元明兩代則稱作“東苗”和“西苗”。在黔南惠水、長順直到黔桂邊境，近幾年發現了許多苗族巖洞葬，經鑒定，除部分是魏晉南北朝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唐宋至明代的遺物。

這一時期，“苗”的稱呼在唐人樊綽《蠻書、宋人朱輔的《溪蠻叢笑和《宋史等書中已開始出現。貴州已逐步形成全國苗族分布的中心，不過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當時這一情況并不為人所知。

從元明到清初，由于封建王朝大力經營西南，在各民族地區逐步設流官治理，對各省具體情況的了解進一步深入，貴州苗族很多的事實遂漸披露于世。又由于湘西、鄂西、川東苗族的大量漢化，于是貴州作為全國苗族分布中心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人們根據苗族居住的地理環境，以及苗族各部分服飾顏色、式樣的不同，分別將其稱為高坡苗、平地苗、長裙苗、短裙苗、紅苗、黑苗、花苗、青苗、白苗等，名稱多至數十種，因而有“百苗”之說。

苗族社會的發展是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封建社會。但由于種種原因，這種發展長期以來十分緩慢而又極不平衡。貴州設治較晚，又遠離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因此，苗族社會的發展，比湘西、鄂西、川東一帶的更為遲緩。秦漢至兩晉時期，湘西桃源、沅陵一帶苗族已開始出現強大的部落首領。南北朝至唐宋時期，沅陵、辰溪、溆浦以北、漢水流域以西直到川東巴峽的苗族，出現了許多強大的封建主，并受到封建中央的賞賜，加官進爵；社會經濟有的與漢族完全一致，父系氏族的鼓社制和農村公社的議榔制，是當時主要的社會組織，在外部，則受他族奴隸主和封建主的統治或羈縻：居于黔東北者受思南、思州田氏領主的控制，在黔北則為播州楊氏領主的屬民，在黔西北受羅甸國奴隸主的統治，在黔南受龍、方、張、石、羅五性領主的羈縻，在貴州中部，受宋氏領主的制約。這些首領統治下的苗族，有的淪為奴隸，有的淪為農奴，有的成為依附民。有的雖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形式上仍依附于外族統治者，被稱為“羈縻蠻地”。有的完全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被稱為“生蠻”。

元明兩代到清代雍正年間“改土歸流”前后，封建王朝一方面分封各族首領（包括征蠻有功的漢族將吏）為土司，以統治各族；另一方面又直接派流官以控制土司，實行土流并治。由于漢人進入苗區的增多，漢文化的促進作用加強，苗族社會的封建化得以加速，階級分化開始明顯。這時期，苗族中也出現了一些中小土司，如雄據于紫云、長順一帶的金竹安撫司及平越楊義長官司的金氏，黎平亮寨長官司龍氏，以及雄據于八寨（今丹寨）和都勻一帶的夭壩安先司夭氏，承襲時間各有數百年之久。在黔東銅仁、松桃和黔北務川、道真等縣苗族中，出現了一些當時被稱為“富苗”的地主。明萬歷年間（公元1573―1619年），銅仁府羅金寨苗族地主吳老夭，有錢有勢，“久為諸苗雄長”稱霸湘黔邊境，湘西、黔東北各縣不少都投靠他。今黔東黃平、凱里、施秉、鎮遠等處，也出現不少“富苗”。；其中凱里的阿溪，廣有錢財，到處放高利貸。甚至賄賂省內監軍總帥，借勢凌人。貴陽附近各州縣，苗族內部的階級分化也開始明顯，出現了一些較大的部落酋長。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今貴定平伐苗族大首領的娘率部民十萬戶歸順元朝。到了明代，平伐地區設了流官，但苗寨仍由苗族土司治理。社會經濟有了發展，有了集市貿易，促使土地買賣關系進一步民展起來。

雍正年間改土歸流后至鴉片戰爭前，苗族地區社會經濟的封建化加強了，地主經濟繼續發展。今黔東南雷公山區相繼出現了地主，完全進入了封建社會。如咸同年間臺拱廳巫生寨的歐養生和五岔的潘老馬、丹江廳掌批寨的紹伯寡，都是當時比較有名的地主。黔中南貴陽、龍里、貴定、惠水等地的苗族中也有地主出現，他們大量購買土司、屯軍和農民的土地山林，從而成為“殷實之戶”。

近代以來，苗族地主經濟繼續發展，有些地區如黔東南、松桃、務川等地苗族地主，有的還占有年產數千挑至萬挑稻谷的田地。不過，從總的情況看，由于歷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苗族地主經濟的發展并不充分。在許多苗族聚居區的階級結構中，都存在著兩頭小中間大的現象，即地主富農少，中農多，貧雇農少。除個別大地主外，一般地主占有田地年產谷僅二百擔（每擔一百二十斤）左右，經濟力量很薄弱；地主中多數人也沒有完全脫離生產。在苗族雜居區，地主絕大多數都是漢族和其他民族，苗族人民幾乎全是貧雇農，地主富農僅是極個別的人家。

苗族人民有反壓迫反剝削的光榮傳統。從商周到民國，數千年來斗爭不息。從唐宋起，貴州苗族有記載的斗爭不少。多是受湘西、川東苗族斗爭的影響而爆發。

元明時期，隨著中央王朝勢力的深入，民族壓迫之加劇，貴州苗族人民的起義逐漸增多。僅明代的斗爭就有百余次，有的規模很大。如正統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義，明朝動用了二十多萬大軍鎮壓，歷時三年。苗族是這次斗爭的主力。以韋同烈為首的黔東清水流域和貴定、福泉一帶的苗族農民軍，據香爐山一直堅持到最后。天順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龍里、貴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處“十三番”苗族首領干把珠領導的起義，也曾震動一時。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龍許保領導的黔東北和湘西的苗族起義，長達十四年之久，先后抗擊明年十六萬之眾。

清代苗族起義同樣很多。其中規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年）發生的“雍乾起義”，領導人是包利和紅銀，起義范圍遍及黔東南地區，抗擊了七省清軍數萬人的殘酷鎮壓；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到嘉慶元年（公元1795―1796年）石柳鄧、吳八月等領導的“乾嘉起義”，范圍擴及松桃、銅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陽和整個湘西苗區，抗擊了七省清軍18萬人的進攻；第三次是張秀眉、柳天成、陶新春等分別領導的“咸同起義”，發生于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終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起義范圍以貴州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東，延續了18年，影響十分深遠。這三次起義間隔都是60年，因而苗族民間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說法。

民國年間，貴州苗族人民參加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當時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九第十兩軍的黔軍，就有許多松桃、銅仁和天柱、錦屏一帶的苗族、侗族官兵，他們在戰爭中屢挫強敵，功勛卓著。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黔東清水江流域的苗侗兩族發動“黔東事變”，反抗國民黨暴政。次年，貞豐苗族聯合布依起義，兩次下縣城。望謨苗族、布依族在熊亮臣領導下，得到黨的幫助，在麻山鄉一帶開展游擊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當時活躍于滇黔邊區的滇桂黔邊縱隊（簡稱邊縱）第三支隊，活躍于云南宣威和貴州威寧的邊縱第六支隊和威寧游擊團，都有許多苗族參加。松桃苗族人民成立了“邊胞支隊”，在松桃和湘西開展革命游擊戰爭。貴州苗族人民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斗爭中，作出了很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