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拯救熊氏，這是武烈侯的底線，也是維持當前政治格局的唯一出路。
當前咸陽的政治格局就是圍繞著“統一大業”和“國策變革”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上完全對立的“保守派”和“激進派”，在權力和財富再分配中激烈的利益爭奪。
“保守派”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寶鼎為首的豪門貴族利益集團，而“激進派”就是以秦王政為首的堅持高度“法治”和高度集權的以寒門貴族為主的利益集團。
自秦軍滅趙吞燕，建封國，開始國策變革之后，咸陽的政治格局也就基本明朗。兩大政治派系為了爭奪權力和財富，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以統一大戰和國策變革為犀利武器，展開激烈角逐，全力博弈。
此刻的“保守派”和“激進派”是以政治理念來劃分的，不同的政治理念代表著不同的統治勢力對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認知。
簡單地說，“激進派”要集權于中央，君權至上，中央和君主擁有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權，我想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而“保守派”卻要與中央和君王分享權力和財富，這天下是我們流血流汗打下來的，我們有資格有權力分享所獲得的一切。中央和君王吃肉，這是應該的，天經地義的，但總要給我們喝口湯吧？
這兩種政治理念歸結到國策上，就是“與民爭利”還是“不與民爭利”，是“國強則民富”還是“民富則國強”，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是傾向于中央和君王，還是傾向于地方和國民。這個“民”不僅僅指貴族，指富豪，還包括普通國人，甚至包括閭左貧賤。
今日咸陽政治格局中的“保守派”和武烈侯公子寶鼎最早通過利益結盟而形成的利益集團完全是兩回事。
隨著天下形勢和政治格局的急劇變化，當初的利益集團迅速崩裂，到今天，這個“利益聯盟”基本上已經名存實亡了。
今天咸陽的“保守派”勢力雖然有著共同的政治理念，但因為對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有著不同的追求，又分為不同的派系。
首先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寶鼎為首的宗室派系。
宗室派系的首要目標就是維持老嬴家對王國的絕對統治，老嬴家要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占據最大的一塊，具體到國策上就是堅持以中央集權為基礎的郡國制，宗室封國，郡縣和封國并列，既維護了中央集權，又確保了老嬴家對權力和財富的占有。
其次就是以老秦軍功貴族為主的本土豪門貴族。
老秦貴族有軍功，但以軍功獲得的權力和財富有個致命缺陷，那就是軍功沒有傳承性。打個比方，王翦的功勛不可能傳承給子孫，那么他的子孫只能靠“蔭澤”生存，靠王翦遺留下來的權力和財富生活。權力和財富是有限的，假如王翦的子孫不能獲得功勛，或者不能通過其他手段獲得權力和財富，那么可以預見，最多兩三代之后，頻陽王氏就沒落了。
文化和學術是可以傳承的，以文化和學術做為傳承的諸子百家，比如法家、縱橫家，比如西河、鬼谷學派，比如稷下學宮的學子們，他們一代代都是中土諸侯國的統治精英，像齊國的淳于氏、伏氏就是以文化傳承的精英貴族。這樣的貴族無論是出身豪門還是寒門，在中土統一之后，可以預見，會代代延續，最終主宰王國。
老秦本土豪門貴族中，以軍功和文化同時傳承下來的很少，郿城“孟西白”和夏陽司馬氏算是其中翹楚了，但他們之所以傳承數百年，還是以軍功為主，他們的子弟大多還是先在軍中建功，然后轉到中央和地方任職。
商鞅變法，建“二十等軍功爵”和“以吏為師”的制度，正是以大秦的實際情況為基礎。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就是以大秦之長彌補大秦之短。大秦的長處就是大秦武力強悍，大秦的短處就是缺乏文化學術導致賢才太少，統治能力缺乏。“二十等軍功爵”制度促使大秦的武力持續增加，而強大的武力和戰場上的不斷勝利，反過來又促使中土人才不斷入秦。這些人才出任大秦官吏，“以吏為師”制度隨即很快地促進了大秦的文化學術的發展，而“法治”教育更是因此深入到各級官吏之心，“務實”和“守法”成為大秦人的基本操守。強悍的軍隊和務實守法的官吏隊伍相輔相成，終于讓大秦在商鞅變法一百多年后擁有了統一中土的實力。
其他諸侯國之所以變法失敗，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中原文化學術的“發達”和由此造成的“人才濟濟”。人才太多了，文化學術派系太復雜了，這些統治精英們“斗”得太厲害，結果政治傾扎太嚴重，戰爭太多，耗盡了諸侯國力，最終便宜了大秦。
大秦因為變法而強大，因為強大而統一，統一之后的中土就是和平世界，和平世界不打仗，不打仗就沒有軍功，沒有軍功就無法獲得權力和財富，那么貴族們如何傳承？如何保證子孫代代都是貴族？
所以他們的目標就是分封功臣。如果分封功臣不行，最起碼要世卿世祿，如果世卿世祿也不行，中央和君王非要置他們于死地，那只要魚死網破了。從這個目標出發，他們和嬴氏宗室有共同的利益，雖然彼此間肯定會有沖突，但合作始終是不二選擇。
還有一個派系就是以熊氏和隗氏外戚為主的非本土豪門貴族。
這些豪門貴族都是以血緣為傳承的大貴族。熊氏是中土大諸侯楚國的王族血緣，隗氏則是從遠古傳承下來的諸侯國后裔，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豪門貴族。這些貴族依附于大秦嬴氏王族，與嬴氏通婚聯姻，身體里都流淌著嬴氏的血液。雖然他們中的一部分也算是土生土長的大秦人，但過因為血緣關系，他們還是被劃分到了大秦國的楚人一系，以區別于在大秦本土傳承下來的豪門貴族。
這些貴族對權力和財富的追求等同于嬴氏宗室，他們也要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占據最大的一塊。
熊氏外戚長期掌控大秦朝政，掌控大秦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權，如今他們雖然遭到秦王政和中樞的打擊，處境極其艱難，但掌控朝政、主宰大秦，始終是他們的最高目標。這個目標和嬴氏宗室的利益有直接沖突，所以他們和嬴氏宗室雖然結盟合作，但矛盾太大，兩者之間只能在斗爭中尋求妥協。
隗氏外戚一直依附于楚系，今天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終于成為了大秦朝堂上一支重要力量，一股大勢力，但至今他們還無法真正取代熊氏外戚，無法真正掌控楚系，而他們的目標也是掌控朝政，與嬴氏宗室存在著直接沖突。
在目前這種形勢下，隗氏選擇支持秦王政，以此來獲得更多的權力和財富，依靠這些權力和財富來不斷增強和鞏固自己的實力，繼而實現控制朝政的最終目標，顯然是無比正確的選擇。
今天咸陽的“激進派”勢力同樣復雜。
秦王政和他的內廷只有一個目標，實現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凡反對者，都是敵人。
蒙氏和馮氏是“激進派”中的豪門貴族，但他們不是老秦本土貴族，更不是依靠血緣傳承的外戚貴族，他們是依附于君王和嬴氏王族而存在的關東士卿貴族，他們的生存環境較為艱辛，既要忠誠于君王和嬴氏王族，又要妥協于本土老秦貴族和外戚貴族。他們在夾縫中生存，稍有不慎就有灰飛煙滅之禍，所以他們的生存方式就是妥協，在妥協中尋求平衡。
以司馬空、李斯、周青臣為代表的寒門貴族是“激進派”勢力的中堅力量，這些人圍繞在秦王政的身邊，大都處于內廷或者中樞的要害位置。三公九卿雖然顯赫，但如果未能抓住中樞要害部門的要害位置，必定處處受到掣肘，甚至有被強勢下屬直接架空的可能。
從咸陽的這個新的政治格局出發，不難看到武烈侯公子寶鼎若想主導國策的變革方向，就必須贏地本土豪門貴族和外戚貴族的支持。
本土豪門貴族中，有掌控軍隊的貴族，有活躍在中樞的貴族，但不論這些貴族位于何種位置，他們的權力和財富都建立在“軍功”的基礎上。二十等軍功爵制度遏制了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占有，所以在國策變革的大方向上，他們和嬴氏宗室目標一致，這兩者之間的合作有長期而堅固的基礎。
但是，統一大戰一旦結束，中土進入和平時期，本土豪門貴族失去了獲取“軍功”的戰場，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占有比例會迅速下降，他們的實力會迅速萎縮，到那時，他們對武烈侯的助力就會迅速減少，所以獲得外戚貴族的支持，是武烈侯持續主導國策變革方向的重中之重。
這次本土豪門貴族，包括軍政兩屆大員，很多人支持秦王政發動中原大戰，其主要原因就是要搶“軍功”。中原決戰可能是統一的最后一戰，這個“軍功”如果沒有抓住，對本土豪門貴族的未來影響太大。國策變革才剛剛起步，本土豪門貴族還未能在統一后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占據明顯優勢，而統一進程又偏偏“一日千里”，他們現在除了搶軍功實在是沒有其他辦法了。
外戚貴族包括熊氏和隗氏之所以支持秦王政發動中原大戰，其直接原因卻是“王統”。外戚貴族始終是朝堂上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能否控制朝政，主要取決于“王統”。昭襄王能夠獲得王統，與熊氏外戚的舍命一搏有直接關系，所以昭襄王初期，在宣太后和熊氏外戚的保駕護航下，最終坐穩王位并建功立業。莊襄王、秦王政父子繼承王統，則完全得益于華陽太后和熊氏外戚的絕對支持。
現在秦王政雖然尚未立儲，但公子扶蘇肯定是首選。在公子扶蘇問鼎儲君到繼承大統這段時間里，哪個外戚對他的支持最大，那么將來就有可能控制朝政。熊氏外戚一門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蘇東山再起，而隗氏外戚則一門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蘇掌控朝堂，所以熊氏外戚選擇與武烈侯結盟，而隗氏則毅然投向了秦王政。
秦王政決心要置熊氏外戚于死地，又與武烈侯在國策變革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試想隗氏除了選擇支持秦王政，還有其他出路嗎？隗氏只有支持秦王政。
在“保守派”勢力中，本土豪門貴族有先天缺陷，隗氏外戚又徹底倒向了秦王政，武烈侯若想持續抗衡秦王政，必須牢牢結盟熊氏外戚，所以這一次不論付出多大的代價，武烈侯都要拯救熊氏外戚。
如何拯救？
正如趙高和朱英的分析，假如秦王政一定要誅殺熊氏，武烈侯還真的束手無策。
武烈侯早在幾年前開始謀求更大的權力以改變大秦國策，為此他主動結盟于熊氏外戚，并配合華陽太后在政治上進行布局，一次次與秦王政內外聯手，逼迫熊氏外戚退出朝堂，離開京都，試圖以此來拯救熊氏外戚。
歷史上熊氏外戚就是在滅趙之后被趕出朝堂。繼熊啟、熊熾離開咸陽之后，王翦、楊端和與羌廆等一幫將率也在攻克薊城之后被秦王政解除軍職。隨著熊氏外戚和本土老秦人的衰落，隗氏外戚和關東貴族迅速崛起，隗狀和馮劫在內主政，蒙武和李信在外統軍，攻楚大戰就此爆發。
秦軍第一次攻楚失敗，而這次失敗成為了歷史上的一大疑案。
當時王賁在中原潁川方向攻楚，連下十幾座城池，拿下鴻溝，切斷了楚國和魏國之間的聯系，然后集結重兵攻打魏國大梁，斷絕了魏楚合縱的可能。
在王賁攻打大梁的同時，蒙武和李信開始攻打楚國。
蒙武和李信也是從潁川出發，沿潁水而下，出汾陘塞，攻打安陵、鄢陵，前鋒軍直殺陳，但陳高大堅固，急切間難以攻克，而壽春方向的援軍又殺了過來，所以蒙武和李信沒有直接攻打陳，而是“圍城打援”，率主力繼續南下，李信打平輿，蒙武打寢，兩軍南北夾擊，把楚國援軍殺得大敗而逃。
接下來，秦軍可以打陳。拿下陳，大軍就可以直殺壽春。
偏偏在這個時候，昌平君熊啟在鄢郢造反了。鄢郢就是江陵。李信率軍急速殺到南郡，平定了鄢郢之亂，而昌平君熊啟則投逃奔楚國。
李信再次趕赴淮南戰場。此刻蒙武已經拿下陳，率軍在城父一帶與楚軍作戰。李信在趕赴城父的途中遭遇楚軍主力。項燕包圍了秦軍，殺秦軍七都尉，李信大敗而逃。
秦軍第一次攻楚就這樣失敗了，而失敗的原因和昌平君熊啟的叛亂有直接關系。假如沒有熊啟在鄢郢的叛亂，李信就不會離開淮南戰場，而秦軍就可以迅速拿下陳，以摧枯拉朽之勢直殺壽春。李信以偏師平叛，平叛回來后遭到楚軍包圍，偏師全軍覆沒，這一仗就這樣打輸了。這一仗打輸的后果就是王翦復出。
王翦復出，率六十萬大軍攻楚。可以肯定，老秦將率全部出動了。王翦打了三年，平定江東，徹底滅楚。
滅楚一戰整整打了三年，可見其難度，由此也可見第一次攻楚即便沒有昌平君的叛亂，蒙武和李信還是要敗。這是雙方實力所決定，秦軍以二十萬軍隊攻楚國，必敗無疑。
這里就有一系列疑問。
秦王政為什么要驅趕熊氏外戚？為什么要貶謫昌平君熊啟？為什么要解除王翦和楊端和等人的軍職？熊氏外戚和老秦人為什么在同一個時間段遭到秦王政的打擊？
更重要的問題是，昌平君熊啟為什么在鄢郢叛亂？目的又是什么？這里面到底隱藏著什么秘密？
昌平君熊啟的叛亂造成了第一次攻楚的失敗，秦王政的威信受到打擊，王翦和老秦人乘機復出，這里面又藏著什么秘密？
秦王政在這場博弈中顯然失敗了。幾年后，中土統一，帝國建立，秦王政自稱皇帝，這時候王綰、馮劫建議分封，但秦王政堅決拒絕，實施了郡縣制，高度的中央集權自此開始，而此后王綰、王翦、王賁等老秦貴族都不再見諸于歷史，由此可以推測到，在統一前后的幾年里，秦王政以雷霆手段鎮制或者打擊了政治對手，為中央集權制的實施掃清了一切障礙。
由此上溯推理，可以基本肯定大秦在滅趙之后，在確立了統一中土的絕對優勢后，國策變革的爭論異常激烈，朝堂上的各方勢力圍繞著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展開了血腥廝殺。當時熊氏外戚掌控朝政，老秦人掌控軍隊，對秦王政主導國策變革形成了直接威脅，所以秦王政毫不猶豫，果斷罷黜和驅趕熊氏外戚，鎮制和打擊老秦人。
熊氏外戚和老秦人毫不示弱，展開了凌厲反擊。
第一次攻楚失敗，應該就是雙方“斗爭”的結果。秦王政雖然在戰場上輸了，但徹底清除了熊氏外戚，在政治上還是打贏了。老秦人雖然復出了，并為統一建下顯赫功勛，但秦王政利用其后的三四年時間迅速增強和鞏固了自己的實力，在統一之初的國策變革中，給了老秦人迎頭一擊，牢牢捍衛了中央集權制。
寶鼎來到這個時代后，很多湮滅在歷史中的秘密清晰地展現在他的眼前，所以他要讓老秦人掌控朝政，要力保熊氏外戚，要把公子扶蘇推上儲君之位，但他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歷史洪流有改天換地之力，一個人改變不了歷史，所謂的蝴蝶效應更是需有無數個前提，沒有這些前提，蝴蝶翅膀無論怎么扇動也不會引發一場風暴。
如果這一次秦王政誅殺了熊氏外戚，公子扶蘇因此失去了問鼎儲君的機會，就算中原決戰打敗了，武烈侯這幾年所做的努力也大半白費了。
這幾年武烈侯一次次建功立業，一次次在與秦王政的抗衡中贏得先機，都是因為與熊氏外戚的親密合作，如果沒有熊氏外戚調用整個楚系力量幫助他，武烈侯絕無可能取得今日成績。秦王政誅殺熊氏外戚，正是釜底抽薪之策，要給武烈侯和老秦人以重創，就此贏得政治上的絕對優勢。
大秦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是楚系，楚系控制在誰的手上，誰就能控制朝政。熊氏外戚在華陽太后薨亡后迅速被趕出中樞，給了秦王政足夠的布局時間。如今隗氏外戚終于可以代替熊氏外戚控制楚系了，試問秦王政還有足夠的耐心與對手們慢慢周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