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的官學是法學，大秦的教育制度是“以吏為師”，雖然寶鼎曾經努力在咸陽和大梁籌建類似于稷下學宮這種半官方組織的大學府，但最終受制于劇烈動蕩的形勢和大秦官僚們的蓄意阻撓，半途而廢。
那個時候寶鼎就已經預見到大秦在完成疆域上的統一后，很難完成文化上的統一，不過當時他并未意識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戰國文化竟然是導致帝國崩潰的深層次原因。
ūn秋戰國的文化也是不斷發展的，諸子百家各有其長，但其中顯赫者還是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尤其道家、法家和儒家更是人才輩出，形成了系統的學術理論。
以法家為例，商鞅“任法”，申不害“用術”，慎到“重勢”，到韓非則集“法、術、勢”而大成。
儒家則是自孔子始，到子夏開創西河學派廣為傳播，其后有曾子一派主張“修身治國”，而孟子則主張“王道”和“仁政”，到了荀子則主張以“禮”治天下，以“仁義”和“王道”來統一天下。
今日大秦朝堂上，“禮治”和“法治”之爭是主流，而“師古”和“從今”兩種治國理念更是激烈碰撞。
“禮治”一派主張“師古”，從周禮，封土地，建諸侯，他們的背后有豪門貴族的支持。
“法治”一派主張“從今”，以法治國，中央集權，他們的背后是帝國的皇帝，還有以武烈王公子寶鼎為首的堅持“大一統”理念的貴族集團。這個集團處在帝國權力的顛覆，擁有強悍的實力，但正因為傲視群雄，才有高處不勝寒之憂，只要一步錯，則萬劫不復。
四月中，寶鼎要離京趕赴北疆，臨行前，他向始皇帝辭別。
始皇帝很憔悴，給人一種身心懼疲的感覺。帝國統一，國事繁忙，而始皇帝又事必躬親，豈能不累？
寶鼎勸他，“過去陛下審閱的是一個王國十幾個郡縣的奏章，如今帝國有三十多個郡國，每日奏章無數，陛下通宵達旦，身體如何支撐？”
想到歷史上始皇帝在十二年的時間里五次巡視天下，巡視途中依舊不知疲倦地處理國事，過度勞累恐怕就是他五十歲便撒手歸西的重要原因。
“朕也想增加人手，也想讓中央諸府有充足的人員，但財政拮據，短期內恐怕很難改變目前的狀況。”始皇帝抬頭看看寶鼎，笑道，“如果你能留在京師就好了，朕或許就能輕松一些。”
寶鼎苦笑，“北疆形勢沒有取得根本性好轉，南北戰爭沒有決出勝負之前，我回轉京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現幫老將云集北疆，很多事情變得異常復雜了，我必須親自坐鎮大行轅，以確保北疆局勢在可控范圍之內。”接著他指指案幾上的文卷，對始皇帝建議道，“太子在外征戰多年，文武兼備，適當的時候陛下也應該讓他幫忙處理一些國事。”
始皇帝的眉頭微微皺起，眼里掠過一絲不滿之色，“當初誰讓他拜淳于越為師的？”
寶鼎知道始皇帝擔心什么。淳于越正是主張“禮治”，“師古”分封的博士領袖，幾年后正是他和周青臣在朝議中的爭論把“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公開化了，最終導致了“焚書”一案的爆發。此案表面上看是儒家和法家在學術理論和治國理念上的尖銳沖突，但實際上是“集權”和“分封”之爭，是持“集權”思想的法家大臣們與持“分封”理念的豪門貴族之間的一場血腥博弈。
“焚書”一案不僅燒毀了傳承數百年的中土文化，也宣告了帝國在中土文化統一上的失敗，同時也是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
當初寶鼎對大一統的認識還沒有現在這樣深刻，他并沒有意識到中土文化的繁榮源自中土分裂這個特殊的大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是由分裂了數百年的土壤催發出來的，它汲取著一代代中土人的鮮血和生命為營養，所以才綻放得格外燦爛，流芳千古。
中土統一了，這時候疆土統一，政治統一，制度統統一，等等，但唯獨無法統一的就是文化，文化如何統一？
始皇帝別出心裁，把稷下宮的博士制度，一種半官方的智囊團，將其修改加工后，變成官方的決策層機構，也就是博士議政制度。始皇帝試圖用這種辦法來吸收和融合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最終尋找或者創建一種新思想新文化。
始皇帝把這件事想得簡單了。雖然說博士議政制度可以做為中土文化統一的象征，它的建立從制度上對中土不同思想文化進行了綜合，并非常高明地將其納入了帝國的政治軌道，然后再用統一和集權來保護主流文化，并相應地制約和改良異質文化，最終實現不同文化的兼容和吸收，繼而產生適應統一后的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但自商鞅變法以來，法家學術思想在大秦取得主導地位，深入到大秦文化的價值核心層，決定著大秦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使得法家思想在大秦擁有了雄厚的社會基礎，一切不同于法家思想的其他文化觀念，都會遭到大秦人的排斥和打擊，于是，單純的文化統一不再單純，它也不可能單純，它實際上直接影響到了統一后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
只要牽扯到利益之爭，就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比如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的矛盾，軍功貴族和博士官僚的矛盾，秦國和關東六國之間生死仇怨，等等，總而言之，博士議政制度自實施以來，其弊端越來越大，已經讓始皇帝對關東六國文化的寬容態度逐漸動搖。
寶鼎在這件事上的態度隨著對“大一統”理念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也是愈發感覺無助。
他知道始皇帝在文化的統一上失敗了，正是因為這種文化統一上的失敗導致“集權”和“分封”的矛盾徹底爆發。秦王政舉起了屠刀，不僅屠殺了中土文化，也屠殺了堅持“分封”之議的貴族們，最終親手埋葬了他一手創造的帝國。
于是寶鼎有意識地回避這件事，不管是博士議政制度，還是大秦官學和教育制度，甚至包括法家思想和儒家、道家等思想的沖突和碰撞，他都一律回避，但今天他回避不掉了，始皇帝直接把矛盾對準了太子扶蘇。
太子扶蘇堅持穩定的戰略，主張“仁政”，積極倡導“與民休養、輕賦薄徭”等迅速恢復中土國力的一系列舉措，這讓始皇帝對他非常不滿，認為他偏離了帝國的政治軌道，極有可能把帝國引向分裂和戰亂。
寶鼎對此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是他把扶蘇推上了儲君之位。
“太子與我深談了數次。”寶鼎解釋道，“有一點我可以保證，他堅持大一統，堅持中央集權。只要這個大方向不錯，他就不會偏離帝國發展的軌跡。”
始皇帝冷笑，對寶鼎的這種解釋嗤之以鼻。
“過去我也很幼稚。”寶鼎笑道，“我曾對你說過黃老的無為而治，也曾對你說過儒家的仁政和王道。那時候他和我一直在一起，可能受到了我的誤導。等他年紀再大一點，對大一統的認知更深刻一點，他的想法和觀點就會改變。”
始皇帝微微搖頭，顯然還是不能釋懷。
“可以讓太子巡視天下，到處走走看看。”寶鼎建議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再說，現如今剛剛統一，地方局勢緊張，太子出巡，既能起到鎮懾地方的作用，又能展示一下中央的權威，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一舉多得嘛。”
始皇帝遲疑不語，顯然寶鼎的這個建議讓他頗為心動。
歷史上始皇帝一次次巡視天下，其實說白了就是要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遏制和打擊地方勢力對抗中央。如今歷史雖然部分改變了，但政治上的大環境卻沒有絲毫變化，相反，環境更加惡劣了，始皇帝和功臣們、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
“陛下可千萬不要出巡。”寶鼎告誡道，“目前這種情況下，陛下必須坐鎮咸陽，以維護和穩固中央的權威。”
出巡就要離開京畿，皇帝離開京畿就會讓王國承擔一定的風險，假如皇帝威信高，中央權威大，偶爾的出巡尚可接受，但在帝國目前這種緊張局勢下，始皇帝如果出巡，不但無助于增加中央的權威，反而會削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這將置王國于危險之境。
事實上，歷史上的始皇帝如果駕崩于咸陽，歷史肯定會改寫，帝國的國運或許能延續更長的時間，甚至還可以傳個幾世幾代。
“你對大一統的認知更深刻了？”始皇帝忽然轉換了話題，頗有興趣地問道，“說給朕聽聽。”
寶鼎略略整理了一下思路，把“集權”和“分封”這對矛盾的根源來自于“法治”和“禮治”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理念做了一番闡述。
“集權”和“分封”這對深層次的矛盾如果不解決，必然引發血腥的政治風暴，不殺人肯定解決不了問題，而殺人會帶來更大的問題。歷史上沒有任何政治矛盾是靠殺人來徹底解決的，殺人只會讓矛盾爆發得更猛烈。這一點始皇帝有親身經歷，有血淋淋的教訓，稍點即透。
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就是文化的統一，就是把傳承了八百余年的中土不同文化統一起來，形成一種新思想新文化，以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為基礎的新思想新文化。
韓非的法家思想是先中央集權，然后實現統一，至于中土統一后，如何在大一統的基礎上實施中央集權，實施“法治”，他也沒有給出答案，因為他的法家思想的產生土壤是諸侯并列的分裂和戰亂時代。
荀子的儒家思想是先實施“禮治”，以仁義和王道來實現統一，同樣，荀子也沒有給出中土統一后的治國思想。
何謂“師古”？說白了就是淳于越之輩都是墨守成規之徒，不敢超越古人，也不敢正視現實，更沒有能力在先輩的基礎上創造出符合時代發展的新思想新文化。
何謂“從今”？說白了就是李斯之輩同樣墨守成規，同樣不敢超越古人，只能抱著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亦步亦趨，想當然地認為法家思想既然能幫助大秦富強起來統一中土，當然就能讓統一后的中土也能強大起來。
始皇帝笑了起來。
寶鼎未免太過猖狂，竟然全盤否定，但仔細想想，又不能不說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在你看來，這種以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為基礎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創造需要百年時間，是嗎？”始皇帝笑著問道。
寶鼎猶豫著，不知如何回答。
歷史沒有給他答案。劉邦建立大漢帝國，初期的“文景之治”是源自黃老的“無為而治”，而漢武帝創造的輝煌則來源于董仲舒的新儒學。董仲舒的新儒學才是實際意義上的中土文化的統一，并在文化思想上統治了中土兩千余年，但董仲舒創造的新儒學有個前提，那就是舊時代舊貴族和舊文化的徹底滅亡。
中土文化的統一不是舊儒學的簡單傳承，而是在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基礎上的涅重生，是以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為肥沃土壤而綻放的璀璨花朵。
在舊時代舊貴族和舊文化上，在中土實現了大一統但未能實現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環境下，誰能打破舊思想舊文化的桎梏，創造符合時代發展的新思想新文化？即便董仲舒來到了這個時代，他還能創造出新儒學嗎？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假如大秦帝國按照大漢王朝的路子走下去，先“與民休養”恢復國力，其次撤藩完成中央集權制，那么在思想文化的開創上，同樣可以沿襲漢武帝的治國思路，那就是“法治”和“禮治”并駕齊驅，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同時施展。儒學重仁政，講究以露n理勸導實施統治，而法家制，重在政治事功，這兩種思想在漢代就即彼此融合，形成了互補的統治術。中土歷史上，歷代統治者穩固其統治的兩大核心手段都是政治事功與露n理勸導，這其實就是“外儒內法”。董仲舒的新儒學就是融合了儒法兩家思想的新文化。
“能否給朕一個答案？”始皇帝等待良久，看到寶鼎欲言又止，卻遲遲不開口，忍不住催促道，“不管對錯，權當笑談，如何？”
“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前提是必須符合帝國發展的需要。”
寶鼎不再猶豫，還是把漢武帝的治國思路和董仲舒的新儒學做了一番簡要的介紹。
外儒內法的治國理念其實有一個重大弊端，那就是人治大于法治，但大秦的“法治”也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法治，相當程度上還是以“人治”為主，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在這個時代是不存在的。
始皇帝耐心地聽完，然后低頭沉思。
寶鼎的這種說法其實不新鮮，這個時代諸子百家早就開始取長補短了。儒家大師子夏早在西河授學的時候，就融合法家學術了，而荀子的“禮治”思想中就融合了法家治國理念。韓非子從師于荀子，但韓非子卻是法家思想的大成者。李斯也是荀子的學生，但李斯研習的也是法家學術，而他的法家思想中就帶有明顯的“禮治”色彩。
“你現在傾向于儒學？”始皇帝忽然問道。
寶鼎急忙搖手，“內儒外法，還是外儒內法，其實本質上差不多，都是法治和禮治雙管齊下。大秦以法治贏得統一大業，但統一后，法治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行修改和完善，以保持自身的生命力，而融合儒家的禮治思想應該是一種正確的思路。”
“中土文化的統一，單靠諸子百家單方面的融合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寶鼎繼續說道，“帝國必須進行引導，以積極主動的方式推進中土文化的統一，這是唯一的辦法，如果被動等待，其結果肯定是災難性的，因為我可以肯定地說，統一后的中土已經失去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土壤，陛下遲早有一天要宣布，帝國要罷黜百家，獨尊法術。”
始皇帝的眼中掠過一絲詫異。他的確有這樣的想法，他本來想通過博士議政制度來促進中土文化的統一，但結果讓他非常失望，以淳于越為首的儒家大賢們竟然為“分封”提供思想支持，竟然要破壞中土的和平和統一，要把中土再次推進分裂和戰亂的深淵。如此倒行逆施的思想和文化，要之何用？
“中土的統一不僅僅需要時間，更需要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土壤，所以，欲速則不達。”寶鼎說道，“我還是那句話，帝國首先要維持國內的穩定，要擊敗入侵的匈奴，然后才能騰出手來休養生息，恢復國力。等到國力恢復了，中央擁有絕對權威了，那就迅速撤藩，完成中央的高度集權。到了那個時候，我想，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也應該誕生了，中土文化統一的時機也應該到了。”
始皇帝沒有回答，靜靜地思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