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在中樞議事上拿出了自己的決策。
秋收結束，大軍渡淮作戰，攻克壽春，奪取淮南，飲馬大江。如果戰局許可，大軍馬不停蹄，繼續渡江作戰，殺進江東，徹底吞滅楚國，完成統一大業。
這一決策得到了中樞大臣們的一致贊同，而這一決策的出臺，也表明秦王政迫于形勢，不得不否定了武烈侯所主張的“穩定”戰略，放棄了以暫停統一戰爭為代價進行休養生息恢復國力的設想，轉而全力支持“發展”戰略，把統一戰爭進行到底。
接著秦王政宣布，假如渡江作戰困難太大，大軍短期內無法越過大江天險，那么在大軍進行渡江準備的同時，東南主力大軍迅速越過南嶺，遠征西南，開辟西南戰場，對江東實施戰略上的大包圍。另外，咸陽開始直道修筑，集關中、河東、北地、上郡、太原等京畿和西北郡縣的力量，力爭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子午嶺和白于山段的直道修筑，以加強北疆防御實力，同時也加強中央對北疆的控制。
這一決策當即遭到了很多中樞大臣的質疑。
秦王政竟然在這一輪政治博弈中選擇了“中庸”之道，既想緩和與功臣們之間的矛盾，把統一戰爭進行到底，又想得到武烈侯和北疆武力的支持，決定在渡江作戰之前開始直道修筑和遠征西南，這完全出乎中樞大臣們的預料。
這一決策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矛盾轉移，本來朝堂上最激烈的矛盾是秦王政和功臣之間的矛盾，現在秦王政通過這一決策，迅速把矛盾轉化為武烈侯和功臣之間的矛盾。這一招“乾坤大挪移”太厲害了，直接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們之間的沖突，事情愈發復雜了。
武烈侯提出的“穩定”戰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北疆，北疆將因此戰略而穩步發展，如果直道修筑完成，北疆的發展速度將大大加快，這都有助于武烈侯在北疆割據稱霸。
“發展”戰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功臣們，功臣們將利用統一戰爭的最后階段，竭盡全力控制地方力量，繼而形成與中央的對抗。
目前中央的財政非常有限，而遠征江東耗費巨大，功臣們若想順利完成統一大業，必須集中中央財政全力支持統一戰爭。而秦王政的這一決策迫使功臣們不得不與武烈侯爭奪有限的中央財政，誰能奪得中央財政，誰就能實現自己的目標，誰就能在未來形勢的發展中占據絕對優勢。
這時候，秦王政和咸陽宮的權威體現出來了。你想要中央財政，可以，妥協吧，你妥協了，讓步了，我就給你財政支持。
武烈侯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功臣們也有自己的利益目標，雙方各有各的打算，而秦王政和咸陽宮在事關大秦未來的利益上絕不妥協，結果就有了這么個決策，秦王政以中央財政為誘餌，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們之間的斗爭。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秦王政要做漁翁了。
豪門貴族分裂了，既得利益集團分崩離析，其實力必然大打折扣，在與咸陽宮的對抗中必然處于下風，這是豪門貴族們事先根本沒有想到的結果。
那么，武烈侯和功臣們有沒有互相妥協握手言和的可能？現在反擊秦王政和咸陽宮的唯一辦法，就是武烈侯和功臣們聯手結盟，最起碼要維持過去的那個利益聯盟。
然而，武烈侯絕不可能妥協了。
寶鼎有自己的理想，但他的理想被殘酷的現實所摧毀，他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他唯一可以自我救贖的辦法就是幫助秦王政阻擊豪門貴族對“分封”的攫取，幫助秦王政盡快實現中央集權，幫助秦王政實施休養生息之策，讓帝國贏得永久的統一，讓中土世代安享和平。
當初，寶鼎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要崛起和壯大，于是結盟于豪門貴族，借助豪門貴族的力量而崛起，現在，他崛起了，也壯大了，這時他發現豪門貴族是自己實現理想的最大阻礙，于是他不得不與豪門貴族反目成仇，拔劍相向。
事實上，現在的寶鼎也不敢與豪門貴族妥協結盟了。
秦王政這一決策，等于把大秦朝堂上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徹底挑明了。秦王政和咸陽宮、武烈侯和北疆、豪門貴族和地方勢力，這就是今日大秦朝堂上的三股政治勢力，任何兩方攜手，都能擊敗另外一方。
在這三股政治勢力中，武烈侯和北疆是最弱的，尤其致命的是，北疆的生存和發展直接控制在咸陽手中，只要咸陽中斷給北疆的財賦支持，北疆就岌岌可危。
武烈侯和北疆如何選擇？根本沒有選擇的余地。
既然武烈侯和北疆沒有選擇的余地，既然秦王政利用這一決策把武烈侯和北疆與咸陽宮捆綁在一起，那么形勢不言而喻，對功臣們來說是極度不利。
秦王政的這一決策看上去完美無缺，似乎穩操勝券。
然而，寶鼎也罷，中樞大臣們也罷，首要關注的都是中央財政。中央財政的承擔者是誰？就是普羅大眾。普羅大眾無力承擔沉重的賦稅，那么中央財政就會崩潰。中央財政崩潰了，秦王政手里的“誘餌”沒有了，他的這一計策還有成功的可能嗎？他拿什么去推進局勢的發展？
秦王政決策中的高明之處就在這里。
他給了功臣們一個實現自己目標的機會。你如果一鼓作氣打過大江，你就贏了，但假如你受阻于大江，那就對不起，我不可能給你足夠長的時間來對抗中央，而武烈侯和北疆也不可能坐失發展壯大的時機。
功臣們有信心一鼓作氣打過大江，但秦王政既然拿出了這么一個條件，那么武烈侯和北疆肯定要從中作梗，秦王政和咸陽宮也會設置障礙，可以預見，南征大軍肯定要在大江北岸停下來。
這一停下來，形勢就變了，秦王政和武烈侯聯手，要修筑直道，要遠征西南。
直道修筑畢竟受制于作業條件，工期長，屬于長期性投入，每一工期投入有限，說停也就停了，但遠征西南不一樣，那是一次性投入，投入巨大，而且一旦投入就不能停下來，否則幾十萬遠征大軍怎么辦？
遠征西南可以說奪走了中央的全部財政，即便南征大軍做好了渡江作戰的準備，中央也沒有財政支撐大軍渡江作戰了，如此一來統一大戰也就暫時停了下來，而功臣們乘機壯大地方勢力的步伐也就慢了下來。
遠征西南的戰略意義誰都知道，雖然這個戰略目的能否像預想的那樣實現是個未知數，但最起碼在遠征軍開辟了西南之后，秦王政和中央的權威會有所提高，而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假如遠征軍在占據西南后，轉而北上殺進江東，那勢必破壞了功臣們利用占據江東來擴大地方勢力的計策，其后果非常嚴重。
仔細想一想，不難發現秦王政這一決策的真正目的。這一決策看上去是挑起武烈侯和功臣們對中央財政的爭奪，但實際上卻是為了拿中央財政去遠征西南，從而徹底擊敗武烈侯和功臣們妄圖壯大地方勢力對抗中央的圖謀。
白了，秦王政既不想打江東完成統一大業，也不想修筑直道發展北疆，他就是想拿中央財政去遠征西南，繼而遏制武烈侯和功臣們壯大地方勢力，繼而給中央贏得足夠的時間來控制更多的地方郡縣，最終幫助中央成功阻御“分封”大潮的沖擊。
當然，這是理想狀態，這是在武烈侯和功臣們都沒有采取相應對策的情況下，假如武烈侯一定要修筑直道，而功臣們一定要打過大江，秦王政一定要遠征西南，那么大家都要搶奪中央財政，最后就會形成最為惡劣的一種結果，那就是迫使中央加大賦稅的征繳力度，拼命地“壓榨”普羅大眾，把“官”與“民”的矛盾推到極致。
到了那個時候就是生死懸于一線了，還要不要保住統一戰果？還想不想瓜分統一后的權力和財富？還是否要建立一個嶄新的帝國，開創一個全新的未來？
這就是拿未來的帝國做豪賭，誰不敢賭，誰遲疑不決，誰就輸了，但誰敢賭，誰就是義無反顧地去舍身赴死，還是輸。
這就是一個有輸無贏的賭局，唯一能確保勝算的就是“莊家”，就是秦王政。
中樞大臣們不管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也不管自己隸屬于哪個政治勢力，他首先必須站在中樞決策者的立場上考慮王國的未來。只要王國能在未來獲得豐厚的利益，那么其所在的政治勢力才能獲得需要的利益，才能實現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否則，一切都是井中月水中花，都是不切實際的妄想。
現在，秦王政的決策滿足了他們對利益的追求，但結果是王國的利益被無限制地掠奪，中央財政肯定要崩潰，王國的未來一片黑暗。國祚岌岌可危，王國的利益得不到保證，依附于王國而生存的政治勢力又拿什么去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未來？
中樞大臣們的質疑聲越來越大，但秦王政始終保持沉默。
他拿出這個決策后，他就是旁觀者了，他相信沒有哪個中樞大臣會反對自己的決策。當前形勢下，還有比這個更完美的決策嗎？肯定沒有。
至于中樞大臣們的質疑，都集中在中央財政上，而如何提高中央財政，那不是秦王政這個最高決策者的事情，而是中樞大臣們的本職工作。
中樞議事很快進入。
中央兩大財政官長治粟內史卿馮去疾和少府卿王戊明確表態，中央財政無法保證大軍在渡淮作戰后繼續進行渡江作戰，也就是說，即便秦軍在軍事上具備了吞滅楚國的能力，但因為中央財政的極度匱乏，大軍也只能止步于大江北岸。
言下之意，中央財政既然無法支撐大軍在最短時間內完成統一戰爭，那就更不要說去遠征西南或者修筑直道了。
太尉公子騰、上將軍王翦、蒙武、公，衛尉卿李瑤、中尉卿張唐等大臣從軍事角度和統一戰爭的形勢出發，強烈要求在最短時間完成滅楚之戰，為此他們建議中樞馬上修改賦稅政策，加大賦稅的征繳和徭役的征發力度。
太傅公子寶鼎、郎中令蒙嘉、廷尉卿李斯、御史中丞甘羅、內史公子成等大臣極力反對增加賦稅和徭役，認為這是竭澤而漁，必將危及到國祚的安危。
這時候右丞相隗狀、左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駟車庶長公子豹四位上公大臣提出了一個折衷意見，暫時不做增賦加徭的考慮，先進行渡淮作戰，假如渡淮作戰順利，渡江作戰也萬事俱備，那么中央就以完成統一大業為第一要務，下令增賦加徭，全力保證大軍渡江作戰，完成中土的統一。
反之，假如渡淮作戰不順利，渡江作戰更是困難重重，那么中央就必須改變統一戰爭的攻擊策略，就必須開辟西南戰場，然后對江東實施戰略上的大包圍，最后以南北夾擊來完成對楚國的最后一擊。
也就是說，增賦加徭勢在必行，這是形勢所逼，統一大業所必須，但實施力度不一樣。假如大軍在渡淮之后馬上渡江作戰短時間內完成統一大業，那增賦加徭的力度就不大；，反之，假如大軍必須遠征西南，必須以開辟西南戰場來完成對楚國的攻擊，那增賦加徭的力度就非常大。
中樞大臣們旋即沉默。
這不是因為四位上公大臣的一致意見份量沉重，而是因為這明顯是一個陷阱，一個反擊秦王政的陷阱。
很明顯，秦王政無意攻打江東，而武烈侯又一門心思要修筑直道發展北疆，那么無論功臣們如何努力，最終都會止步于大江北岸，既然如此，何不將計就計，讓秦王政去遠征西南？
遠征西南的成功率有多大？看看楚國就知道了。楚國幾百年來有不少胸懷大志的君王都有過開辟西南、拓展疆土的想法，有的甚至付諸實施，但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南嶺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一條大渠改變不了現實，以今日大秦的國力和當前的形勢，遠征西南注定了要失敗。
南嶺大渠的開鑿是武烈侯設下的一個陷阱，而西南策略更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夢幻，偏偏秦王政就上了武烈侯的當，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竟然相信了武烈侯的西南策略，竟然要遠征西南，試圖以遠征西南來拖延統一的進程，延緩功臣們對地方的控制，試圖以開辟西南來增加咸陽宮的權威，打破眼前政治上的困局，這未免過于異想天開了。
秦王政的決策一出，武烈侯和功臣們的矛盾驟然突出，武烈侯和豪門貴族迅速分裂，兩者因為爭奪中央財政勢必要大打出手，而秦王政則可借此機會漁翁得利，調集中央財政去遠征西南。但貴族們不想與武烈侯反目成仇。在他們的眼里，武烈侯和他們的目標都是分封諸侯，兩者利益訴求一致，何必為了眼前的這點利益而大打出手，讓秦王政漁翁得利？所以，干脆推動秦王政去遠征西南。如此一來，秦王政和武烈侯為了爭奪中央財政就要拔劍相向了，最后就算秦王政勝出了，武烈侯也必定從中阻撓，而江南控制在武烈侯手上，假如武烈侯出手阻撓，遠征西南更是沒有半分勝算。
形勢發展到那一步，秦王政就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最終必定以大敗而結束，咸陽宮隨即在政治上陷入全面的被動，可以想像，那時秦王政還拿什么來阻止功臣分封？
退一步說，就算秦王政說服了武烈侯，這對兄弟聯手合作，創造了奇跡，贏得了遠征西南的勝利，但遠征西南的巨大耗費將把大秦拖進崩潰的絕境。
中央財政全面崩潰，秦王政拿什么統治王國？中央增賦加徭，國民不堪重負，必定引發叛亂，叛亂一起，功臣們率軍戡亂，可以迅速增加對地方的控制力，同時也可以借助這一混亂形勢對抗中央，拒絕中央的命令，在所控制地區實施“輕賦薄徭”以收買人心，于是也就形成了割據的事實。
割據形成事實，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秦王政還能阻止分封？那時他若想維持大秦的統一，唯一的辦法也就是分封功臣了。
但這里面有個最大的變數，那就是武烈侯和北疆武力。
秦王政之所以敢于實施此策，就是因為他掌控了武烈侯和北疆的命脈，他可以借助北疆的強大武力威懾功臣，假如武烈侯志不在一方諸侯，而是野心勃勃要取代秦王政，那變數就太大了，武烈侯完全可以利用形勢，先與秦王政合作誅殺功臣，然后再反噬咸陽，篡位謀國。
到了那一刻，秦王政固然是自取敗亡，而功臣們也統統掉進了武烈侯的陷阱，最后秦王政和功臣們都成了武烈侯的口中食，為武烈侯做了“嫁衣裳”，白白把一個帝國拱手送給了武烈侯。
變數始終是未知的，秦王政會防備武烈侯，而功臣們也會更加謹慎，但現在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
三天后，中樞大臣們一致通過了秦王政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