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自然在隨時間而變化著，眼下眾人無非還琢磨著皇帝話里的深意。
汪應蛟不在乎那個，他認為皇帝說得對，說得實在。
“若說有不同，臣以為最大不同便是水利善政！臣昔年巡撫天津，田地草莽叢生，地方百姓說是鹽堿地，無法耕種。臣琢磨著，這是缺水。其后便率百姓開墾水田五千畝，畝產雖只四五石，卻總比荒著好。改任保定后，奏請衛所墾荒，得田七千頃，天津軍餉為之大緩。”
聽起來像是在表功，但汪應蛟想指出的正是朱常洛說的那個基本點：學以致用，皇帝和百官都應認識到國之存在是要先為民。
“這水利善政，使如今大明田土實產糧食多了萬歷年間不少。但臣以為，量還是不夠。”汪應蛟眼睛亮晶晶的，“設若大明處處水利常興，以百姓之勤懇，何愁地少人多？何愁財計？”
說罷朝賀盛瑞拱了拱手：“工部宜再接再勵。之前只是各府州縣內清理整治了一些河湖溝渠，已經有了大用。再有大成效，該琢磨著有哪些地方如同都江堰一般，建成便能福澤千里之大水利。”
“這點提得好，可以謀劃。”朱常洛表達了贊許，隨后補充道，“都知道水利是利國利民的，但君臣治國，以往為何不能有計劃有階段地持續去做？興修水利要錢，朝廷不能每年都撥專銀來修好水利，修不好水利，賦稅又增長不了，朝廷仍是沒錢。”
他看了看眾人，緩緩說道：“朕御極之初不言蠲免，而后厲行優免和商稅，無非開源節流，讓手頭的錢寬裕一些。需借支內帑朕從不推諉，錢用在何處朕卻定要有主張，這都是為了當好這個皇帝，一點點來改變財計艱難的困境。”
最后看著賀盛瑞：“如今汪司農所言，工部自然為難。歲入有限，水利大工程耗費頗多，始終還是沒脫了財計艱難四字。”
賀盛瑞點了點頭：“想必大司農也想過如何再開源。”
他管支出管工程可以，但怎么讓朝廷增加收入，這不是他擅長的領域。
汪應蛟提出水利這個切入點，要說的則是另外一個不同：“若再說一處不同之處，那便是官紳厲行優免了。若說開源，這自然是最大財源。臣肯冒天下之大不韙奏請再改優免則例，卻不免有禍亂之憂。臣愚鈍，想不到好法子。”
蕭大亨不免看了看自己施政院這個戶部尚書……真敢說啊。
但朱常洛最希望有人能說出這一點不同。
泰昌朝目前最大的成就，當然是給官紳優免的膨脹勢頭先剎了剎車。
為此，也付出了大規模增加官員數量和待遇的代價。
汪應蛟敢在這里說他肯奏請搞這件事，傳出去當然是“舉世之敵”。
但他說這會有禍亂之憂，那也是實情。
大家不約而同想著此時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皇帝要樹立這份威望，便是為了這件事做準備。
汪應蛟這屬于提前站隊？
“說穿了，是個錢字。”朱常洛笑了笑，“先不說朝廷如何開源了。小農是民，官紳也是民。國家要讓百姓日子都越過越好，這百姓里也不能把官紳除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一點不必回避。官嘛，朝廷自然通過俸祿和待遇來保證大家能各安其職。士紳呢？大伙不妨再說說看，他們又是如何取財的。”
士紳取財……
眾臣看了看一本正經的皇帝，只覺得今天像是要把許多問題聊透了。
士紳自己能怎么取財？根本無非兩點：一是族中有人做官，貪來的，而后進一步購置田產店宅，借著優免獲利更多；二是自己憑借士紳身份，在地方上交游廣闊、地位尊崇，地方上大小事情總能找到牟利之道，又能輕易組織起人力物力搞定這些事情。
比如這些年比較安穩，不就是地方上的水利路橋等事，不少工程最終都是士紳大戶賺走了各地奉旨存留的那些銀子？
朱常洛主導著這次討論，目的就是把話題引到“農”之外的百業當中。
兼并土地，憑借士紳身份以更低成本獲得土地產出，仍然離不開變現。
這變現，就已經進入到了商這個領域。
各個地方，士紳大戶的取財基本盤，可以說都是糧食貿易。有了糧食，首先能讓闔族子弟脫產進學，然后有原始資金參與更多利潤更高的行業。
哪家士紳不行商？幾家士紳沒搞點小作坊、賺點地方以銀代役之后以雇工形勢來搞的公共事業工程？
而且特點是：越多參與工商的士紳之家，財富積累的速度比那些僅靠田土產出的人家快多了。
甚至可以說這是劃分真正大族和尋常地方士紳的一個標準。
大家也聽出來了皇帝想導引的方向，蕭大亨說道：“陛下，若要再從這商稅入手，只怕就難了。難在吏部、都察院。”
陳薦和朱國祚都看著他。
朱常洛再次點頭贊同：“蕭督政所言極是。就算上下都心知肚明這一塊是遠比賦役大得多的財源，卻不那么容易稽核征繳。賦役畢竟有魚鱗圖冊、黃冊為依據，工商呢？如今不過是坐店征一些，市舶鈔關這些商貿繁華之地設卡征一些。”
哪怕是在朱常洛十分了解的后世，這一部分仍舊是難題。
更別提如今這種主管部門缺失、會計規范缺失、信息溝通遲緩、管理手段落后的時代。
互相遮掩、做假賬、賄賂地方官吏逃稅……能想到的方法太多了。
所以蕭大亨說難在吏部，難在都察院。
朱翊鈞派出礦監稅使，從盯著私礦開始到觸及地方稅收征繳，不就鬧得“天怒人怨”？
沒法子，根本沒有規范的收稅依據，再加上各地稅監私欲膨脹，那不就倚仗皇帝撐腰直接給數字讓地方交？
太粗暴了。
對此，朱常洛說道：“不能因為難就不做，這件事，總要去做的。如若不然，始終只讓小民擔賦役之重，士紳大戶雖需厲行優免，但工商之利卻大有手段遮掩避稅。既享賦役優免，又得工商之利，這不公道。君臣不若議一議，這方面該怎么辦。朕先說，官紳沒了優免不是目的，國民都能比以前過得好、各有發家上進之途，朝廷財計也寬裕，這才是目的。”
至此，他算是把應該除了優免這一點明白說了出來，但又說并非想逮著士紳大戶薅羊毛。
皇帝要達到的目的太難了，眾臣不免面面相覷。
優免都沒了，還要讓官紳覺得比以前好，那怎么可能？
朱常洛見他們個個沉默不語，也不以為意。
即便是有心為國為民的賢臣，囿于時代見識，也不見得能具備足夠的格局和魄力提出好法子來。
這里面牽涉到的問題太多，絕不只是什么鼓勵工商又厲行商稅那么簡單。
朱常洛自己也沒有一定生效的周全法子，但正如他所說，這件事總要去做。
純粹農業創造財富的效率畢竟有天花板，國家想擴大財源必須從利潤率更高的行業入手。
“都不說，那就朕來說。”朱常洛這才讓劉若愚翻開那屏風，“民間不好稽核征繳，那就從官辦來征繳。地方士紳若說這是與民爭利，那就不如加入官辦。總之朕說了，國還是以武力為基礎的。因時而變的道理，行之四海而皆準。朕說國民都能比以前過得好，也只是指大部分而非全部。那樣的事，圣人也辦不到，畢竟總有人不愿變，總有人不明白應該因時而變的道理。”
一個個地看過去，朱常洛肅然說道：“只不過你們都需謹記，百姓歸心，國家就穩固，君臣才能繼續分享權位名利。百官之中不明白這個道理，因家而忘國的，那就同樣不合時宜。朕意即決，百官若愿從，士紳若愿變，那就一切都好，朕自會為大明再開新天。如若不然，那自是再動兵戈，讓士紳明白國的底色是武力。”
大家心里聽得震蕩，眼睛卻看著那屏風。
皇帝今天說得夠實在了，君臣就是共治天下的。皇位皇權的底色就是武力，是血紅的。
當然，那是不得已而為之。而尋常狀態下，應該是有一個妥善的機制，大家既能被賦稅供養，又能讓國民歸心，覺得朝廷行的是善政。
如今那屏風上，就是皇帝給出的答案。
大家先留意到的，是僅次于皇帝的那個位置。
還有與一房四院并列的，另外多出來的三個位置。
又有幾列觸及地方，卻直通中樞的官衙。
還有一些聽著陌生，但望文生義能讓他們猜測出意思的官衙和官職。
“朕來詳細剖解。”朱常洛首先指著那個僅次于他的位置，“以大明之遼闊，不可只是仰仗皇帝圣明。民政是社稷根本，將來要有個真正專管民政的實權宰相。”
葉向高和朱國祚都緊緊盯著那個位置，看著那個位置底下龐大的執政院。施、執，一字之別，含義截然不同。
這就是皇帝說的君臣共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