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是一名球員時，人們問我是否考慮過當教練，我讓他們忘了這回事。
我無法想象自己扮演教練的角色，而且我對當教練實在沒有太多興趣。
首先，我不想穿西裝；其次，我沒辦法在不妙的情況下脫下西裝上場。
1991年退役時我說了同樣的話，但還是有球隊打電話給我，讓我考慮為他們工作。
那時候我還沒做脊柱融合手術，即使我想工作，我的身體也無法勝任。
我仍然很痛苦，甚至無法走路，別說站在場邊指揮，坐飛機對我而言都是一種折磨。
另外，我想休息一段時間，和家人在一起。
過去十幾年時間，我一直在全美各地飛來飛去。
退役時我和妻子承諾了，我要休息，陪伴兒子康納一起成長。
我喜歡花時間陪著他一起，教他游泳、釣魚，當然還有打球。
我們家很快增添了一個新的成員，女兒瑪麗亞。
后來我復出參加了1992年奧運會，成為夢之隊的一員，這是我無法抗拒的。
至于做教練，我依舊持否定的態度，我沒什么興趣。
我不能確切的告訴你，我什么時候改變了主意。
可能是1993年波特蘭悲劇觸動了我，又或者1994年辛普森案改變了某些想法。
還有可能是上映的《阿甘正傳》讓我想重新投入到滾滾的歷史潮流中。
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我住在佛羅里達的那不勒斯。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但在那兒只有很少很少的事情可以做。
在這個世界正發生轟轟烈烈的變化時，我卻變得無所事事。
一開始我是很喜歡待在那里的，人們認出我但不會找我簽名。
他們只滿足于揮手和我打招呼，那是一段平靜安寧的日子。
我在那不勒斯四處游走時不必擔心一大群人會跟著我，這感覺真好。
我從不習慣人們認出我，然后大驚小怪，這會讓你成為困在屋子里的囚徒。
在波士頓，我走哪兒都會被認出來，凱爾特人的球迷非常熱情，可因此我不能7點鐘去看電影或者去商場。
我不介意有人向我要簽名或者合影，可被一群人圍著的感覺并不好，我會變得非常焦慮，只想離開那里。
退休后在那不勒斯，我過的相當輕松，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打高爾夫球。
過一陣子，我厭倦了高爾夫，我開始釣魚。
接著，我又厭倦了釣魚，我感到很無聊。
于是我更多陪伴孩子、妻子，帶他們出去玩，彌補我過去的缺失。
可是我覺得我的生活缺失了，作為一個運動員我老了，可作為一個人，我還很年輕。
我不能也不應該停止工作，有一件事我越來越確定：我不能再接下來的二三十年里無所事事。
我不缺錢，我需要的是某種挑戰，在我退休的幾年時間里，這種挑戰是缺失的。
黛娜對我了若指掌，她看出我有些坐立不安。
黛娜最好的一點是她不在乎我做什么，她都會支持我。
她愿意嘗試新事物，愿意去任何地方。
如果我今晚告訴她，我們要收拾行李去洛杉磯，她會說：“真的？好啊！”
雖然我們定居那不勒斯，但我們在印第安那、波士頓都有房子，我們都住過。
哪里都不算我們真正的家，可能房屋對我而言只能算居所，真正的家是你能讓你有歸宿感的人和事業。
人我有了，我需要一份事業，尤其在我兒子康納、女兒瑪麗亞漸漸長大后，他們開始聽到一些關于爸爸的事，知道爸爸過去是一個職業籃球運動員。
康納對此感到很好奇，他會問我：“你很厲害嗎？”或者“你以前經常訓練、打球？”
（兩個問題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有一天，康納回到家，他問我是否認識阿甘。
如果認識，能不能讓他到家里來一趟，康納想見見他。
我告訴康納，他小時候在巴塞羅那已經見過阿甘了。
那時候阿甘和夢之隊成員一起住在酒店里，就在巴克利房間隔壁。
他還和阿甘的兒子，斯托克頓的兒子，還有其他小孩一起玩耍過。
康納對這個回答很滿意，之后一段時間，他沒怎么再提起阿甘。
又有一天，康納放學后回家問我：“爸爸，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當時是1996年，我本該為凱爾特人做一些顧問工作。
但我并沒有為他們做太多事，我知道我想離開那里。
就在那時候，我意識到，也許是時候回去工作了。
我不想我的孩子長大后認為他們的老爸整天只知道打高爾夫球。
多年來，至少有三支不同的球隊向我提供過主教練職位。
其中有兩支球隊要求我對我們的談話保密，由于我答應了他們，所以我不能透露球隊名字。
我可以告訴你們的是，開拓者在1993年就開始與我接洽，那一年他們遭遇了可怕的悲劇。
其實當時我很想接下那個挑戰，尤其在關于阿甘會退役的流言甚囂塵上的時候，我反而更想試試了。
因為一，我不認為阿甘會在這種球隊艱難的時刻退役；二，如果他真的退役，我正好可以接下一個巨大挑戰。
可惜我的背部不允許，我的背傷仍然很嚴重，所以最終我放棄了執教阿甘的誘人選擇。
當我的背好了以后，我并不懷念打球，我開始懷念比賽。
我在佛羅里達，可以經常去看邁阿密熱火的比賽，他們拿到了1995年的總冠軍。
那是屬于奧拉朱旺的賽季，他是非常了不起的球員，這個賽季他和萊利都得償所愿。
不過說實話，我很少關注球員，在比賽中我更多會盯著帕特萊利。
我關注他在比賽中如何做決定，他在激勵球員方面非常出色，這令人著迷。
無論你看邁阿密的哪一場比賽，他們的隊員總是站在合適的位置。
萊利很好的布置了陣型，鞭策球員們賣力的比賽，即便球員受傷，萊利也能找到贏球的辦法。
萊利是聯盟最優秀的教練之一，當然在80年代我們是敵人，兩次在總決賽相遇。
我們互相厭惡對方，萊利討厭波士頓，討厭波士頓花園球館，因為地板有壞死，更衣室很破，沒有空調，熱水不管用……
總之，他總是有很多抱怨，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抱怨不是單純的嘴碎，他有自己的目的和策略。
這一點上，萊利僅次于阿甘，他們的每句話都不是隨便說說的。
他們知道如何利用媒體，利用裁判，利用對手，為取勝添磚加瓦。
當然，作為球員時我絕不會認同他們說的每一句話，我會完全否定他們。
盡管我在心里承認，萊利是少數幾個能迫使我改變比賽方式的教練之一，但我從來沒有說過他的好話。
萊利總是能在比賽中做出一些調整讓我慢下來，比如我連續得到六分或者八分，萊利會叫個暫停，然后立刻更換陣容，把我的節奏打亂。
他會讓魔術師約翰遜來包夾我，大個子的包夾總是會造成更大的麻煩。
萊利使用的另一個花招是指示球員讓我在更靠外的位置去接球，他認為這會讓我失去平衡，或者接球后無法立刻發起進攻。
萊利還專門讓庫珀來對付我，庫珀是我遇到最難對付的球員之一，我曾經看過一篇報道，庫珀說他過去常常和妻子躺在床上看我的比賽錄像。
萊利給我制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但我從來都認可他，我絕不會讓他知道的。
然后他在1987年離開了洛杉磯，我沒料到，湖人和萊利就這么被阿甘和開拓者給打散了。
于是萊利去了邁阿密，并徹底改變了風格，打造了一支全新的球隊。
每個人都認為萊利只能用一種方式打球，他是一個開放式的炮轟教練，因為湖人就是這么打的。
他剛到邁阿密，就挖來了德雷克斯勒，人們都期待著他將滑翔機打造成第二個魔術師。
可實際上，萊利在邁阿密打造了不同風格的比賽，他收羅了一群球風粗魯的悍將，他們打得像曾經的底特律壞小子，沖撞，追逐，每個晚上都在發生戰斗。
一個好教練的標志是，你可以用兩種方式打球，一個是技術性的，一個是身體性的。
這就是我下定決心要做的，如果我真的去當教練的話。
我發現自己越來越想當教練，只是我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
我不斷去觀察，思考，而我思考的越多，越發覺得俄勒岡波特蘭是個合適的去處。
當然，我不是開拓者的球迷，事實上我們之間有著很深刻的仇恨。
1986年是我最后一次打進總決賽，和我的第三座總冠軍獎杯如此之近。
那是一個近乎完美的賽季，但因為總決賽的失利，完美變得尤其不完美。
68勝成為詛咒，五星陣容成為笑話，從此之后我們再沒能染指冠軍以及決賽。
一切都是拜波特蘭開拓者所賜，之后的的很多年里他們統治了聯盟，真正的統治，就像60年代凱爾特人統治NBA一樣。
直到1993年，彼得洛維奇和劉易斯接連死亡，人們都非常震驚，包括我在內。
當事情過去以后，人們都會想，這會不會是他們得到太多冠軍和幸運的詛咒？
我知道這么說缺乏同情心，但這種說法確實甚囂塵上，人們多多少少帶著幸災樂禍的心態等待開拓者的失敗。
但他們在1993年總決賽中還是堅持下來，4：2擊敗了熱火，他們對冠軍和勝利的渴望如此執著，執著到足以超越死亡。
就是那一刻，我內心已經消除了對開拓者的仇怨，輸給他們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
同時我很想知道，他們究竟秉持著一種怎樣的文化，可以持之以恒的強大下去。
又或者，這是阿甘一個人的神跡？
如上文所言，我因為背傷錯過了機會。
這不是我第一次錯過和開拓者合作的機會。
曾幾何時，我是有機會以狀元身份進入NBA打球的。
那是1978年，我參選NBA，開拓者想用狀元簽選我。
他們剛剛在常規賽拿到了冠軍，可因為沃頓的傷病毀于一旦。
原本他們充滿了潛力，有機會在70年代末構建一個王朝。
但傷病毀了一切，沃頓對開拓者的控訴傳遍聯盟，當時所有年輕球員和明星都不愿去那里打球。
當時我的朋友艾德賈克斯打電話給我，說開拓者有可能在首輪第一順位拿下我。
我在媒體上表示，我不想去開拓者打球，因為我的腰椎受不了，還是放過我吧。
這樣的表示多少刻薄了一些，但那就是當時開拓者在球員中的口碑。
況且當時我答應媽媽，一定會讀完大學再進NBA，很多球隊都等不起一年。
包括凱爾特人之前五個順位的球隊，那時候NBA的經營相當困難，一個賽季的空窗可能意味著球隊破產，他們都急需一個能賣票的球員吸引球迷走進體育館，用賣票收入維持脆弱的資金鏈。
最后開拓者在首輪拿下了米切爾湯普森，一個后來給我們造成很大麻煩的家伙。
1984年的選秀對開拓者而言才是真正脫胎換骨的一次選擇，他們在第二順位拿下了阿甘。
阿甘改變了開拓者，也改變了這個聯盟，他讓整個NBA的走向都發生了變化，推動NBA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聯賽，當然那是后話。
時間到了1996年，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我想得到一份工作，我在凱爾特人管理層缺乏真正的話語權。
當時凱爾特人讓我負責物色教練的工作，我打電話給開拓者總經理巴克沃爾特，想通過他問問，PJ卡列西莫是否考慮來波士頓工作。
據我所知，他在波特蘭干的還不錯，但不是很得人心，他或許可以來波士頓試試。
巴克沃爾特說可以，同時巴克沃爾特說，如果PJ卡列西莫離開，我可不可以考慮來開拓者做教練的工作。
我為凱爾特人找教練，找到了開拓者，開拓者愿意把他們的教練給凱爾特人，然后讓我去做開拓者的教練……
聽起來像四個傻子，但NBA就是這樣，圈子不大，很多決策比你想象的要隨意，草臺班子比比皆是。
開拓者的管理層是個例外，他們曾經組建起聯盟最優秀的決策團隊，和最好的傷病管理。
不過幾年內他們遭到了熱火和湖人的洗劫，巴克沃爾特已經在退休的邊緣（1997年他退休）。
因為杰里韋斯特的離開，他不得不在1993年重新擔任總經理職位，這位曾經簽下摩西馬龍的經理，有著劍走偏鋒的敏銳嗅覺。
開拓者的老板是唐建國，一個名噪全美的作秀專家，人人都認識他，大部分都不喜歡他，認為他浮夸、唯利是圖。
他是大西洋城的賭王，但90年代美國賭博業的重心在轉移到拉斯維加斯，他的房地產和賭博生意越來越糟糕。
籃球成為了他最成功的投資，1993年時，他拿到了四個冠軍，擁有了一座全新的現代化體育館，他避免了破產的厄運。
當開拓者出現危機時，很多人認為唐納德會賣掉開拓者，在最高位套現離場，可他沒有那么做，他堅持了下來。
這一點讓很多人對他刮目相看，包括我在內對他有了不小的改觀，想來當初杰里韋斯特答應為開拓者效力，不是沒有原因的。
后來我倆通了電話，他說很想讓我到開拓者執教，他相信我的到來，能為開拓者帶來新氣象。
那時候阿甘已經退役，開拓者經歷了一個賽季的沉淪，他們在1996年選秀大會上摘下了兩個高中生。
一個是17歲零312天的科比布萊恩特，一個是17歲零261天的杰梅因奧尼爾。
上帝，兩個人年齡加起來都沒我大，當時沒有人知道開拓者到底想干嘛？
選兩個這樣的愣頭青，唐納德卻告訴我，這是阿甘的決定，他喜歡這兩個孩子。
于是我就說：“如果阿甘愿意回來打球，我就愿意來開拓者執教。”
我只是這么隨口一說，哪知道當天晚上唐納德就電話我，說阿甘愿意復出。
我驚到了，阿甘就這么決定復出了？他又要回來了？紅色的恐怖又將降臨嗎？
1996年6月28號，媒體上果然出現了I'mBack的宣傳，沒有說是阿甘，但所有人都知道是他。
全美的輿論都沸騰了，那段時間所有人都在討論阿甘即將復出的消息。
太多人期待，也有太多人害怕，這絕對是一件會顛覆聯盟格局的大事。
我相信在那六個字母出現時，NBA的球員們又回憶起了被阿甘支配的恐懼。
唐建國和阿甘決定親自來那不勒斯和我見一面，當面商議我成為開拓者教練的可能。
我知道，當阿甘決定親自來見我時，我已經很難抗拒這份工作了。
執教阿甘，還有比這更有趣，更有挑戰性的工作嗎？
我決定去機場接他，我在腦海中想著見到他后的場景，我已經迫不及待要和他打一場嘴仗。
不過阿甘總是個出人意料的家伙，他從飛機上下來后立刻沖向我，緊緊握住了我的手。
他說：“拉里，給我一根香蕉吧，我愿意為你打球。”
————1999年出版，拉里伯德、JackieMacmullan合作編寫《BirdWatching》，節選。
伯德看著甘國陽坐在車上開心的吃著香蕉，這已經是第五根了，佛羅里達不缺香蕉。
“法克魷桑尼，幸好我不是黑人，不然我會以為你在開什么種族主義玩笑，傳出去你就完蛋了。”
“不要那么敏感，我只是有點缺鉀。我太餓了，我希望在復出發布會上，用最好的形象面對媒體。”
“那你應該選擇健身，而不是節食！”
“時間太短，先瘦下來再說，后面我很快會練起來的。”
甘國陽在將近五個小時的飛行途中，體會了當初昆汀史蒂芬森減重的痛苦。
如果是普通人，一頓不吃不是什么大問題，甚至一天不吃都沒關系，扛一扛喝點水就過去了。
可對于身高6尺10，身體代謝極為旺盛，精力驚人的前職業運動員而言，按時按量的攝入食物很重要。
過去打比賽的時候，甘國陽正常一天都是四到五頓飯，頓頓都要吃的很好很飽，才能有能量消耗。
退役后，因為身體代謝還是很強，每天四頓，偶爾五頓，吃的沒過去多，但和普通人比依舊很大量。
最近為了減脂，四頓改兩頓，基本上10個小時左右吃一頓，今天算是剛開始，真是要了老命。
即便餓的頭發昏，甘國陽還是堅持住了沒問伯德要披薩、漢堡，而是要了些香蕉補充一點電解質和糖分，讓自己不至于暈倒。
等到了伯德家中，甘國陽終于有機會比較好的吃一頓，但他還是保持了極大的克制。
伯德看到甘國陽這個樣子覺得好笑，道：“你的偶像包袱太重了，就算你胖胖的樣子復出，大家依舊會畏懼你。”
甘國陽道：“你不懂拉里，形象與心理作用密切相關。籃球就是看誰能嚇倒誰，不是嗎？”
甘國陽在這里盜用了“Xman”麥克丹尼爾的名言。
伯德道：“有一定道理，就像你在波士頓扣碎籃筐，在底特律放倒蘭比爾。這一切都是你的虛張聲勢，心理戰的大師。”
“沒錯！未來我們就是伙伴了，所以這些可以告訴你。并且虛張聲勢沒什么不對的，老虎也會虛張聲勢，不代表它不能咬斷你的喉嚨。只不過虛張聲勢就能嚇破一些家伙的狗膽，余下的力氣可以對付那些嚇不倒的家伙。”
這時，伯德反倒矜持起來，道：“哦不不不，我可還沒答應成為開拓者的教練，我們算不得伙伴。當然，你和我說這些也沒關系，畢竟我是沒辦法復出打球了。”
“告訴我你還在擔心什么，憂慮什么，怕執教我無法獲得成功嗎？”
“執教你沒有問題，說實話我很期待，但開拓者不是只有你一個。你們在選秀大會上選了兩個小朋友，我不太明白，開拓者究竟想要怎么樣？要重建，又或者要沖擊總冠軍？”
伯德給甘國陽出了一道難題，仿佛只有回答好了這條問題，伯德才會做開拓者教練。
其實在甘國陽決定復出的時候，伯德已經下定決心，不管開拓者什么樣的陣容，他都想體驗和挑戰一下。
挑選兩個高中生球員雖然很不符合他的籃球審美，但這幾年生活淡出鳥來的大鳥，急迫的想在教練工作中找尋一些刺激。
所以，情況越是復雜，局面越是難搞，伯德的興趣就越大。
只不過面對阿甘他不想快速低頭，他想從阿甘那里聽到更多關于籃球，關于球隊的想法。
這對兩人未來的合作至關重要，伯德希望這是一支依舊保有活力的球隊。
這和他們曾經的成就無關，和他們選擇的球員是不是年輕也無關，而是和球隊的理念相關。
像凱爾特人，曾經多么的成功，多么的輝煌，NBA在某個時間節點，幾乎要變成綠色。
凱爾特人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和他們的理念是離不開的。
奧爾巴赫構建了一個相對封閉，保守，由大家長牽頭，內部循序漸進選拔，外部利用規則打劫天賦的托拉斯式文化。
這套理念，文化，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在大衛斯特恩的刻意打擊，以及時代浪潮的沖刷下，已經腐朽不堪。
伯德回想起這兩年在凱爾特人管理層的工作，簡直如噩夢一般，完全和球員時期不同。
他從來沒有真正進入權力中樞，雖然他是頭牌球星，但從內部培養秩序來說，他沒有經歷循序漸進的選拔。
大部分時間伯德都留在那不勒斯，一邊治療背傷，陪伴家人，一邊做一些簡單的咨詢工作，或者以他的球星身份為凱爾特人站臺，當一當說客、聯絡員。
比如讓他聯系開拓者，詢問卡列西莫是否愿意來波士頓，等等這類不能說無關緊要，但也不用進行決策的事務性工作。
后來球隊總經理的職位空缺，戴夫加維特辭職，老板沒有將總經理職位給伯德，而是給了伯德曾經的替補ML卡爾。
卡爾在凱爾特人打球的時候，是個場均3、4分的角色球員，還是伯德的替補，一個跟班小弟。
如今卻成了伯德的領導上司，伯德的很多工作、決定，都要卡爾來拍板。
這種身份、地位上的落差，換成一般人都受不了，更別說伯德這樣曾經呼風喚雨的超級巨星。
而且ML卡爾在很多理念上都和伯德不一致，伯德對球員選擇有自己的看法，可ML卡爾不這么想。
結果就是伯德的一些建議和想法都得不到尊重，伯德怎么可能一直留在凱爾特人受氣。
這還是凱爾特人的內部問題，外部凱爾特人更跟不上時代，他們過去打劫選秀權PUA自家球星那一套已經不管用了。
新的勞資協議和交易規則，呈現了截然不同的球員市場形態，奧爾巴赫發家的那一套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所以怎么看，凱爾特人短時間內都很難再重現輝煌，伯德胸中縱有千般謀略，卻也找不到施展的平臺和機會。
偏偏這個平臺還是自己努力拼搏了整個職業生涯，為之帶來總冠軍榮耀的凱爾特人，其中的諷刺和心酸只有伯德自己能體會。
當然，伯德是個大心臟，面對這樣的局面，他沒有投身到內部斗爭中，也沒有悶悶不樂，而是選擇抽身離開。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開拓者同樣處在一個輝煌的尾聲，伯德的確有些擔心，那些王朝的積弊，會不會留在波特蘭。
甘國陽吃了個半飽，腦子又能運轉了，他聽出了伯德的弦外之音。
于是，甘國陽從多個方面為伯德分析了一下開拓者當前的局面，以及他們在七個總冠軍道路上，是如何一邊腐朽一邊重生的。
這一年半的退役時間，甘國陽除了敲木魚加看新秀之外，可是沒少看書學習。
況且他原本就見識廣博，口才出眾，說的頭頭是道，鞭辟入里，很快伯德開始頭暈腦脹。
伯德很聰明，見識鋒利而深刻，但他不喜歡看書，更不喜歡長篇大論，很多時候他都是靠直覺。
一開始他還能跟上甘國陽的思路，很快他開始腦子疼了，這家伙都用上長難句了！
伯德當初上大學，上課考試對他而言比投籃要難得多。
“別念了，別念了阿甘！”伯德連忙擺手。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說的有道理還不行么？
甘國陽見狀，對一直沒怎么說話的唐建國道：“老唐，你總結一下，讓拉里能聽的更明白。”
唐建國總結道：“就是球隊緊緊圍繞在阿甘周圍，以冠軍為唯一的目標。”
伯德一拍桌：“早這么說不就OK了？開拓者一定是一支很棒的球隊。”
于是，三人在飯桌上就握了手，伯德將成為開拓者新賽季的主教練。
唐納德說，開拓者就是圍繞阿甘建設，爭奪總冠軍。
謝特，這他媽的就是我喜歡的球隊。
————1999年出版，拉里伯德、JackieMacmullan合作編寫《BirdWatching》，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