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8日，我宣布從波士頓凱爾特人隊退役。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之一。
必須理解當時我的背部狀況有多糟糕。
將近10年來，背部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我再也受不了了。
疼痛無休無止，無論我做什么——站著、坐著、躺著、前傾——都無法擺脫它，它完全占據了我的生活。
有些日子，我甚至彎不下腰去撿球，更別提投籃了。
有些晚上，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吃飯。
甚至連抱起我兒子康納都讓我疼痛難忍。
傷痛讓我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打球，那時我會厭惡我自己。
我不知道妻子是如何陪伴著我忍受這么多年的，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也許這就是為什么當我走到講臺前，最終大聲宣布一切結束時，我感到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擔。
當我不必再強迫自己忍受所有這些痛苦時，我感到如釋重負。
老實說，當時我討厭籃球。
新聞發布會一結束，我和一些好朋友，包括我的理療師丹德雷克就出去慶祝了。
沒有什么可悲傷或感傷的，是我該結束的時候了。
在新聞發布會前幾個月，我就知道自己已經離退役不遠。
19901991賽季剛結束時，我的背部開始出現不適，我知道自己不行了。
但直到1991年7月，我才真正承認，自己真的不能再打球了。
我并不害怕離開籃球后的生活，籃球曾經是我的全部，但疼痛會讓人精疲力盡。
我得了神經壓迫癥，我的L4椎骨扭曲地壓在L5椎骨上，中間夾著一根神經。
這使得我的脊柱非常不穩定，骨頭不斷壓迫我背部的神經，這感覺糟透了。
丹德萊克會幫我治療，他可以暫時把骨頭從神經上移開，但沒過多久，灼燒般的疼痛便從腿向下蔓延，我又會陷入麻煩中。
丹已經為我治療了近10年，他非常擔心這種壓迫會對我造成的永久性傷害。
我們有過很多次關于退役的嚴肅討論，從1989年那次大傷報銷后開始，我覺得每一場比賽都像我職業生涯的最后一戰。
1990年夏天球隊進行了大交易，我們送走了充滿潛力的雷吉劉易斯，迎來了非常適合我們的迪瓦茨和霍納塞克。
1991賽季的前半程我們打得非常出色，一度占據了聯盟第一的位置，大家都覺得那支凱爾特人回來了。
只有我清楚，我們事實上相當虛弱，從精神到肉體，我們很優秀，但很難奪得總冠軍。
1991年的夏天，我進行了背部手術，以期徹底消除脊椎骨壓迫神經給我帶來的痛苦。
在那年的季后賽，我的身體狀況非常糟糕，腿上灼燒感非常嚴重，我都感覺不到我的腳趾了。
我坐不下去也站不起來，我真的被嚇到了。
我設法在花園球館打完了第五場比賽，和步行者進行的搶五戰。
在比賽開始前我感覺非常糟糕，可是丹對我進行了一番處理后，我的腎上腺素開始激增，我可以完全忘卻糟糕的感覺
我知道以后會為此付出代價，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們在第五場比賽中擊敗了步行者，贏得了系列賽。
比賽中我在追逐一個漏球時撞到了鑲木地板上，撞得頭昏眼花。
老實說，我不太記得當時的情景了，當他們把我帶進更衣室時，我有點神志不清。
隊醫阿尼謝勒坐在更衣室密切關注著我的情況。
在我頭腦開始清醒一點后，我對他說：“我能投籃嗎？我能回到場上嗎？”
他說：“嘿，你已經做得夠多了。就這樣吧，休息吧。”
可是我不斷聽到觀眾們的呼喊聲，他們在高呼，“拉里！拉里！拉里！”
我看著阿尼，說：“該死！”
于是我站起來，跑過那個通道，回到球場，全場都瘋狂了。
后來，當我被步行者隊雇用時，唐尼沃爾什說他知道我會打，知道我會回來，全場都會瘋狂，然后我們會贏得比賽，這正是后來發生的事情。
即便如此，我們無法保持這種勢頭，我們最終在接下來的半決賽中輸給了底特律隊。
然后，我做了第一次背部手術，開始考慮退役的事。
手術過程包括切除椎間盤，拓寬通往脊髓神經所在的管道。
手術當天，我在外面步行了10英里。
我的外科醫生非常樂觀，他說：“你應該在1月份回來，我會再檢查一下，但我認為你會沒事的。”
但我卻和醫生說：“我可能永遠都不會回來，不管恢復的好不好。”
我和球隊的新運營戴夫加維特認真商討退役的事。
戴夫在1990年加入凱爾特人隊，他勸我不要退役。
我們一見如故，戴夫有很多如何幫助球隊的創新想法，我喜歡和他談論籃球。
他在70年代帶領普羅維登斯大學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成績，他了解球員如何看待比賽，也明白什么樣的球隊可以取得成功。
當加維特成為球隊CEO時，我非常興奮，我確信他會成為贏得我們下一個冠軍的人——1990年我們的操作確實很棒。
但在91年賽季剛剛結束，手術前兩個月，我走進戴夫的辦公室，告訴他：“戴夫，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我不能再隨心所欲地打球了，我想我應該退役。”
戴夫是個很有說服力的人，他能讓你熱血沸騰。
他說了很多令人激動的話，回顧了凱爾特人輝煌的歷史，并期望在下一年再拿一個總冠軍。
說實話我有些心動，我們的陣容確實不錯，帕里什和麥克海爾油箱里還有油，霍納塞克和迪瓦茨還在成長進步，我們的替補很棒。
如果我還是19841986年的我，一定會率隊拿下60勝，繼續沖擊總冠軍。
只要我們還有一點機會，我就不會放棄，絕不，我太久沒有品嘗冠軍的滋味，我太渴望了。
我距離第三個冠軍最近的是在1986年，我們打了一個幾乎完美的賽季，但在總決賽功虧一簣。
在波士頓花園球館，我們親眼見證阿甘踏上神壇，當時我心里就清楚，整個聯盟都有可能被這個11號統治。
事實證明我沒猜錯，但我沒想到從此以后我們再也沒能回到總決賽，我們總是差一點，再差一點。
1991年我精疲力竭，我內心最深處已不再相信我們還能創造奇跡，尤其那個賽季常規賽我們屢屢輸給開拓者和公牛。
面對這些頂級球隊時，關鍵時刻我無法決定比賽勝負了，傷痛和年齡制約了我。
我和戴夫說：“我恐怕自己已經不行了，我沒辦法在一對一單挑的時候，在阿甘頭上得分了。”
戴夫說：“聯盟幾乎沒有人能在和阿甘一對一單挑時得分，難道大家都要退役嗎？”
“但如果是要贏下總冠軍，就必須有這個能力……抱歉戴夫。”
在這次談話結束后，我下定決心離開心愛的NBA賽場。
我沒有通知我的隊友，沒有和大多數朋友說，然后徑直召開了發布會，宣布這一消息。
當時妻子黛娜回了印第安納州，家里有點事，所以我沒有和她一起參加發布會，我想她真的不想親眼看到一切結束。
我記得新聞發布會后的那個晚上她給我打電話說，她說自己正在美容院做頭發，電臺里就播出了這個消息。
她說她淚流滿面，這對我們倆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我們經歷了所有的痛苦和汗水，現在突然間一切都結束了。
新聞發布會上有很多記者，盡管我們沒有提前通知他們。
他們想知道我是如何度過前一天晚上準備宣布退役的。
我告訴他們，我獨自坐在布魯克萊恩的家里，看著過去的比賽錄像，看著自己曾經的身影哭的不能自己。
好吧，這純粹是胡說八道，我騙他們的，我根本沒哭。
我確實坐在家里，沒有看錄像，而是對自己說：“天哪，這一切真的結束了。我真的要離開這里了！”
然后我開始回想起我剛到這里的時候，我非常喜歡的這棟房子，我在這里愉快的度過了很多年。
然后我在腦海中回顧過去十幾年里發生的一切，我很感激自己整個職業生涯都在同一個地方打球。
我曾經告訴人們，如果你沒有為波士頓凱爾特人隊效力，你就沒有打過職業籃球。
當然我知道這是吹牛皮，凱爾特人和別的球隊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但我的感覺就是這樣，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穿上另外一件球衣，如果這樣，我會先退役。
我的一些朋友認為，很遺憾球迷們不知道哪一場是我的最后一場比賽，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說再見，但他們說了再見。
凱爾特人隊為我舉辦了一個退役之夜，這是我經歷過的最棒的事情之一。
這是戴夫·加維特的主意，起初我不想參加，凱爾特人隊通常在半場休息時退役球衣。
但戴夫說，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儀式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會打亂比賽。
他的想法是出售拉里伯德之夜的門票，并將所有收入捐給慈善機構。
他設想的是，讓我身穿制服站在臺上，在我整個職業生涯中對我很重要的各種人走上前來與我交談。
他想從洛杉磯請魔術師約翰遜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因為在我們整個職業生涯中，我們倆的關系非常密切——密切到我沒想到在我退役后短短兩個月，他也退役了。
一旦我答應了舉辦“拉里伯德之夜”，我就開始擔心了，誰會來呢？沒有比賽可看啊。
但消息一公布，門票在幾分鐘內就被搶購一空，每個人都對此感到非常興奮。
波士頓市場部的馬克萊夫想出了一個點子：出售1033份由內曼和我簽名的限量版萊羅伊內曼畫作，每份售價1033美元，所得款項也將捐給慈善機構（33這個數字是我的球衣號碼）。
那晚的情景我永遠不會忘記，有那么多人專程前來為我加油。
我真的很感激他們的掌聲。
鮑勃科斯塔同意免費飛來波士頓擔任主持人，魔術師一如既往的風度翩翩。
令我驚訝的是阿甘也在場邊，他的出現在意料之外，他沒有上臺搶風頭而是默默在臺下鼓掌。
我母親難得地現身波士頓觀賽，我的兒子康納當時還是個嬰兒，他幫我把球衣舉到了籃架上。
我們為33個不同的慈善機構籌集了超過100萬美元的善款。
我們把錢捐給了很多機構，我們很難選擇把錢捐給哪些機構，因為很多機構都值得捐助。
我記得當時，康納很喜歡巴尼的節目，于是我提議把錢捐給播放這個節目的公共電視臺。
我想給“丹尼爾馬爾上校男孩女孩俱樂部”捐款，因為我看到了他們所做的一切善事。
我想給鎮上一個名為“羅西之家”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捐一輛新的面包車。
我還想給“新英格蘭浸禮會醫院”捐款，多年來，這家醫院的員工一直在照顧我，等等。
人們總是問我，是否后悔經歷所有這些痛苦，如果讓我重新選擇，知道我要經歷的一切，我是否還會做一樣的選擇。
當我列舉身體出現問題的所有事情時，聽起來我在抱怨自己的傷痛，其實我不喜歡這樣。
這就是為什么你在我打球的時候沒有聽到我談論這些，這是我最不想談論的事情。
我想說的是：我們隊的精神是克服一切困難去比賽，不惜一切代價去比賽，我們大多數人都做到了這一點。
比如凱文腳骨折的時候，我們知道傷勢很嚴重，如果凱文決定不能繼續比賽，我們也會尊重他的決定，也會理解他。
但事實是，凱文不會坐視不管，因為他知道那一年我們很有希望奪得總冠軍，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
我相信麥克海爾肯定有些遺憾，1987年，我們在東部決賽輸給了底特律活塞。
據我所知，這么多年過去了，凱文的腳傷依然困擾著他，他走路有些一瘸一拐。
但你問他后悔嗎？他一定不會。
我認為聯盟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球員受傷了，他們就會選擇休戰，因為他們不想毀掉自己作為優秀球員的名聲。
還有一種情況是，球員的合同快到期了，他們覺得自己能賺一大筆錢，所以如果可以不比賽，他們為什么要比賽呢？
還有就是經紀人，這些年輕人讓別人替他們做決定，這樣并不好。
像馬庫斯坎比這樣的孩子，他很有天賦，但是他受過太多傷，這限制了他。
我很想告訴他，如果他能克服一些惱人的傷病，他可能會感覺更好。
我有一些發揮非常出色的比賽，但我的身體情況并不好，我的肌肉拉傷了，或者我生病了。
那天晚上上場的時候，覺得自己不可能更糟了，可是當我最終上場跑了一會兒，就會將這些統統忘記，投入到比賽中。
不過，后來當了教練，我試圖理解的一件事是，每個人處理疼痛的方式都不一樣。
有些人知道如何克服疼痛，有些人就不行，還有些人根本不會受傷。
我喜歡看到球員們忍著腳踝扭傷之類的傷痛比賽，不過，當傷勢更加嚴重時，只有你自己才能決定你想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
我的原則是，如果你覺得自己不能打，那就不打。如果你能打，那就上場打，但不要花太多時間去談論它。除了你自己，沒人知道你的疼痛閾值。
有時我會私下里對丹德雷克抱怨說，“為什么這家伙今晚不打？我們正需要他。”
但丹總會告訴我，“拉里，你的疼痛閾值高得令人難以置信。你不能指望其他人也有同樣的疼痛閾值，因為他們沒有。質疑人們愿意或能夠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是不公平的。”
在處理執教的球員時，我試著記住這一點。
所以，這些痛苦都是值得的嗎？當你環顧波士頓花園球場，看到那里有15000人，那么每一分鐘都是值得的。
我喜歡環顧四周，看到每個座位都坐滿了，這是一種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特殊回憶。
但有些事我寧愿忘記，永不記起。
退休幾年后，我和一個有背痛問題的朋友在波士頓，我打電話給丹德雷克，問他是否可以看看。
丹的辦公室搬到了一個新地方，但即使如此，我一走進那里，所有的痛苦回憶開始攻擊我，我覺得惡心。
丹看著我說：“拉里，你臉色不太好看，你還好嗎？”
我環顧四周，說：“只要我再也不用來這里，我就沒事了。”
————1999年出版，拉里伯德、JackieMacmullan合作編寫《BirdWatching》，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