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晃過了大半，外界關于版稅付酬制的爭論以及對林朝陽的批判聲仍在持續。
近一個月時間里，各地報紙、雜志上多有此類文章，其中除了部分文章是科普“版稅付酬制”為何物的之外，其他絕大多數文章都以批評為主。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有很大的原因是在于，那些贊同版稅付酬制的群體不敢發聲。
為什么不敢發聲？
因為只要你出言贊同林朝陽的做法、贊同版稅付酬制，那你就會立刻被打成拜金主義、金錢至上主義者。
這年頭大家還是很愛惜名聲的，誰愿意平白背上這樣的污名？
這樣的寒蟬效應一旦發酵到某種程度，很可能完全顛倒黑白，真正將林朝陽釘在恥辱柱上。
林朝陽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斃，不僅是他，文學界的同仁們也不可能坐視不管。
我們這些作家好不容易才給自己爭取點權利，你們當記者的可好，一張嘴、一閉嘴，我們就不配賺版稅了？我們拿版稅就是拜金了？
你們寫報道怎么要稿費呢？工作怎么還收工資呢？
以李拓為首，在籌劃了十多天后，燕京作家圈終于開始對這股新聞報道開始反擊。
1984年8月21日，《燕京日報》發表文章《三問，版稅付酬何罪之有？》，文章署名李拓；
8月22日，劉昕武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標題為《版稅付酬制度是作家與出版社的雙贏合作》。
8月25日，新一期《人民文學》上出現一篇文章，標題為《也談版稅付酬制度利弊》，署名為《人民文學》現任主編王濛。
不到一個星期時間里，連續三家重量級媒體上密集發表了關于版稅付酬制度的看法，這些文章作者并非同一人，但觀點卻出奇的一致：
版稅付酬制度利大于弊，可以鼓舞廣大作家的創作熱情，是值得提倡的好制度。
除此之外，這些文章中也不約而同的提到了最近一個月許多媒體因為版稅付酬制度對于林朝陽的批判與攻訐，表達對于這種行為的憤慨。
“明明是惠澤舉國文字工作者的制度，并且與出版社風險共擔，怎么到了某些媒體的嘴里，就變成了拜金主義？
那些口口聲聲指責他人‘拜金’的媒體是否可以反省自身，假大空的鬼話說多了，真把自己當成了道德圣人？”
三篇文章里，李拓所寫的《三問，版稅付酬何罪之有？》態度是最為激烈的，幾乎是指著那些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批判版稅付酬制度和林朝陽的媒體們的鼻子在罵。
《燕京日報》雖然是地方報紙，但沾上“燕京”兩個字，也算是半個中央級媒體，《中國青年報》和《人民文學》就更不用說了。
三家權威媒體如此密集的發表文章表態支持版稅付酬制度的和林朝陽，一下子便將此前一個月時間里那些媒體上的謾罵與攻訐的聲音給壓了下去。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李拓和林朝陽深知面對那些媒體長時間的攻擊和抹黑，不出手則已，出手必然要實施雷霆手段。
《燕京日報》《中國青年報》《人民文學》的文章只是開胃菜，若論全國作家圈子里所掌握的媒體話語權，燕京作家們稱第二，沒人敢稱第一。
林朝陽這次因為版稅的事受到國內幾十家媒體的攻擊，已經引發了燕京作家圈的集體反抗之心。
同時不僅只有燕京作家們，林朝陽這些年廣結善緣，在國內文壇的人脈稱得上廣博，只每年三月份的一個文化沙龍，就交下二三十號作家。
而且這些作家可都不是籍籍無名之輩，隨便一個拎出來，可能都是某個省文壇的頭面人物。
這些人在外界瘋狂攻擊林朝陽的時候也許會有所顧忌，不敢輕易發聲。
但當李拓敢為林朝陽前驅，吹起沖鋒的號角之時，這些人絕對是助拳的最佳人選。
《版稅付酬之路，道阻且長》，作者：陸文甫，《文匯報》84年第238期。
《關于版稅付酬制度的一點思考》，作者：陸遙，《陜西日報》84年第240期。
《從生活出發——也談版稅付酬制度》，作者：姜子隆，《天津文學》84年第8期。
在李拓、王濛等人文章的號召下，短短不到半個月時間里，來自全國各地超過20位作家均在報紙、文學雜志等媒體上發表了對于版稅制度和林朝陽的支持。
這20位作家，無一不是各省文壇的佼佼者，未來文壇魁首一般的人物，大家如此同心合意的為一件事、一個人發聲，所產生的話題性和影響力自然不可小覷。
連續二十多天的高頻率發聲，讓外界原本對于版稅制度和林朝陽一邊倒的批評形勢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并且在普通群眾當中所引發的反響也比之前更加大了。
畢竟之前，那些媒體和記者的批評都是集中于專業領域，普通老百姓們大多是看看熱鬧，很難深入關心的。
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幾十位知名作家的聯合發聲，徹底吸引和鎖定了老百姓們的視線。
八十年代的作家，影響力和號召力絕不輸于后世的演藝明星，這么多有名有姓的作家眾口一詞，老百姓們想不關心都難。
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越來越多的作家和媒體也開始加入到這場討論之中。
跟前期需要人號召不同，后期發聲的這些作家和媒體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想法，不受任何的裹挾。
直到這個時候，真正的民意才被體現了出來。
整個九月份，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媒體上關于版稅制度的文章超過了百份，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支持版稅制度落地的。
至于某些媒體最早給林朝陽扣上的“拜金主義”的帽子，大家早已不關心了，這種論調根本就沒人相信，沒有一點市場。
輿論戰持續了兩個多月時間，那些媒體潑在林朝陽身上的臟水總算是被洗掉了，這里面當然離不開諸多作家的發聲支持。
某些恨不得將林朝陽置之死地的媒體氣急敗壞的將這些人稱之為“挺林派”，相對應的，他們自然就成了“倒林派”。
輿論戰最開始時，林朝陽在各地的新聞媒體上人人喊打，倒林派們占盡上風，本以為可以穩坐釣魚臺。
他們怎么也沒想到，挺林派的火力來的如此突然、如此迅猛，一出手便將他們這些倒林派打的潰不成軍。
在后期的一個多月時間里，幾乎組織不起什么像樣的反擊，即便有反擊也會很快被挺林派的輿論所壓制，根本不得施展。
眼看著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作家表態認可了版稅付酬制度，也有越來越多的讀者了解了版稅付酬制度，那些原本攻訐林朝陽的媒體們也明白大勢已去，不約而同的陷入了沉默。
可這件事卻并沒有結束，9月30日，國慶節前的最后一天。
《經濟日報》上突然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標題為《出版行業適應市場，提出改革開放新舉措》。
文章中這樣寫道：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不斷深入，知識經濟時代正在到來，版權保護和創作者權益保障必將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石。
版稅付酬制度作為版權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激發創作活力、維護作者合法權益、促進文化產業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這種制度確保了創作者能夠從自己的作品中獲得合理的經濟回報，進而激發更多優秀作品的誕生。
它不僅是對創作者勞動價值的認可，也是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重要機制。
由廣東花城出版社首倡的出版行業首份版稅付酬合同，未來必將進一步推動我國出版行業的進一步發展，激發出更多創新活力，為文化產業的繁榮貢獻更多力量，推動文化產業向著更高層次邁進。”
《出版行業適應市場，提出改革開放新舉措》一文無疑是篇官樣文章，其字里行間的遣詞造句并無驚艷之處。
但看文章的人誰都明白，這樣的文章關鍵的不是文筆、文風如何，而是文章所表達的態度。
說起《經濟日報》，它并不是什么歷史悠久的媒體，僅僅創刊一年半時間而已。
但來頭卻很大，它是D中央直屬副部級事業單位，也是D中央宣傳部代管的新聞機構、中央D報。
從名字便知道，《經濟日報》向來是以經濟報道為主的媒體。
同時它也是D中央、國務院指導全國經濟工作的重要輿論陣地、國際社會觀察中國經濟形勢的重要窗口。
盡管創刊僅有一年半時間，卻已經是國內經濟領域發行量大、權威性和公信力強的主流媒體。
若說在全國的名氣和影響力，它肯定比不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這樣的中央級媒體，但在經濟領域，《經濟日報》的發言權比前兩者更具權威。
《出版行業適應市場，提出改革開放新舉措》從文化產業發展的角度出發闡述觀點，可謂高屋建瓴，對比那些只會站在道德制高點假惺惺的批判他人的媒體高出了不止一個層次。
這篇文章所表達的對于版稅付酬制度的毫不保留的支持，幾乎可以認為是國家層面對于版稅付酬制度的認可。
這情況就跟兩個小學生吵架，老師出來勸架是一個道理，你敢不聽嗎？
如此一來，《經濟日報》上的這篇文章等于是給這兩個月以來國內媒體們爭吵不斷的話題劃上了一個句號。
事情至此，對于林朝陽來說也算是完美解決。
原本那些媒體對于他的攻擊早已在最后這一個多月里洗刷的干干凈凈，不僅如此，他因此還在國內的作家圈子里收獲了一波人望。
版稅付酬制度對于作家群體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沒有林朝陽跟出版社的據理力爭，可能再過十年，中國的出版行業也不見得會采取版稅付酬這樣能夠明顯提升作家收入的付酬方式。
因此不管怎么說，國內的作家們都必須對林朝陽道一聲感謝。
用李拓的話來說，“中國的作家們是要給林朝陽樹碑立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