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吹燈小說：、、、、、、、、、、、、
11萬日元的物資消耗和24人的傷亡，甚至還比不上日軍一個師團進行一次實戰演習的消耗和傷亡指標，而獲得的利益無異于中了幾十個超級大獎。
日本政府當初不支持日軍的行動，就是怕引發中日長久的戰爭，從而將已經面臨破產的政府財政徹底推向深淵。
但現在，相當于政府沒花一分錢，就得到那么多的土地、資源和錢財，只有腦殘了的人才會堅持反對。
于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和民眾馬上就轉而支持日軍的行動，并將占領和統治中國東北作為日本下一步發展的國策。
而現在，長城抗戰實際上以中國方面的再一次失敗而告終，中日在新一輪的談判已經接近尾聲。
作為失敗方，中國幾乎沒有什么討價還價的余地，實際上只能默認日本侵占東北三省和熱河省的合法性，并答應日本人提出的條件，承認包括昌平和通縣在內的冀東22個縣為“非武裝區”。
所謂非武裝區，其實就是中國方面不得駐軍，也不得設置軍事防線，而日軍實際上并不受此合約的限制（你想限制也沒這個能力），等于是整個華北門戶洞開，處在日軍的武裝監視和支配之下，日軍隨時可以進占平津和冀察。
在此情況下，如果幾年后，已經逐步蠶食到北平和天津城下的日軍官兵，再次挑起事端，甚至有很大可能就直接進攻平津兩城，你打還是不打？
現在，校長聽了周文這么詳盡的分析，開始傾向于周文的判斷。
也就是，中日戰爭的爆發，已經不在于日本政府想不想打，而是日本在華北的駐軍想不想打？他們會不會就如九一八事變那樣，找個借口就發起進攻？
這個時間就會比之前預判的7至8年的時間要大幅縮短，不可預測性也大幅增加。
那么，問題就來了，即使中國方面在幾年后還沒有做好戰爭準備，難道還能對小日本繼續退讓嗎？
比如，讓出北平和天津？讓出華北平原？
校長自己知道，中國已經不可能再退讓了，如果連北平和天津這樣的中國核心城市都要拱手相讓給日本人，那么，先不說擔負歷史罵名的問題，就是他這個國家首腦的位置能不能保住都是兩說。
而且，一步步的退讓就必然助長日本人的野心，都不知道退到哪里才是盡頭，難道還要退到崖州去集體跳海嗎？
所以，校長知道，下一次，日軍如果再次挑起事端，中國軍隊必然要奮起抗擊，隨著雙方不斷增加軍隊的投入，全面戰爭就不可避免。
考慮到這些，校長馬上就有了強烈的緊迫感和危機感。
他神色復雜地看了一眼周文，斟酌了一下，就徐徐開口問道：“依你的分析，你覺得未來中日之戰，我們會是勝利的一方嗎？”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纏繞在校長心里很久了，而且他也問過了不少幕僚和軍中的有識之士。
按道理，作為一國首腦，這個問題他只會問那些比較親近的幕僚和資深的軍事專家，而不是如周文這種資歷尚淺的年輕軍官。
但經過周文剛才很有見地的分析，此時的他再也不會小看眼前這個年輕人了，而是將他當做了一個具有一定戰略眼光，能夠給自己提出很有建設性意見的專家級人物。
而且，之前他雖然也得到了很多軍事專家和專業人士的肯定答復，但是，都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分析依據。
對此，他也想聽聽周文的意見。
對這個問題，有著兩世記憶的周文早有腹稿。
而且也正好是他想找機會向校長陳述的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當然，也只能是——持久戰。
要知道，中國民國歷史上，有不少有識之士都提出過和意識到，與日本的戰爭將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也就是持久戰的慨念。
但是，對于持久戰的具體實施和戰略方略，卻是沒有一個系統的闡述，或者說是一個清晰的思路。
直到四年之后，也就是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夕，民國最杰出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蔣百里先生，于1937年出版的軍事論著集《國防論》中闡述的對日戰略，開始系統描述持久抗戰的方略。
歸納起來有三：
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后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化日軍后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占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占領的地區提高戰力；
第二，主動出擊上海日軍，迫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
第三，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棱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
蔣百里先生雖然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但中日的戰爭發展進程，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與戰略態勢的準確把握。
而且他在逝世前不久發表的文章中，更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今后中國對日戰略的指導方針——“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它講和！”
百里先生已經預見到，中日戰爭必然是殘酷而持久的，而中國由于與日本在國力上的巨大差距，戰爭初始也必然會節節敗退，會付出慘重的代價，會丟失大量的國土。
但是，我們就是不跟你講和，就是不跟你談判，就是要拖死你。
而校長和民國政府在長達8年的全面抗戰中，雖然也有過彷徨，有過動搖，但一直遵循百里先生的戰略方略，將日本拖進中國戰場的泥潭不能自拔。逼得它最后只能轉向東南亞跟英美開戰，最終導致失敗。
但是，在《國防論》中，百里先生只是講到持久戰的方略，但是并沒有說明中國為什么會取得最后勝利的理論依據。
只有到了抗戰爆發一年之后，共和國的締造者，那位偉人老人家，在《論持久戰》中明確提出了中國戰勝日本的條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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