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快寫到這個背景了，所以很有必要提一嘴，要不然可能會有爭議。
畢竟，某些歷史不加以考證就亂寫，實在是混淆了視聽，所以我很有必要詳細考據一下。
考據嘛，就是先擺事實，后講道理，事實在前，證據在前；臆測在后，想象在后。
假的就是假的，真理越辯越明，是真的，就要大聲說出來，喊出來！
我不會打著“《新唐書》上就是這樣寫的。我一個寫的，沒有必要為某些歷史人物翻案，歐陽修和司馬光怎么說，我跟著他們說，只要我覺得高興就好了”
我不會有這樣不負責任的寫作精神。
寫書，就是在做人。甚至是先做人，再做文章。其身都不正了，寫出來的東西又怎么可能會正呢？把讀者不了解的歷史講出來讓他們了解真相，這本身就是歷史作者的責任！
首先說說“野無遺賢”鬧劇到底是咋回事。
天寶六載，唐玄宗李隆基為了締造像“貞觀之治”一樣的盛世，把“開元盛世”延續到大唐的千秋萬代。他為了自己的虛榮心，處處比肩太宗，于是下詔：凡是四海之內有一技之長的人才，都可以匯集到京師參加朝廷對他們的選拔。
然而當朝宰相李林甫卻害怕殿試時，那些有才能的人在皇帝面前指責他的失職和罪過，于是就向皇帝上表稱：這一次來參加朝廷選拔的人才當中，全部都是才能不過關的人，稱不上人才，如果把這樣的人拉到皇帝面前，恐怕會侮辱了皇帝的耳目。他對前來應試的人才故意刁難，把詩詞歌賦等統統過了一遍，篩選下來，竟然沒有一個人中選。
李林甫立即將此事向皇帝上報，并表示祝賀，聲稱“野無遺賢”。當今萬歲已經把全天下的才人都網羅到了朝中，在民間已經沒有一個人才了。然后基哥居然信了！
事情呢，大概就是這個事情，很符合宋朝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新唐書》《資治通鑒》里面都有記載，也把李林甫釘在了恥辱柱上。
但是吧，這個事情，嗯，怎么說呢，雖然不能百分百證偽，但它有極大概率是宋朝人編出來的。
看看資治通鑒怎么說的。
《資治通鑒》：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這里的說法是“遂無一人及第者”。也就是“野無遺賢”的證據。
《新唐書》的說法類似，不舉例了。
那么這個史料的原始出處在哪里呢？其實《資治通鑒》和《新唐書》都是抄的當事人元結（杜甫也在這次考試里面）的一段。
當事人元結的《喻友》中這么說的：天寶丁亥中，詔征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當時之機……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
這里的說法是“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去掉那些詞序不同，關鍵字多了兩個：布衣！
那么再來解釋一下，這個“布衣”到底是什么意思。
總結就是：沒有做過官的人（但極度暗示有做官資格）。
如：李白的詩《贈崔司戶文昆季》中便有“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不僅說他自己是布衣，而且還強烈暗示他有做官的資格，只是懷才不遇。
所以古文里面出現的“布衣”二字，常常是說那些有資格做官，且暗喻“懷才不遇”的人。并不是你不當官就可以是“布衣”的。這是后來文人士大夫的驕傲。不是布衣的人當官了，對于他們來說，這個就是不公正。
屬于某種“政治正確”。
假如你是個大商人，平日里綾羅綢緞的。那么你確實是“布衣”，但卻是那種沒有資格出現在文人士大夫文章里面的“假布衣”。
這里的對比就很明白了。
元結只是說，這一次，那種有做官資格但沒做過官的布衣之人，一個都沒有中。
微言大義，司馬光和歐陽修這么寫史書，故意去掉了“布衣”二字，想表達什么意思，大概也很明白了。
那么，這次是不是真的就一個人都沒有錄取呢？其實只要是不把李隆基當做傻子的都知道，那絕對是不可能的啊！
伱可以認為基哥壞到骨子里了，但你怎么能質疑基哥的智商呢！
然后，其他史料里面卻又記載了，這次科舉確實有人錄取了。
有個叫薛據的人，開元九年中了進士，他又回來考試，結果中了……嗯，那時候確實已經出現逆向行車的人，小方的故事，就是以這個人為參考的，我說了，我寫的荒謬故事，都是有原型的，不敢隨便亂搭建場景。
還有一個之前沒考過科舉，在偏遠地區當縣尉的小官也中了，漢州雒縣尉張陟（一作“涉”）。
有史料記載的就2人，其他沒記載的，不排除更多。但是，史料不記載，在當時屬于正常情況，不能說明中得少。
開元二十一年，制舉及第者今天也只有李史魚（多才科）一人可考。
通天元年、長安二年《太平御覽》也都載錄僅一人及第。
那么布衣這個身份，是不是在科舉中受歧視呢？答案是，確實受歧視，甚至在安史之亂以前，都有一個沒錄取的情況出現，除了這次的“野無遺賢”以外的。
比如：
開元十五年，制舉對策優勝者，有藍田縣尉蕭諒、右衛胄曹梁涉、邠州柱國子張玘等，均是在職官，中書門下將三人上奏玄宗：
帝謂源乾曜、杜暹、李元弦等曰：“朕……所以每念搜揚者，恐草澤遺才，無由自達。至如畿尉衛佐，未經推擇，更與褐衣爭進，非朕本意。”
由是唯以張玘為下第放選，余悉罷之。
當時開元盛世如日中天，然而基哥想選布衣，其中布衣沒有人能入選，結果只能委屈那些非流官們了，只保留了一個人。宋代的布衣士大夫們，怎么不同情這幾個中了又被莫名其妙搞下去的“非布衣”呢？
這些史料也從側面證明了，非流官回頭考科舉（比如高適），是當時文人上進的一條坎坷通道。有大把的人這么玩。
說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歷史的背景啊，如果可以力求真實，那么就要盡量多花點功夫。如果因為“創作需要”而改動，那么就要抓大放小，把握歷史的主脈搏，被舍棄的只能是細枝末節，而不能是主干！
李林甫這個人確實私心極重，但在“野無遺賢”事件上，他應該是無辜的。或者說，他犯不著跟那些“布衣之人”死磕，還冒著“欺君”的風險。
這種收益極小（甚至沒有），風險極大的活計，正常人都不會去做。宋朝士大夫修史書本身屁股就歪得厲害，聽他們說話之前，要先過一過腦子，從人性和原始資料多分析，或有不同答案。
比如說，歐陽修那個“一日殺三子”的版本就是瞎胡扯，太子李瑛怎么可能聽武惠妃擺布和愚弄呢！后面果然被張九齡神道碑打臉了。誰抄這個例子當史料背景，誰也會跟著一起被打臉。
如果真把李林甫這樣刻畫了，那就是把歷史人物當傻子，說嚴重點，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還是那句，作者我是不會把讀者當傻子的，不管這書成績怎么樣，這是我的原則。讀者花錢訂閱我的書，那么我就不會瞎糊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