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身自緘默。誰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云漂泊。我的時代還沒到來，有的人死后方生。
——弗里德里希·尼采
當疑惑壓在心底的時候，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個大問題。
但是當有人捅破了那層窗戶紙，這些大問題卻又仿佛都變得微不足道了。
亞瑟非但沒有像是他們想象中那樣生氣，甚至也沒有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只是輕描淡寫的褪下白手套扔在桌面上：“朱塞佩，感謝你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其實一直想要找機會回答的，但是亞歷山大從沒給過我機會，他不問，我也就沒法回答，最終結果就是搞得我們倆都好像在做賊。”
“所以說……你真的殺了很多人？”
亞瑟掰著手指頭慢條斯理的答復道：“如果你非要把絞刑也算在我的腦袋上的話，加上倫敦塔下的死傷，去年死在我手底下的應當有三十一人。至于受傷的，那可就多了，也沒辦法詳細統計，因為我在去年的五六月份指揮了不少場鎮壓行動。”
如果加里波第是在第一時間聽到有人殺了31個自由主義示威者，那么他肯定會滿心憤怒，但是在與報紙標題比較后，尤其是在與去年巴黎發生的情況比較后，他忽然又覺得這個數字還可以接受。
但是殺人少不代表就不殘暴，加里波第很快又把焦點問題轉移到了那些造成許多人受傷的鎮壓行動上。
這不光是為了滿足好奇心，更是由于他們前不久才在意大利的警察手里吃了虧，所以加里波第迫切的想要了解警察平時都是怎么工作的。
“你們一般都是怎么動的手？先把人放進會場，然后再把所有進場的路堵住，來個甕中捉鱉？”
亞瑟聽到加里波第的猜想，老警察倚著衣柜搖頭道：“朱塞佩，你說的那是戰場上的殲滅戰，而不是警察的鎮壓行動。如果我手底下的警務指揮官這么干，我絕對會現場撤銷他的職務，讓他立馬卷鋪蓋滾蛋。因為我們的行動目標是解決潛在的暴動，而不是制造暴動。”
說到這兒，許是覺得站的累了，他拖開椅子，又從懷里摸出他的藍皮夾，夾出兩個塔勒用指甲蓋彈給大仲馬：“亞歷山大，勞煩你跑一趟，去下面點兩瓶酒，再弄些下酒的小菜來，這里有不少想要聽故事的。”
豈料大仲馬接了塔勒卻不愿下樓：“我也想聽。”
“那你可以跑快點。”
努利見狀，從大仲馬手里拿過銀幣，開口道：“還是讓我來給你們跑腿吧。”
亞瑟看到努利出門，又轉頭望向興致沖沖打算聽故事的加里波第，他開口道：“朱塞佩，在這方面，你就遠遠不如努利先生機警。”
“嗯？”加里波第還以為亞瑟是在怪他手腳不勤快：“我剛剛是打算去的，但是努利先生搶在我前頭開口了。而且點菜也不是什么體力活兒，如果是碼頭裝卸貨，我肯定不能讓他一個人動手。”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亞瑟開口道：“努利先生并不相信我，而且他對身為我的朋友的亞歷山大同樣保持懷疑，他擔心我讓亞歷山大去點菜是為了通風報信，所以他寧愿自己勞累一番也絕不同意讓亞歷山大離開房間。”
“這……至于嗎？”加里波第撓了撓后腦勺：“仲馬先生可是參加了七月革命的。”
亞瑟挑著眉頭給自己倒了杯水：“拿破侖還參加了法國大革命呢。根據一個人的過往經歷來判斷他當下可能做出的行動，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面對生死攸關的問題時，套用這個思維模式也是非常危險的。”
“亞瑟！”大仲馬一巴掌拍在桌面上：“我可不是拿破侖！雖然我認識他的侄子，但這不代表我就是個波拿巴派了。”
“別生氣，亞歷山大。”亞瑟喝了口茶：“我就是舉個例子。”
“說的是。”海涅冷不丁的插了一句：“拿破侖也不是那么好當的。”
大仲馬聞言瞪了他一眼，轉而又將話頭拋給亞瑟道：“你還是先講你的故事吧。”
亞瑟向來樂意滿足朋友們的要求，既然大伙兒都這么想聽蘇格蘭場的《警務執行手冊》，他也不在乎泄密。
“在我歷經的所有鎮壓行動中，在斯特蘭德召開的那場抗議集會是規模最大的。根據我們事先收到的情報，當日將會有八千抗議示威者到場參與。從警察的眼光觀察，參照過往的歷史經驗，如果放任如此大規模的抗議集會召開，屆時如果冒出半點火星子，都可能把抗議活動演變為暴動。
所以，我在蘇格蘭場的高層警務會議上主動提出，應當用盡一切手段瓦解這次集會。為了降低參會者的數量，我首先去見了激進派領袖弗朗西斯·普萊斯先生，他是邊沁先生的崇拜者，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曾經與他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私人關系。
我給了普萊斯先生一個恰當的交換條件，我告訴他只要他不帶著他的支持者參加位于斯特蘭德的那場集會，他們在其他地方搞抗議集會，我們絕不反對，并且我們還會保證他們在集會過程中的人身安全。普萊斯先生十分慷慨的接受了我的請求，因此在斯特蘭德的集會召開前，示威者人數就已經削減了三分之一。
而在斯特蘭德的集會開始前兩個小時，我就已經命令警隊在各個通往斯特蘭德的主要道路上加強警力部署。用前方正在修路或是發生了交通事故等等手段，來勸返、分流那些打算赴約的示威者。不過這一點并不是蘇格蘭場獨創的，朱塞佩，你們打算在熱那亞發動起義那一天，意大利警察也用了同樣的招數。”
加里波第趴在倒轉的椅背上，認真的請教著：“所以說，警察的行動要比我們預想的更早？你們在意的不是抗議集會，而是集會的規模？”
“沒錯。”
亞瑟開口道：“小規模的集會很難對政府構成威脅，就算這種集會上出現突發狀況，頂多也就是街頭械斗的級別，一個小隊的警力就能將局勢控制住。但大規模的集會，則是所有政府的夢魘。即便集會召開者一再承諾，這是和平的抗議集會。但是，站在我的立場上，我不能相信他們的話。
因為不論是根據歷史記錄，還是根據五月份最開始的幾場大規模集會的教訓，我發現這些集會的最好結果也是引發一場城市騷亂。哪怕這些人里面有十分之九都是和平示威者，但余下那十分之一造成的破壞就已經是警察部門無法忍受的了。
每次發生類似的集會，輕則打砸店鋪、搶劫偷盜，重則襲擊官邸、焚燒教堂、攻擊監獄。我之所以會建議內務大臣提出《特別警察法案》，便是由于布里斯托爾發生的一場為期三天的暴動。在那天當中，整個布里斯托爾接近三分之一的房屋與政府機構都遭到了打砸或者焚燒。”
加里波第聞言不以為然道：“但這些不都是革命發生時必須經歷的嗎？”
“朱塞佩，如果你是這么想的話，那軍隊鎮暴同樣是革命必須經歷的。”
亞瑟開口道：“自從布里斯托爾的暴動發生后，英國陸軍就在倫敦周邊地區部署了超過一萬人。不列顛最終沒有大規模出動軍隊，不是因為我們的政府比法蘭西政府懷柔，而是因為局面在軍隊大規模出動前就已經控制住了。你可以做那十分之一的暴力示威者，但是作為警察，我還要考慮剩下的十分之九。”
加里波第聽到這話，不由得將目光轉向一旁的大仲馬：“亞歷山大，看來事情讓我猜中了。不列顛的狀況看來和我們在意大利見到的差不了多少，甚至意大利還要更糟糕，我們連十分之一的比例都占不到。”
作為去年倫敦暴亂的親歷者，雖然大仲馬很不想承認，但是在亞瑟如此坦誠的態度下，他還是鮮有的替老朋友說了句話。
“朱塞佩，其中還是有點區別的，英國最少真的通過了《議會改革法案》。雖然作為一個法國人，我天生就討厭威靈頓，但是我還是得說，他在去年六月改革最后關頭的讓步至關重要。在軍事上，他是拿破侖的對手。但是在政治上，他簡直就是反向羅伯斯庇爾。雖然英國政府同樣干了不少混蛋事，但是每次在關鍵節點上卻總能有人及時調頭。有時候你不得不承認，英國人有著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好運道。”
大仲馬一想起去年倫敦的情況，就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雖然他參加過法國的七月革命，但是不列顛的情況卻與法蘭西的情況完全不同。法國的革命大多集中在巴黎爆發，而不列顛的混亂卻是整體的，一連長達半年多的壓抑氣氛再配合上倫敦的陰沉天氣，想想就令人窒息。
而且在大仲馬看來，英國人的運氣不僅僅體現在政治人物懂得及時讓步，甚至連上帝也眷顧了他們。
英國城市中的暴動是由議會改革引起的，所以在改革法案通過后便迅速平息了。但發生在農村地區的斯溫暴動則是由于糧荒引起的。
斯溫暴動之所以銷聲匿跡，并不是由于農民怕了審判庭，而是因為今年英國迎來了史上罕有的糧食大豐收。
明明去年各個社會階層都心懷怨氣，但是今年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見笑呵呵的臉蛋兒，就好像大伙兒都得了健忘癥，所有人都忘記了去年這會兒他們在干什么。
今年的不列顛，沒有多少人再關心英國自身的自由，各個報紙的政治新聞上幾乎都是聲援波蘭獨立和意大利革命的，他們開始指責起了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專制政府。
而一本名為《俄國的未來》的暢銷政論小冊子的出版，也使得英國民眾擔心起了俄國人在中亞的迅猛擴張可能會影響到不列顛在印度的茶莊。由俄國擴張政策和專制政體引發的擔憂，使得俄國威脅論正在英國社會中甚囂塵上。
而相較于英國社會的‘國際視野’，法國七月王朝政府的所作所為則令大仲馬感覺到窩囊。
這個由七月革命締造的政府雖然口頭支持波蘭和意大利，號稱要把法國的自由帶向歐洲大地。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奉行著自相矛盾的‘不干涉政策’，宣布自己不會干涉他國的內政問題。
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七月王朝政府在自由革命上完全是根墻頭草，他們口頭支持自由是由于他們本身是由革命締造的。
至于他們為何不肯全力支持波蘭和意大利，一方面是擔心會與俄國人和奧地利人鬧掰，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擔心當波蘭和意大利成功革命后，會被這兩個地區反向輸入共和主義。
正是因為他們既需要革命的皮，又不能解開自己的老底，所以才導致七月王朝政府的政策到處透露著古怪。而英國人則顯然沒有這樣的歷史包袱，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法國的理念，不認可三色旗象征的‘自由、平等、博愛’。
而為了和法國理念分庭抗禮，他們還在大革命期間弄出了自己的一套東西，英國人的口號是‘自由、法治、國家’。
不過，雖然兩組口號里都有自由，但英國的自由顯然和法國的自由不是一碼事。
英國式自由強調法治和個人權利，重視憲法和議會制度。
而法國式的自由則傾向于革命精神，強調集體意志、社會平等和制度變革。
去年六月同一時間發生在倫敦和巴黎的兩場暴動，基本上就是兩種自由的現實演繹。
大仲馬一想到這里，就忍不住嘆氣。雖然英國在那場暴動中只是進步了一點點，但法國這邊則是在起義失敗后停滯不前。
法蘭西人的失敗固然令大仲馬惋惜，但英國人的成功則更令他感到揪心。
更令大仲馬感到憤憤不平的是，由于遭到通緝，青年意大利的領導人馬志尼無法在法國和瑞士待下去，但是英國卻大大咧咧的接納了他。
如果不是因為他躲到了倫敦，加里波第等人估計也看不到亞瑟·黑斯廷斯爵士的這些黑料。
七月王朝政府從前還能用收留政治犯來給臉上貼金，但是經過青年意大利的這次現身演繹后，估計全歐洲的流亡者都知道待在巴黎還是不如待在倫敦安全。
大仲馬正想高聲斥責法蘭西的鴨梨國王，但是未等開口，房門便被一個‘普魯士二等兵’給撞開了。
努利拎著俾斯麥的衣領，一只手把槍頂在他的身后，開口道：“看看我抓到了什么？一個梅特涅的奸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