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過了加征奢侈稅，比如之前一兩印泥作價20兩白銀，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繳納六錢七分銀的稅錢，而現在加稅到了30，就要納稅六兩的稅錢。
這種稅是一種特別稅，商品的目錄非常明確。
而且收稅并不是去坐商手里收稅，而是在街道的兩側，設立稽稅房，專門厘清稅款。
用盡心機和手段，其實也可以逃避，但你手里的東西，是真是假，那就沒人去證明了。
奢侈品的本質就是浪費，浪費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稅，沒有稅票，你手里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會默認為假，那么奢侈品最大的交換價值和情緒價值就蕩然無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樣的蜀錦川鍛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樣，花費了重金，結果因為缺少了認證，換來的只有嘲笑，而不是羨慕的目光和夸贊。
拜金錢教，認為金錢是無所不能的，這本質上是對勞動產生價值的否定，否定勞動價值論，就是否定個人努力可以改變命運，最終的結果就是大明整個社會，由上到下的整體失活。
大明已經進入了兼無可兼，并無可并的地步，靠著個人的努力，辛勤的勞動甚至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錢教進一步蔓延，那么大明整體失活，朝廷系統性失靈，就已經不遠了。
個人努力真的可以改變命運嗎？朱翊鈞說不好，但他已經在盡量做了，讓個人的努力有所回報，勞有所得。
朱翊鈞對于加稅十分謹慎，十二年的時間，他就加稅了兩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稅，這個稅在民間被稱之為叛逃稅，背叛大明、逃離大明，交了錢就可以自由離開的稅，帶有十分明確的貶義，第二個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稅了。
其實除了這兩個加稅，還有一個也是加稅，那就是在松江府試行的一條鞭法。
這也是閻士選下定決心離開上海縣的原因，閻士選不是申時行、姚光啟這樣的天上人，面對一定會矛盾沖突更加激烈的局面，閻士選只能逃避。
朱翊鈞從來不認為閻士選的逃避是可恥的行為，一如當初王之誥選擇了離開文華殿，不敢繼續走下去。
逃避并不可恥，因為官場就是如此的殘酷，你朝中無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過火焰山，連個遮陰的地方都沒有，而顯然一條鞭法的試行，就是三伏天過火焰山一樣的危局。
一條鞭法要解決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就是將種類繁多的徭役和雜稅合并起來，一條編，折算為銀兩納稅；要解決的是大明財稅制度的不完整，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間遺留的頑疾；要解決的是從實物稅轉向貨幣稅；
而且一條鞭法要解決的是百姓負擔過重的問題，松江孫氏孫克弘說的很明白，一條鞭法就是加稅，但一條鞭法執行的越到位，越徹底，百姓的負擔就會越輕。
越加稅，百姓的負擔越輕，就像是越加稅越能抑制兼并一樣，是個悖論，但在大明特殊的國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間定田賦三十稅一之后，大明田賦看起來很低很低，但其實自洪武年間就存在一個運費的問題，那時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運到縣城或者府衙，這幾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糧食轉運，需要多少糧食浪費？從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后來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發勞役，運費的問題，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換成白銀就簡單多了。
大明每年從南衙取400萬石的漕糧，南衙地方很多官員，都是帶著白銀到松江府，直接購買舶來糧，糧食連船都不下，直接入京，這樣一來，地方衙門也卸下了沉重的運費負擔，當然這個錢，四差銀、丁徭銀，還是要收的，只不過都落到了地方衙門的口袋里。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運行邏輯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統治工具，而大明的統治階級非常明確，世襲官和官選官，和誕生官選官的鄉賢縉紳、勢要豪右。
而國朝這個工具，既可以撈取利益，也可以確保自己的社會地位。
一條鞭法，就是要動勢要豪右、地方衙門的蛋糕，是統治階級的內訌，這種程度的矛盾和沖突，閻士選選擇離開，是審時度勢，也是無奈，他閻士選要是王崇古的族黨，而不是普通的晉黨，他也敢在上海縣戰斗到最后一刻！
“閻士選的逃避并不可恥，因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啟來到了上海縣后，才選擇了離開，這也是一種負責。”朱翊鈞親自給閻士選寫了一封信，勉勵他到了杭州府后要好好干，隨著書信一起送到的，還有剛剛印出來的《官場紀實：從入門到權傾一方》。
這是肯定，也是勉勵，相比較松江府這個第一戰場，浙江這個第二戰場同樣重要，浙撫朱紈、李天寵、胡宗憲先后在浙撫的位置上，因為平倭而死，無論是嚴黨還是清流，在嘉靖年間，只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閻士選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松警惕。
閻士選不是不負責任，姚光啟早就做出了選擇，海帶大王這個諢號，就注定了姚光啟只能在堅持為百姓謀利這套路上走下去，沒有任何別的選擇了，姚光啟臉上有道疤，那是他為保護百姓利益的功勛章。
“陛下，歸化城來的奏疏和游學札記。”馮保呈送了另外幾本奏疏。
朱翊鈞收到了林輔成、李贄的第二份草原游學札記，這份札記，依舊膽大包天，不過膽大包天不是指責國朝失去了靈魂，而是行為過于大膽了。
討論的內容，仍然是宗教對人的異化。
林輔成一行人順利抵達了歸化城，綏遠布政使以極高的規格接待了他們，三娘子也委婉的表示，希望林輔成和李贄能說點好話，三娘子作為大明冊封的一品忠順夫人，對于黃公子的身份還是十分了解的。
三娘子清楚的知道，林輔成他們這趟游學的收獲，都會直達天聽，自然不敢怠慢。
但是林輔成依舊批評了歸化城，批評了歸化城的宗教，多少有點給臉不要臉了。
歸化城附近有個喇嘛廟，香火極為鼎盛，每到三月初三，都要召開法會，林輔成和李贄這才了解到，三月初三的法會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春暖花開，河流解凍的時候召開。
草原上的春天比內地要晚很多，三月初三，正是最忙碌的時候。
草原的法會很有問題！因為影響到了草原的春耕，人都跑去參加法會了，結果就是春耕被耽誤。
在大明，春蠶要吐絲的時候，哪怕是縣太爺下鄉，都不能鳴鑼開道，因為春蠶受到驚嚇，不會吐絲，甚至驚厥而亡；在大明，老牛下了小牛犢，所有人都要輕手輕腳，衙門要遣衙役上門道喜，并且記錄在案；
大明律明確規定，在一月到三月，任何衙門無故不得征發勞役，除非有圣旨，但皇帝一般為了避免被罵，這種圣旨輕易是不會下的。
在收割麥子的五月，縣學里的童生，都會放假，就是收麥。
是保生產還是保禮法？大明選擇是非常明確的，兩百余年也沒變過，那就是保生產。
但是草原不這樣，歸化城的喇嘛廟吹吹打打，法會要進行半個月之久，幾乎所有的青壯年都要前往。
林輔成直接化身為了大噴子，跑到了人家喇嘛廟里鬧事，在法會上，大放厥詞，怒噴這些大喇嘛不干人事，大喇嘛被罵了半天，最終還是不敢還嘴，選擇了解散法會，讓壯丁回家春忙。
大喇嘛本來想罵回去的，甚至發動僧兵把這個林輔成的嘴給縫上，讀書人罵街，那可比潑婦罵街要狠得多，因為很多時候，大喇嘛們根本聽不懂罵的什么，就知道很臟。
但是大喇嘛們看著陳末這些緹騎們默默架起了虎蹲炮，立刻清醒了起來，選擇了認慫。
佛法擋不住弓箭，也擋不住火器，陳末領到的皇命就是保護這幫游學士子的安全，這個游學團無論犯什么錯，也只有陛下可以審判。
草原的春耕，除了種牧草以外，就是剪羊毛，這都是必須要在這個時節做完的事兒，否則羊毛會在春風之下自然脫落，吹得哪里都是，只有小孩和婦女，是干不完這些活兒的。
而牧草因為栽種過晚，正好無法供應小羊羔出生前和出生后母羊那堪稱恐怖的食量。
林輔成覺得草原人瘋了，一年之際在于春，這么重要的時間，搞什么法會！佛祖能給吃給穿給用嗎！簡直是胡鬧！
林輔成完全就是情緒輸出，怎么罵的難聽怎么來，而李贄則探討了其中的原因。
李贄是以唐代詩人李約的《觀祈雨》一詩為開頭。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
久旱無雨，桑樹長不出葉子，土地皸裂，風一吹塵土飛揚，土地好像要生煙燃燒一樣；人們敲鑼打鼓的來到了龍王廟前祈雨。
而朱門之內的富貴人家，仍在觀賞歌舞，聽聞有人到龍王廟祈雨，擔心春天的陰雨綿綿，使管弦樂器受潮，無法發出美妙的聲音。
所處的立場不同，看待問題則不同，在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干旱之下，百姓們只希望普降甘霖，而富貴人家，則完全不必擔憂干旱造成的影響，他們更加關切管弦樂器會不會受潮。
草原上普遍上存在的三月初三的法會，也是如此。
支持喇嘛們舉辦這樣法會的貴族們，其實不必擔心羊毛的損耗，不必擔心羊羔營養不良，也不必擔心羊羔因為母羊奶量不足而餓死，因為到他們手里的財貨不會減少，大不了再苦一苦窮民苦力，罵名喇嘛來擔。
林輔成大鬧水陸法會之后，三娘子專門上了道奏疏陳情。
三娘子的奏疏解釋了為何要在春忙的時候，召開法會。其實就是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因為身處其中，習以為常，沒覺得有什么問題，直到有人點出來問題后，才懊惱無比，如此簡單的道理，之前卻沒人注意到或者沒人提及。
皇帝的新衣里，只有那個童言無忌的孩子指出了皇帝沒穿衣服，草原上不是沒有聰明人，不是沒人看出問題，而是不愿意多管閑事，窮民苦力們有再大的怨言，也傳不到三娘子的耳朵里。
三娘子也是草原上的統治階級，上情下達這個亙古以來的難題，在草原也普遍存在，三娘子做出了保證，大喇嘛的法會不會再春忙召開，但凡違逆，就責令大喇嘛還俗，把喇嘛廟燒個干干凈凈。
三娘子在奏疏里，再次委婉的表示，希望皇帝陛下能管管晉商，他們在草原放印子錢，已經賺了很多錢了，給邊民一條活路。
朱翊鈞專門就晉商發印子錢之事回復了三娘子，王崇古已經對晉商發出了警告，并且規定了印子錢年利息，不得超過一分，就是年息不得超過10，并且對暴力催債進行了明令禁止。
邊民要活，晉商放印子錢也要活，在這個天災人禍的年頭里，一場白毛風，三成以上的牲畜凍死，晉商們利息再低，就該賠錢了，殺頭的買賣有人干，賠錢的買賣沒人做。
以前邊民屬于俺答汗的時候，大明皇帝的態度是，放可勁兒的放！怎么吸血怎么來，當綏遠屬于大明的時候，朱翊鈞的態度立刻就變了，做出了明確的限制。
“忠順夫人還是有恭順之心的，發現了問題，立刻做出了處置，她這位置也是兩頭受氣，一方面是本地的風俗，一方面是大明朝廷的政令，雖然林輔成李贄討論的內容，宗教對人的異化，在大明不具備普適性，但是對于草原、西域、川藏地區還是很合適的。”朱翊鈞將奏疏整理好遞給了馮保，下章內閣，順便給黎牙實送去了一份。
泰西的確也需要宗教對人的異化這方面的討論。
馮保接過了奏疏俯首說道：“陛下，宗教對人的異化，在大明腹地也是普遍適用的，鄉野之間，各種淫祀數不勝數，還是需要討論，并且搗毀這些淫祀的，溯本清源，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出了一個寒門皇帝，金戈鐵馬的劉裕。”
“劉裕一路北伐，沿途將所有淫祀搗毀。”
陛下對大明腹地是有些樂觀了，在馮保這個內相看來，林輔成、李贄這些自由派們，討論的自由，其實就是一個再確定不過的問題，人就是人，每個人都是人，如何讓人從鄉賢縉紳、宗教、權力之下，變成真正的人，這就是馮保對自由的理解。
淫者，放縱，過多，過度，失其節制，不合法度。
《禮記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被朝廷批準可以參拜的神都是正神，都是帶朝廷封號的；未經朝廷批準，都是不能參拜的邪神，就是淫祀。
“馮大伴說得對，對大明腹地也非常有意義。”朱翊鈞稍加思忖，認可馮保的諫言，作為內相，他不僅僅只會說文臣的壞話，在規勸皇帝、責難陳善這件事上，也是盡職盡責。
“李贄另外有本啟奏。”馮保拿出了另外一本奏疏，司禮監整理好奏疏，讓奏疏變得更有條理性。
李贄額外的討論了權力對人的異化，權力、宗教、金錢等等對人的異化，是李贄的課題，李贄還在完善。
在對人的異化這個課題上，李贄在討論的時候，盡量避免了討論權力對人的異化，因為權力的源頭皇帝陛下，會審稿。
但李贄還是在對他有生殺予奪的皇權面前，努力的討論著這些禁忌的話題。
“李贄這個膽子是真的大啊。”朱翊鈞看著手里這本奏疏由衷的說道：“這必須得改改才能發刊，還是有些大逆不道了。”
李贄首先拍了一堆的馬屁，盛贊了太祖高皇帝的英明神武，成祖文皇帝的文韜武略，將朱元璋稱之為：千萬古之一帝也，千古已經不能評價了，得千萬古的時間，才出這么一個人杰來形容了。
其實李贄就是在疊甲，李贄話鋒一轉，說起了宣宗廢皇后、宣宗烹漢王、英宗土木堡天變、奪門之變、孝宗皇帝時的文恬武嬉，而后李贄用長篇累牘分析了世宗皇帝，道爺。
整篇文章，就是奔著道爺去的！
李贄認為，世宗皇帝晚年的怠政，不僅僅是完全失望，也是長期權力巔峰異化的結果，最終導致了克終之難。
有了權力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是權力的任性，晚年的懈怠，和初期的勵精圖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的確會在無邊的權力之中迷失自己的本心，忘記為何出發。
朱翊鈞兩手一攤說道：“他說世宗皇帝也就罷了，畢竟世宗皇帝自己也捏著鼻子認了，海瑞上治安疏那么久的時間，世宗皇帝最終都沒能下定決心殺了海瑞，原因是很清楚，因為海瑞是對的。”
“海瑞是對的，那誰錯了呢？”
“但是他連先帝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不怎么管事的皇帝，也要指責嗎？”
“臣倒是以為不是沒有道理，先帝對于宦官是有些過于寵溺了些。”馮保反倒是覺得李贄說的沒錯。
李贄對隆慶皇帝也是指指點點，主要是批評了隆慶皇帝在登基前兩年一些糊涂事兒。
隆慶元年，隆慶皇帝突然下旨內閣，要讓太監呂用、高相、陶金這三個宦官坐團營，提調京營軍兵，并設內操場，組建凈軍，這道旨意一下，內閣直接炸了鍋！
徐階這種已經極為擅長明哲保身的首輔，都頂不住了，趕忙上了兩道《請擬科道諫止內臣坐營票貼》和《請允御史奏止內教場操練疏》，申明利害關系，讓隆慶皇帝收回成命。
隆慶皇帝不聽。
如果是提督內臣，這是自洪武年間太監監軍的祖宗成法，歷代都用，不是什么問題，可是坐團營提調，這問題就大了！
宦官有調兵的權力，掌兵權，瘋了嗎？
但是隆慶皇帝就是不聽，非要這三個宦官去坐團營，在隆慶皇帝看來，大臣不值得信任，武勛也沒什么領兵的人才，軍隊不掌控在自己手里，怎么能安心呢？
還是高拱和張居正夜扣宮門，好說歹說，才說服了隆慶皇帝，收回了成命。
高拱把漢代十常侍和唐朝宦官廢立九個皇帝的事兒拿出來說，嚇唬隆慶皇帝，你給了宦官兵權，尤其是京城的兵權，后果非常嚴重。
自朱程理學成為顯學之后，春秋之后無大義，唯記事耳，這種法三代之上的崇古派就成為了主流，連大明讀書人都普遍不讀史的情況下，隆慶皇帝在裕王府也沒讀過史書。
高拱能講唐代宦官廢立九個皇帝的事兒，讓隆慶皇帝大為驚訝，還疑惑：果有其事乎？
這也是張居正為什么要編寫《帝鑒圖說》的原因了，不讀史真不行，時代在發展，兩千年前的理論，不能解釋一些問題，人終歸是要與時俱進，皇帝也不能例外。
而李贄對隆慶皇帝的批評，則是集中在：想當然耳。
權力對人的異化，很容易產生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想當然耳。
就是為上者過于想當然的設立目標，不可能的工期、不可能的產量、不切實際的擴張等等，都是想當然的結果，現在這個年代，京畿附近一畝地打三百斤糧食，已經是風調雨順了，如果皇帝不了解，大興縣縣令的畝產千斤，就會掀起一股可怕的亂流，影響大明新政的推行。
權力，尤其是大明帝王的無上權力，必然造成一種錯覺，就是朕擁有類似于‘俺尋思之力’的超脫自然的力量。
只要朕想，就能做到。
“他說的確實有幾分道理，但是馮大伴，你這么一個宦官頭子，說先帝過于寵溺宦官了，是不是立場不大對？”朱翊鈞倒是有些疑惑，馮保居然沒有為宦官說話。
馮保想了想，回答道：“隆慶二年七月，御馬監太監許義，帶著一百多名宦官，在左順門抓到了巡城御史李學道，將李學道毆打了一頓，在沒有圣命的情況下，居然敢這么做，主人沒有下令的時候，敢這么做，就已經不是陛下的鷹犬了。”
“啊？”朱翊鈞看著馮保驚訝的說道：“還有這事兒？”
嘉隆萬年間的文官有多橫，從元輔當國這四個字就體現的淋漓盡致了，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哪個不是大權獨攬？
結果在隆慶二年，御史被宦官在皇宮里給偷襲了。
馮保將當年事說的很清楚，許義這個宦官，仗著自己的身份，在宮外強取豪奪，這巡城御史李學道撞見了，自然不能忍，就處罰了許義，上奏彈劾許義強取豪奪，許義懷恨在心，就帶著人把李學道給打了。
隆慶皇帝知道許義帶著一百多個宦官把李學道給打了，怒不可遏，許義為首的十數名宦官被打了一百杖，充云南煙瘴之地，其余杖責六十，發配孝陵充軍。
隆慶皇帝寵溺宦官，釀成了這么個事兒出來，弄的皇帝顏面掃地，也不得不外放了李學道，算是各大五十大板。
自那之后，隆慶皇帝也發現自己可能真的沒有什么天賦，就懶得理外廷那些事兒，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外廷來了奏疏，蓋個章，交給外廷就是。
凡事兒都要有個度，過分的信任和寵溺，對宦官本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
“這也是臣以為李贄說得對的原因，也正因為過分的寵溺，給的權力太大了，陳洪、騰祥、孟沖等宦官，才那般膽大妄為。”馮保說起了萬歷元年刺王殺駕的事兒，陳洪居然敢勾結宮外，把人送到宮里刺殺皇帝。
這狗咬起了主子，就是異化的結果。
朱翊鈞忽然想到了李佑恭說他看霞飛街奢侈品一條街起了貪心，準備以僭越之罪抄家，最后還是沒做，沒做的原因是有圣旨，外出內臣，不得滋擾地方，李佑恭能遵循圣旨，這就是沒有被權力異化的結果。
“有幾分道理，下章禮部，讓萬閣老改一改稿就是了。”朱翊鈞還是不準備李贄這篇批評皇帝為主的社論直接發刊，他說的再有道理，也是批評了道爺和先帝。
作為皇帝，朱翊鈞沒有立場讓這篇社論以這個面目問世。
但討論的內容是值得肯定的，可以交給萬士和修改一下，換個例子，道理還是那個道理，權力讓人任性，權力讓人想當然耳。
“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就很好。”朱翊鈞覺得也有現成的例子進行替換，道爺換成唐玄宗，先帝換成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
這樣一來，也能論證，只不過沖擊力沒有李贄的說法那么強罷了，按李贄的原稿這么發刊，不用別人出手，士林都能把李贄打到不忠不孝那一列，然后徹底打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