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遼東
撫遼東
擴大舉人群體的選官任用這件事，其實從高拱時期就是實學派的一貫宗旨，多年來也一直在推進。某種程度上來說，實學派之所以能夠形成如今的聲勢，一定程度上也和始終堅持這一政策有關。
這樣說倒不是表示實學派的上層有多少出自于舉人階層，這是不太可能的，畢竟大明的傳統擺在那，政策慣性和個人、群體利益都擺在那——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要知道這個“潛規則”的形成，乃至于后來幾乎成了“明規則”，并不是因為皇帝認為只有進士才有做翰林的能力、只有翰林才有做輔臣的能力，不是這樣的。
本質上，這種所謂的“規則”，只是進士、翰林們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創造出來的“輿論門檻”，是為了排除更多的競爭者。
這樣一來，經過長年累月的口口相傳或者明里暗里的各種輿論影響，非進士出身、非翰林出身的官員就會在心理上自我矮化，連自己都覺得自己不行，覺得自己不夠格去和進士、翰林爭奪更高的位置。
久而久之，進士群體、翰林群體就自覺或不自覺的形成了小圈子，或者說利益階層。即便權威之盛如今日的高務實，他也沒法在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忽然站出來說：誒，我看那位舉人是個大才，我推薦他入閣輔政——這不僅是要犯眾怒的，甚至他提到的“那位舉人”恐怕自己都會打死不肯接受這種推薦，乃至于認為高務實是在嘲諷自己，然后羞愧無地，干脆自我了斷以免受辱。
這當然是極端化的描述和假設，但意思就是那個意思：當社會共識已經達成，那么不到矛盾激化引起巨大動蕩，一般來說就不可能去輕易改變。
那么，實學派是如何依靠“擴大舉人任用”來獲得擴大派系，最終聲威日盛的呢？這就要分高拱和高務實兩個階段來說了。
先說“高拱時期”，這個時期其實并不只有高拱，而是從高拱算起，到蕭規曹隨的郭樸和張四維結束。由于后二人基本上延續高拱的政策，所以這里只說高拱。
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制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里姓氏”，每月匯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
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代指舉人)占七成，制科(代指進士)僅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并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
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
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于是提出備才之說：“今于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
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
這個做法是有明確針對的，因為過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數人的事，搞得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他叫人抱牘至后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對于被黜官員，高拱則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
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閑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并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于國家。
高拱還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
這些措施都得到隆慶帝的準旨，得以實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
依照大明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后人只知有張居正而不知有高拱，真不知如何評價。
高拱這些措施，郭樸、張四維依例而行，但張四維之后朝廷進入申時行時代，心學派執掌了首輔大權，雖然申時行權威不足，很多時候和實學派的斗法都難以占得上風，但首輔該有的權力依然是有的。
即便吏部多數時候掌握在實學派手中，申時行依然能從大政方針掌握朝廷大勢，使得實學派在任用舉人為官一事上進入某種低潮期。不過，申時行囿于自身見識，對于有些看起來不甚重要，實際上卻很有影響的職務卻限制不多，因此實學派仍然在此期間往這些崗位上添入了不少能力出眾的舉人——比如前面提到過的，高拱很是重視的馬政方面。
廣義上來說，大明的馬政，在高拱接手時期已經堪稱稀爛，即便高拱選調了許多年輕能干的舉人進入馬政系統，本身也只能把這稀爛的馬政往上拉到勉強能用的地步。但是，由于俺答封貢的順利進行，以及高務實的京華商社開始摻和其中，大明的馬政開始快速扭轉頹勢。
馬政馬政，首先要有馬，然后才配施政。原先馬政難搞，一方面當然是負責馬政管理的隊伍拉胯，但更重要的一方面還是在于真的沒馬。
俺答封貢之后，土默特雖然非常愿意與大明互市貿易，但他們也不傻，并不愿意拿出最好的馬種賣給大明，公馬母馬都不行，他們往往只肯賣騸馬。
后來經由高務實的“經濟影響計劃”，土默特從上層到底層，越來越離不開大明的各種生活物資貿易，進而發展到沒有足夠的錢來進行貿易。
說是錢不夠，其實就是自家的貨物不夠。由此，高務實展開了第二階段計劃，開始說服土默特出售礦山、鹽湖等資源的開采權，以及出售“非戰馬”級別的其他各種馬匹，包括公、母馬種在內。
此時高務實已經出任遼東苑馬寺卿兼金復海蓋兵備道，于是在高務實的運作下，朝廷開始振興馬政，首先就是在遼東試點。由于高務實很快打贏了遼南之戰，收復了遼河河套地區并晉升遼東巡撫，因此這項工作開展十分順利。
遼東馬場的振興就從剛剛收復的遼河河套開始，高務實在那里將原先炒花部的草場劃拉了至少一半，建立了新的遼東馬場，一開始就用從土默特買來的馬種培育挽馬等非戰馬類馬匹，后來又用繳獲的炒花部戰馬種馬開始培育戰馬——當然，他還有私底下的手段從土默特、嫩科爾沁乃至葉赫部搞到戰馬種馬。
總之，“新馬政”由此起步，大明開始真正有了自己的各類馬匹培育基地。這就需要大量的人手，而且并不僅限于養馬育種的專業人士，還包括大量的管理人員。
專業人士其實反而好辦，大明只要肯花錢，多的是日子不好混的蒙古人愿意為大明養馬——別說養馬了，投靠大明的騎兵將校都多的是，各部邊軍誰沒有幾支“達兵”(本意是韃兵，為了說得不那么難看，寫做達兵)？
笑話！李成梁也好、馬芳也罷，一直到原歷史上的吳三桂，但凡牛逼點的邊帥，誰手里沒有一支充斥著大量蒙古人的精銳騎兵家丁部隊？
后世總有人喜歡上綱上線，動不動就提什么民族矛盾，實際上這年頭都還沒有“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哪那么多民族矛盾？當大明內政干得不好，就會有大量的漢人“投北”；當草原上受災嚴重要餓死人，就會有大量的蒙古人“投南”。
活下去都無比艱難了，民族還算什么隔閡？更別說高務實的習慣懂的都懂：錢給夠，跟我走。
于是，欣欣向榮的遼南馬場就成了實學派往里投入大量舉人輪流刷經驗、刷資歷的好去處……之一。
既然說了是“之一”，當然這種好去處就不是只有一個。隨便舉幾個例子：高務實當初推動軍工私營的時候，有個不太“資本主義”的做法，即要求朝廷往這些私營軍工企業任命監察人員，一來監察軍工產品流向，二來監察企業財務，當然這主要是為了監督納稅。
總之，高務實的各種改革越多，朝廷需要用人的地方就越多，但這些用人的地方往往又不需要派一名進士出身的官員去赴任，因此實學派就開始大量使用舉人。
舉人也是讀書人，甚至也算佼佼者了，其背后多數都是有其家族勢力的，所以這樣一來，實學派就不僅是在官場上成了舉人階層的大靠山，而且還在無形中拉攏了海量的地方勢力。
心學派在面對實學派的競爭越來越力不從心，不只是受到高務實個人地位和權威的壓制所導致，更是在基層官場全面落敗所導致。
直到如今，心學派的核心基本盤都還是江南士林，但他們在“浮于表面”方面著實無可救藥，竟然沒有發現自己能夠依賴的力量其實并沒有覆蓋整個江南士林，而是只有江南士林的頂層，即那些中了進士或者覺得自己遲早能中進士的讀書人！
過度的精英化，讓官場上的心學派將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完全脫離了底層——不只是底層人民，甚至是底層讀書人。在這種時候，它不衰落誰衰落？
但高務實仍覺得它衰落得不夠快，所以又配合著南京皇宮修繕案打出了一波新攻勢，就是這道《請廣用舉人以固西域疏》。
別看高務實給它限定了“西域”這個框架，其實朝堂上明眼人多著呢，他們都已經很熟悉高務實的操作了——西域肯定只是個試點，等在西域試點成功，發現這套辦法確實行之有效，將來或早或晚總會推廣全國。
試想一下，在高務實的操作之下，實學派徹底成了舉人們的靠山，而舉人在有做官資格的人中占了七成，一旦這項政策在全國鋪開，實學派在朝堂還有對手嗎？
不過，如今萬事順遂的朱翊鈞倒是沒看那么遠，或者說作為一個已經成為中興圣君的皇帝，他現在已經不太在意這些事了。如今的他，只想看到西域的問題趕緊解決，千萬不要鬧大，或者變成一個給大明持續放血的爛瘡，所以他在看到這道奏疏的時候很是高興，覺得高務實就是高務實，始終是那個專門幫自己解決難題的股肱之臣。
因此，他馬上宣高務實覲見，向他詳細詢問這套辦法的用處。高務實也毫不含糊，認認真真、從頭到尾給皇帝介紹了相關情況。
高務實為皇帝說明，自己疏中所強調的，在西域擴大舉人選官任用的必要性，實際上是針對當下科舉制度下人才分布不均和邊疆地區人才匱乏的現實問題。圍繞這一核心問題，高務實又為皇帝做了具體分析：
其一，科舉進士數量不足：大明科舉制度雖然為國家選拔了大量人才，但進士的數量相對于遼闊的疆域和繁多的官職需求來說，仍然顯得不足。特別是在西域這樣的邊遠地區，能夠分配到的進士更是少之又少，導致當地官職空缺，治理能力受限。
其二，進士不愿赴邊：即便是通過科舉考試的進士，也往往因為西域地處邊陲、條件艱苦、遠離中樞等原因，不愿意前往任職。這種個人主觀意愿與朝廷對邊疆地區人才需求之間的矛盾，使得西域地區必然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
其三，舉人的機遇與挑戰：與進士相比，舉人在科舉考試中的表現雖然也算優秀，但在內地往往因為競爭過于激烈而難以獲得官職。因此，他們更愿意接受邊疆地區的任命，希望通過在西域的治理實踐中展現自己的才能，以期獲得朝廷的重用和提拔。
其四，舉人的積極性與適應性：舉人由于在內地難以為官，對于西域的任命往往抱有更大的熱情和積極性。如此一來，他們會更愿意深入基層，了解當地民情，運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解決實際問題。同時，舉人由于政治地位相對較低，因此更能夠放下身段，與當地民眾建立良好的關系，這對于維護邊疆穩定和推動地方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其五，舉人的治理能力：舉人在科舉考試中已經展現出了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治理能力，但因為有進士乃至翰林作為參照，他們又不太可能過于自負，覺得自己不必繼續學習。因此在西域這樣的特殊環境下，他們更有可能發揮自己的專長，通過創新的治理手段和策略，解決邊疆地區特有的問題，如民族關系、邊防安全、經濟發展等。
其六，朝廷的激勵與重用：通過在西域擴大舉人選官任用，朝廷可以為這些有志之士提供展示自己的舞臺。同時，對于那些在邊疆地區表現出色的舉人，朝廷可以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提拔，以此激勵更多的人才愿意投身邊疆建設。
高務實最后總結表示，自己的上疏實際上是在呼吁朝廷正視邊疆地區人才短缺的問題，通過擴大舉人選官任用，既解決了西域地區人才不足的燃眉之急，又為那些在內地難以為官的舉人提供了發展的機會。這種策略不僅能夠提升邊疆地區的治理水平，還能夠激發舉人的積極性，為國朝的長遠發展培養和儲備更加充足的人才。
朱翊鈞看到疏文的時候就覺得這是個好辦法，在聽了高務實如此詳細的分析和說明之后更是大喜過望，起身走到高務實身邊，拍著他的肩膀連連道好。
“天賜朕以日新，天賜朕以日新！”朱翊鈞用力拍著高務實的肩膀，頭卻已經轉向另一邊，朝陳矩道：“陳矩，拿去司禮監批紅，凡元輔所奏，無不照準！”
陳矩領旨，捧著一堆奏疏退了出去。他一走，朱翊鈞稍稍收了些笑容，走回御座坐下，蹙眉朝高務實問道：“倭國現如今是個什么情況了？”
這個問題就有些過于突然了，高務實怔了一怔，詫異道：“皇上何出此問？”
朱翊鈞自己也是一臉納悶，道：“那個倭國正使今日上表，說日本國王源家康想要遣使來我大明學習。若只是尋常讀書，那也就罷了，給他們幾個國子監生的名額也無傷大雅。問題是，他表中明言，說希望能允許倭國學生進入大明軍事學院學習……此事你有聽他們提起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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