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吹燈小說：、、、、、、、、、、、、
且讓我們看看這道圣旨究竟說了啥——字面上的，以及臺面下的。
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皇帝提到祖宗(歷代先帝)在建立教育制度時，尊崇孔子的教誨；在選拔官員時，則是推崇宋代理學。
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簡，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皇帝批評現在有些讀書人不僅詆毀宋儒，甚至開始誹謗孔子，混淆是非，摒棄了簡單明了且行之有效的道德規范，并反問長此以往如何能培養出忠孝節義的人才為朝廷所用。
只緣主司誤以憐才為心，曲牧好奇新進，以致如此。——皇帝認為，主考官(主司)出于對才華的偏愛，對新奇思想的好奇，導致了這種局面。
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輙加取錄，以誤天下！——皇帝指出，對于尚未成熟的新進士人，應該加以正確的指導并等待他們思想成熟，而不是急于錄取，以免誤導天下。
覽卿等奏，深于世教有禆。——皇帝認為大臣們(方從哲及應和方從哲奏疏的其他大臣)的奏章對天下的教育是有益處的。
還開列條款，務期必行。——皇帝要求大臣們制定具體的條款，并確保這些條款得到執行。
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皇帝認為佛教和道教是不同于儒家的修習方法，應該在山林中獨自修習，而不應作為朝廷政策之導向。
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并進，以混人心。——對于那些喜好佛教或道教的人，皇帝允許他們辭去官職，自行修習，但不允許這些修習方式與儒家學術混雜，以免混淆人心。
字面解讀就是這些，看起來皇帝只是反對佛道思想進入朝廷行政體系，并未提及其他。但這種事居然鬧到皇帝需要下旨申明，本來就已經說明問題之嚴峻了——哪里是佛老問題，分明是儒家內部出了毛病，開始佛老化了。
儒家作為一種明確的入世思想，怎么會佛老化呢？毫無疑問，剛才就談到過這個問題，是心學自身出現了佛老化傾向，繼而導致以心學為基礎的很多朝廷命官、士林學子的思想佛老化，最終影響朝廷整個行政體系都逐漸佛老化。
所以，皇帝圣旨一字未貶心學，而字字直指心學；一字未捧實學，而字字直夸實學。
這就讓很多心學派官員心驚膽戰了。不過，心學的問題確實越來越大，而且已經走到了危險的邊緣，這一點其實不勞實學派和傳統理學派官員指摘，他們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高務實本人其實深知心學必然衰朽，不過他現在的問題在于不能等心學自然衰朽，而是要從朝廷的高度來考慮，需要加速其衰朽的速度。
為什么呢？看看歷史上心學的發展和衰微就知道。明代心學是由江門心學過渡到姚江心學，最后由陽明后學推向極致。江門心學因為前后宗旨不一，導致江門后學因流入姚江心學而衰落。
由于心學內部分化、不守師說、流于虛浮，又遭到官方打壓、理學非難，再加上改朝換代等因素，最終心學為實學所替代。
明代中期之后心學大盛，成為與程朱理學相抗衡的顯學。用后世的觀點來說，程朱理學作為官學，對當時人們的個性和思想產生了莫大的束縛。而心學尤其是陽明心學的產生，社會風氣為之一變。
在心學的催化作用下，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漸由保守走向追求個性獨立。陽明心學及其后學的發展，給有明一代的思想、學術、文藝以及社會生活帶來了莫大活力，這是其積極的一面。
但同時，心學也使社會中產生了一股逃禪和清談的風氣，使人們流于虛浮而缺乏務實，這成為明末遺民反思明朝覆亡原因時的一個重要標靶。明代心學特別是王門后學的見解思想并不統一，彼此又相互問難，到明朝后期各種危機爆發時，姚江心學的衰落在所難免。究其原因，可以分為內因和外因兩大方面。
從內因上來說，心學有幾大問題：
其一是內部分化。陽明辭世后，粗分為七派，思想主旨不統一，且相互之間多有攻訐發難，在未受外力沖擊前，內部倒先分裂。
由于黃宗羲所劃分的七派是根據地域劃分的，所以七派中不同人物的主張又有不同，像浙中學派中王畿和錢德洪對王陽明的“四句教”就有四有、四無的大分歧。
二人在陽明生前就為此爭論不休，而王畿、王艮的主張又傾向于禪化，自然又會受到像鄒守益等恪守王學的批評。
其二是違反師說。除了鄒守益代表的“主敬派”比較恪守陽明宗旨外，其他學派對王陽明的“致良知”、“格物”等概念幾乎都進行了自己的詮解，所以才有了“虛無派”、“日用派”、“主靜派”、“主事派”的區別。
這其中，改造特別過分的當屬影響最大的“虛無派”和“日用派”。黃宗羲針對這兩派做過專門批判：“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
可以說，陽明學說能夠風行天下，“虛無派”和“日用派”的主張居功甚大，但是由于其改造過大，躋而為禪，也導致心學的本來面貌被掩蓋。
說起來，當初王陽明本人可是專門批評過一些佛、老學說之中過于虛妄的說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會為后世門徒亂解其本說感到憤怒？
其三是流于空疏。原歷史上的明末社會在危機四伏，經濟衰退，戰事頻起，大廈將傾之際，社會呼喚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馬殺敵、整治社會的實干型人物，而王門后學大都流為虛浮的口上說教。
關于這點也很讓人感慨，因為王陽明在世時對此就早有預感，其言：“某于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于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語成讖。
王學的命運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后，王學也逐漸趨于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象”，也忘了乃師四平叛亂的壯舉。
對于王學的空疏之風，顧炎武對此做了激烈批評：“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于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將王陽明比作晉之王導、宋之王安石，認為明朝的滅亡，根子上就是王陽明所開啟的“新說”導致的。
當然，將國家的覆亡歸結為一百多年前的某個人，不免失之簡單武斷，但也從側面說明陽明心學的流弊波及深遠。
陽明心學本質上是“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正如牟鐘鑒所說：“陽明心學不是書齋哲學，不單純是邏輯推演的產物，也是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痛苦體驗后有深切解悟的產物。王學是生活和實踐的哲學，這對于準確把握王學的內在精神十分必要。”
現在諸位當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何其偉大的論斷和指路明燈了吧？
回到心學，從外因來說，心學也面臨幾大問題：
其一是官方的打壓。姚江心學作為新興的學說，由于對官方所宣揚的朱學形成了挑戰，對朝廷的穩定具有潛在威脅，自然會遭到打壓。
早前，嘉靖帝就曾直斥陽明學說為“叛經背道之書”，專門下詔“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來鞏固正統官學的地位。
陽明心學“致良知”所推行的“內圣”之學，把個體從禮教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使人們更為注重個體的體驗，因此受到朝廷中反對勢力的打擊報復，被冠以“邪說”、“反叛”、“異學”、“異端”等稱呼。
雖然王學在隆慶元年被朝廷上層認可——本書前文曾說過，當時內閣之中從徐階往下，有一大批心學門徒，不說把持朝政，至少也是強勢影響朝政的。不過，彼時心學門人之中也還是有不少遭到政敵報復打壓，導致一大批為官的王學后學被貶黜或下獄。
如浙中學派的錢德洪被彈劾入獄，自其出獄后到去世的三十年間，都再無一官一職；王畿則被斥為“偽學小人”，導致他主動辭歸隱逸達四十年；彭季山二度被貶后便罷官歸家；羅念庵因為直諫被貶為民等等。在這樣的打壓下，王學的影響力日益減弱。
[注：這里的打壓主要是張居正為首的朝廷干的，高拱因為秉政時間較短，反倒干得少些。不過從朝廷角度來說，高拱也好，張居正也罷，這么做倒也無可厚非。]
其二是理學家的非難。顧憲成批判王陽明的“無善無惡”是以善為惡，以惡為善，“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是對禮教法制的敗壞；又否定“心即理”的普遍意義，認為“心即理”只有圣人能做到，普通人用之“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圣，注腳六經，無復忌憚”。
顧憲成作為歐陽德的再傳人，以東林黨領袖的身份批判王陽明，可以說對心學打擊甚大。東林黨人的另一領袖高攀龍與顧憲成一唱一和地對王學進行批評，認為“無善無惡心之體”破壞名教，是“大亂之道也”，并批判王陽明的“龍場悟道”，悟的是佛老之旨，不是儒家格致之旨，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王學。
顧、高對王陽明的批判，成為明末清初學者對王學批判、清算、發難的始作俑者。其后有張楊園、陸稼書、張武承、黃宗羲、陸桴亭、顧炎武、張伯行、王夫之等一批繼任者對王學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與反思。
至清初的顏元，更是提出驚人的“以學術殺天下”的論斷以非難王學，這對王學無異于是釜底抽薪，是“必殺之而后快”了。
其三便是實學思潮的興起。如果說陽明心學的興起是為了救治程朱理學支離、沒有生機的弊端，那么“實學”的興起就是為了救治陽明心學空疏、虛無的弊端。
面對內憂外患的晚明政治，“亡天下”的危機催逼出一批呼吁經世致用的學者。朝堂之上的先不必說，士林之中的代表人物則為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
他們強調“學以致用”，反對空談心性，批判“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氣，提倡“務實”之風。雖然是對王學的一種修正，但也變相地加速了王學的衰落。
其四則是改朝換代。韃清認為程朱理學所構建的天理所代表的封建禮教體系更能夠維護自己的統治，因而與明廷一樣大力宣揚和表彰程朱理學。
譬如康熙就毫不吝惜地贊美朱子：“宋儒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于大中至正，經今五百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
其親自指導編寫的《性理精義》，以及重新刊刻的《性理大全》，成為“鉗制人們思想的工具”。
其實如果只做這些，還是能夠理解的，但問題在于韃清所做不僅如此。這些“以小族而凌大族”的統治階級還大興文字獄，消滅個性，泯滅掉心學生存的土壤，讓華夏大地在思想層面從此變得死氣沉沉。
與此相反，陽明心學被庵桂悟禪師帶到日本，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傳播和發展，成為明治維新的思想根基。
為何要就心學這個話題說這么多？因為不說這些就不能解釋高務實的立場：
心學不能進入朝廷系統，但心學必須要被允許在民間流傳。
進入朝廷，影響行政，朝廷的運轉就會出大亂子，一旦所有官員或者大部分官員都開始佛老化，開始袖手只談心性，那誰做事呢？朝廷擺爛不做事，這天下不亂才見鬼了！
但心學流傳民間卻很有必要，因為民間不能一潭死水，必須堅持“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社會機制，讓人們能夠發揮想象，豐富精神世界，最終通過解放思想而出現更多的民間創新人才。
有人可能要說，不對啊，現在的創新不大多是實學派的排頭兵——京華體系下出現的嗎？怎么反而要在民間鼓勵心學傳播呢？
這個話題就有點太極了——陰陽缺一不可。
實學派排頭兵京華確實搞了很多發明創造，但前提是高務實在做方向指導，可是他高務實終有一日也是要死的，他死后的京華還能不能繼續發揮這樣的作用，那可不好說。
畢竟高務實現在自己都很警惕京華的壟斷模式，認為其不可持久，也不能讓其持久，早晚有一天，必須由他自己親手將京華拆分開來，否則必成后患。
京華體系既然被高務實認為過于壟斷，不利于競爭，甚至不利于思想解放，那么思想解放、個性解放這件事，就只能讓有點自由主義傾向的心學去做了。
總而言之，高務實認為理想中的華夏文明狀態應該是：心學負責假設，實學負責求證；心學負責展望，實學負責落實。
總之，高務實不期望、更不想要“打死心學”，他只希望心學不要干涉行政，因為治國施政總是要腳踏實地真正做事的。
今日孔廟宣旨事件的爆發，本來在高務實的預訂計劃中應該延后一點，在封禪大典之后出現，但皇帝不知為何提前了，所以高務實之前有些意外。
不過好在問題不大，封禪大典宣旨說這件事是向天下宣告，而在孔廟宣旨則是面向士林宣告。只能說，高務實認為這是事關天下萬民的大事，而皇帝則還是比較傳統，認為這只是讀書人的大事。
影響多少有一些，但在可控范圍內。正因如此，高務實才沒有勸諫阻攔，順勢讓皇帝做了。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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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黑猴通關了，二周目可以不用玩得這么上頭，下一章開始就要寫封禪大典，說起來封禪禮儀的詳細資料還很難找，我可能未必寫得那么事無巨細合情合理，先提前道個歉，大家見諒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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