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吹燈小說:、、、、、、、、、、、、
萬歷十一年的六七月,可謂是頗不安寧。
先是內閣的閣議對于建設禁衛軍堡一事爭論不下,最后交給皇帝宸斷,而一連兩天過去,這道奏疏始終沒有得到皇帝的朱批。若說是被留中了,卻也不像,好像只是單純地被暫時擱置起來,不知道皇帝在權衡什么。
緊接著是薊遼總督周詠上疏,認為建州努爾哈赤近來十分活躍,對遼東邊防造成一定的壓力,題請將薊鎮古北路游擊戚金及所部調至遼東東部駐守任職。
兵部就這道奏疏進行了部覆,對該邊臣加強遼東邊防的提議表示贊賞,并進一步提出可以讓戚金轉任沈陽游擊。
這道疏文及部覆得到的朱批就很快,皇帝第二天就表示了同意,并因為戚金的轉任會引起遼東東部邊防的要職出現連鎖變化,于是要求兵部將整個遼東東部的調動做一個匯總報告。
這種舉動不是很常見,但足以說明現在皇帝很關心的遼東的軍務,其中原因大伙兒都是明白的,這是在為西懷東制的最后“東制”做準備。
兵部奉旨,立刻召開了堂上官部議——也就是尚書和四位侍郎開會。
開會的過程不必詳述,總之最后呈遞給吳閣老審閱的部議是這樣安排的:
遼東副總兵曹簠位置不變;分守海蓋右參將馬棟;分守開原參將麻承恩;沈陽游擊戚金;鐵嶺游擊曹簡(曹簠之弟);新設金復游擊將軍,張萬邦任之。
至此,李成梁在遼東東部地區唯一還掌握著的重要職務,就只剩一個寬甸參將了。不過這也沒什么大不了,畢竟總兵官還是他,而且李成梁的主力早已集中在遼西地區。
這道部議吳兌沒有做任何改動,直接拿給申時行過目,申時行思考了一會兒,也沒做出什么改動就直接呈了上去。
申時行之所以沒有表示反對,是因為他覺得只要遼西在李成梁手里就沒問題了,畢竟一旦發起對圖們汗的大戰,肯定是從遼西出兵,而不可能是遼東。
遼東頂多也就是打個下手,這無所謂,總不能自己把肉吃了,還一點湯都不給人家留下,那可搞不定——兵部怎么說也是掌握在實學派手里的,要是惹急了他們,說不定大家都吃不成。
皇帝收到兵部奏疏,很快批示同意。緊接著出了一件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意外:辛丑日,太白星白日可見。
高務實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即便在如今的大明政壇也一貫以不認同天人感應說而著名,他對這種現象當然從來不當回事。不過他不關心,總還是有很多人關心,比如申時行便就此發表了一通看法。
具體怎么說的也不重要,反正最后的結果就是皇帝派他與定國公徐文璧、司禮監秉筆太監張誠覆閱天壽山所擇壽宮——雖說朱翊鈞還年輕得很,但歷來都是這樣的規矩,再年輕也要提前勘察將來自己在冥間的壽宮。朱翊鈞的壽宮之前幾年就已經勘察定了,只是現在還沒有開始修而已。
這一來,申時行這位首輔便暫時離京了。
天壽山并不遠,像這次這樣的查看壽宮一般來說也不算什么要緊事,只要沒出現太大的意外,回來基本都會說一切安好,前前后后頂多花個五天時間。如果申時行很著急的話,甚至三天就能跑個來回。
但不管是三天還是五天,這個時間都夠了——申時行前腳剛剛離京,次日皇帝就宣高務實進宮“平臺召對”。
所謂平臺召對,基本上相當于國情咨議,也就是皇帝咨詢大臣某些政務,通常來說以問詢地方封疆大吏,召對政務為主,個別時候也會問詢朝中要員。
此處所謂的“平臺”當然是有特指的。建極殿居中向后,高居三躔白玉石欄桿之上與乾清門相對者,云臺門也,兩旁向后者,東曰后左門,西曰后右門,即云臺左右門,亦名“平臺”。
凡召對閣臣等官,或于平臺,即后左門也。當時的規矩是,群臣(或某臣)肅立,皇帝坐在那里,遇到問題就點官員的名,官員上前跪在那里答話,遇到皇帝允準了,也可以站在那里說,是為平臺召對。
以前皇帝找高務實說事,一般情況下是直接宣到文華殿的,這種召見相對來說要顯得尋常、親切很多,當然也可以說是不那么正規。
而平臺召對相對于這種文華殿宣召而言,就正規很多了,一般來說,是在有重大國務需要嚴肅詢問的時候才會發生。
這就奇了怪了,建個大軍營也算重大國務了?哪怕這個軍營是堡壘化的,投資規模比較大,但這個“大”也只是個相對概念——對于大明的財政水平來說,建這樣一個超大型棱堡外加各種住房、倉庫等綜合性軍營,壓力不小。
然而事實上,根據高務實的初步計算,單純只說建筑項目上的花費,也就是“總營建費”其實絕對值并不大:大概七八萬兩而已。
這……還不如建一艘大海船的花費,怎么就夠得上重大國務了?
高務實是懷著疑問進宮的,直到參見了皇帝,他才知道朱翊鈞要問的并不只是建京北大營的事。
朱翊鈞問的是,太祖‘養兵百萬,不廢百姓一粒米’,為何到了現在,天下開支近七成都花到了軍隊之上?
他同時還問,如果說花了這么多錢,軍隊異常強大那也還罷了,偏偏真正的善戰之軍少之又少,倘若各軍主將不帶家丁,幾乎大多數軍隊毫無戰斗力,為何?
這個問題高務實自信是能夠回答的,只是他奇怪的是為何朱翊鈞突然之間就冒出這個疑惑來了。
更關鍵的是,這件事和上次申時行表示反對現在開建京北大營禁衛軍堡有關系嗎?是不是申時行對皇帝說了什么話,才讓皇帝把拿到奏疏中的提議暫時擱置起來了?
當然,疑惑歸疑惑,皇帝的問題還是要先回答,畢竟是“平臺召對”么。
這個問題其實是有歷史根源的,而且追溯來看,并不是只從朱元璋說起就行。
晚唐以后,尤其是南宋后期正規軍的地位就已經不斷下降,而輔助兵則得到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所謂輔助兵,即在軍隊建制或地位上較諸正規軍或主要戰斗兵低下,居于次要地位,或者是游離于正規軍編制之外,卻又有一定官方合法色彩的武裝力量——比如岳家軍,又比如當下的武裝家丁。
究其原因,是由于自北宋以來,社會上重文輕武,中樞裁抑軍隊,導致軍人地位下降。相應的士兵待遇也不斷下降,因為軍戶不允許從事副業,軍官則把吃空額當作收入來源,無疑使得正規軍的戰斗力大為下降。
原來在隋唐時期地位較高的軍人,現在不僅成為處于農民之下的階層,甚至還成為不務正業的反面形象。軍人地位的不斷下降,導致正規軍的士氣日益低落,軍隊成分日益繁雜而不堪大用。
明代的衛所兵制在初建之時,算是解決了后勤給養的問題,使得財政負擔減輕,其特點是寓兵于農,守屯結合。屯田成為各級軍隊指揮官的重要職責之一,依當時規定,邊地衛所的守屯比例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這樣做節省了大量軍費開支。
太祖朱元璋曾以此自豪宣稱:“朕養兵百萬,不費國家一錢”。然而事實上,軍隊的戰斗力和訓練程度、卻因為大量的屯墾任務而日漸削弱。
之所以朱元璋時期乃至朱棣時期的軍隊依舊保持著強大的戰斗力,那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軍功勛貴集團還比較強勢,而且國家周邊并不寧靜,時不時就有“實戰鍛煉”的機會,所以當時的軍隊靠著這種慣性,還維持著一定的戰斗力。
其實從靖難之役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南京周邊的部隊,其戰斗力已經出現了下降。單位兵力大致相同的情況下,南京的軍隊明顯打不過朱棣的部隊,原因就是南方已經承平了一些年頭,而朱棣那邊還動不動就和北元開片。
另外,軍籍和民籍嚴格分開也是一個大問題。具有軍籍的人分為兩種:軍官與士兵,這兩種人都有軍田,而且都是世襲。軍官世襲變成了貴族,士兵世襲變成了農奴,這就很操蛋了。
而士兵世襲又是一人從軍就永為軍戶,永不和民戶混雜。盡管長處在于兵源有保證,士兵生活較穩定,但作為世襲貴族的軍官由于生活太有保障,而一代又一代的懶散下去,最終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而越來越爛。
而作為世襲農奴的士兵則終身任人驅使,前途沒有希望,其中稍稍有點上進心的,都會自發的逃亡。而不斷的逃亡,就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衛所兵的戰斗力——畢竟剩下的都是渣渣啊。
再一個,明代重文輕武之風更盛往昔,科舉之興盛也超過前朝。科舉入朝成為各階層最向往的坦途,武業更賤,衛所兵的士氣、地位日益低下,戰斗力也更加參差不齊。
正所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高務實為什么地位這么獨特?除了出身和太子伴讀的履歷之外,最根源的就是他“六首狀元”的身份在這個時代過于被神話。
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被排斥在科舉仕途之外的軍戶子弟們社會地位顯得低下,而明代又有對罪犯充軍的所謂“恩軍”制度,無形中讓軍戶的社會形象更加不堪。明代商業開始發達,商人雖不入上流,卻也因生活富足而被另眼看待。
惟有軍戶被嚴格束縛在屯地上,又不得經商為業,更使得軍戶的士氣和生活狀況始終低下,活都很活得跟狗一樣了,對于正常的訓練、征戰當然沒有多少積極性可言。
當然,軍戶之中考科舉的也有,比如張居正就是軍籍出身。可是要知道,張居正的軍籍可不是士兵軍籍,他是軍官的軍籍,所以才能考進士,士兵軍籍的人就別想這種好事了。
另外還有一點,明代的兵制規定在戰時由朝廷臨時派將授印,組成戰時軍事領導機關,然后從衛所調兵歸屬其指揮,在出戰時又往往拆散各衛所的原有編制,把他們重新組合,劃拔給各將領。這樣就造成指揮協調、管理等各方面的不便。
實際上,高務實搞禁衛軍,就是把這一條悄悄繞開了的,只是他沒有明說罷了。
再加之明代政治還有個絕癥,就是宦官們幾乎什么事都能插上一腳。有明一朝戰時除了喜用文臣為帥,還有一個制度就是太監監軍,即所謂的“監軍太監”,這些太監大多只知道貪污斂財,由此上行下效,軍隊的戰斗力和紀律也就可想而知了。縱然偶爾能出現幾個不錯的,但要是按比例來算……杯水車薪,無改大局。
而高務實之前就和皇帝說過,禁衛軍的監軍必須嚴格規定職權范圍,也正是從這個方面考慮的,否則一旦碰上該太監很得圣眷又喜歡胡亂插手軍務,那這個禁衛軍遲早也被他玩死玩殘。
高務實娓娓道來,把這些情況逐一分析,朱翊鈞的神情就愈來愈嚴肅了。
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這天底下也就高務實敢在他面前直言不諱地說真話,即便這真話聽起來簡直誅心。
朱翊鈞尤其震驚乃至于欽佩的,是高務實居然認為文貴武賤是不對的——當然高務實說的是文貴武賤到如今這個地步是不對的,但那也足夠朱翊鈞震撼了。
不過高務實這話還真是心里話,他確實不滿意現在大明的社會風向,武臣的地位實在是過于低下了。
按照高務實的看法,文比武貴重一些本身不奇怪,后世的任何正常國家,在國策層面都是文重于武,因為一旦武重于文,多半便會陷入****的怪圈,并不利于社會穩定發展。
但這種文武之間的懸殊也不能太大了,像大明這樣的情況絕對不應該——你不給武人合理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臨戰之時卻要求人家拼死作戰,怎么可能?
好半晌之后,朱翊鈞才逐漸回過神來,目光復雜地朝高務實打量了一番,張張嘴卻又嘆了口氣。
“求真,你知道前幾天兵部的部議奏疏上來時,申先生在票擬中是怎么說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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