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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八十八章 汽修天才王淦昌


更新時間:2024年06月14日  作者:三秋空城  分類: 歷史 | 清史民國 | 三秋空城 | 游走在晚清的亂世理工男 

李諭再次前往上海時,胡適同行,他要繼續前往杭州養病。

火車上還有英國公使館參贊哈丁及日本公使館參贊佐分利貞男。

佐分利貞男說:“胡博士,芳澤公使已經看到您那篇關于對日關系的演講,他非常欣賞。”

胡適說:“我也是受到日本學術圈‘中日互助’的思想所啟發,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更加深入交流的領域。”

佐分利貞男說:“請胡博士賜教。”

胡適說:“現在的中國,充斥著對日本的排斥思想。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達成‘中日互助’,就應力求使中國人懂得日本文化。因為中國留學日本的學生雖然是最多的,卻沒有幾人能像周作人先生那樣真正賞識日本的核心文化。這就是中國人排日的一個根本原因。假如留日學生中有一百個周作人,那么中國人便不會再排日,中日也會親善。”

“胡博士真知灼見!”佐分利貞男大為贊同,旋即嘆道,“可惜日本教育界沒有太大話語權,影響不了日本的政策走向。”

李諭聽完胡適的話從鼻子里冷哼了一聲,佐分利貞男耳朵和狗一樣靈,竟然聽到了,于是說:“院士先生有高見?”

李諭說:“如果在國恥日說出這些話,中國的大眾可不會同意。”

佐分利貞男是個政客,立刻說:“我們要向前看,不要總是著眼于過去。”

他這話還不如放個屁,向前看?日本侵華?

胡適也搖頭說:“兩年前,我曾在清華舉行了一次演講,題為‘廢止國恥紀念的提議’。那是我第一次在演講臺上聊政治,當時我就說,不要因紀念過去而忘記了現在;而且對外的紀念不如對內的努力。可惜沒有多少人理解我的苦心,臺下的學生噓聲一片。”

李諭問道:“胡博士,您就沒有仔細想想為什么臺下噓聲一片?為什么不能從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胡適說:“我當時只是覺得這篇演說似乎不太受歡迎。”

幸虧不受歡迎,也不可能受歡迎!李諭心想。

“胡博士,我勸您還是多研究研究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然后再去談政治,”李諭說,“或者最好少談政治,任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任公已經不再趟政治的渾水。”

胡適最多就是個文化人,壓根沒搞政治的本事。要是他從政,到不了日本侵華,就會把東北送給日本以求所謂的“中日親善”。

三十年代他就是那么給蔣校長建議的,還想做駐日大使……

當然,蔣校長不可能聽他的。

佐分利貞男卻說:“貴國的政壇上軍人太多,我們一直認為,多一點胡博士這樣有文化的人將更好,我們與貴國的談判也能順暢很多。最少他不會像段祺瑞、曹錕這些軍人那樣滑頭。”

李諭淡淡一笑,打住這個話題:“政治上的事,你們還是自己努力吧。”

說起來,這個佐分利貞男挺搞笑的。

之前段祺瑞不是搞了個“西原借款”嘛,數額龐大,1.45億日元,相當于一半多的馬關條約賠款。

段祺瑞借到錢后,沒多久就下臺了,后面的各屆政府都不認這筆借款。

日本就讓佐分利貞男去討債,那時他已是駐華公使。

佐分利貞男先找段祺瑞,段祺瑞兩手一攤:我都下臺了,說話不算數!

佐分利貞男又去找擔保人張作霖。張作霖一個土匪出身的,怎么可能從他嘴里扣出一個子兒?

果然,張作霖直接耍“無賴”,說自己壓根不知情,擔保?你有白紙黑字的協議嗎?擔保個巴子!

北伐勝利之后,佐分利貞男又找老蔣討債,還帶了當年段祺瑞簽的幾份密約。

老蔣對此大搖其頭,說當時孫先生就拒絕承認,而且發過聲明,北洋政府所欠外債與南京方面無關。

老蔣這句話說得沒啥毛病,從法理上講,日本確實不占理。

但佐分利貞男是個狠人,不還錢是吧?行!老子上吊給你們看!

額,佐分利公使沒說大話,他真的上吊自盡了!成了歷史上第一個因為討債而死的高級外交官。

英國參贊哈丁說:“總談政治確實沒什么意思。之前我與本國幾位教授聊起一個問題,沒有聊出結果,我想問問兩位,就是,中國這一千年來何以退步到這個樣子?”

胡適說:“我不認同哈丁參贊的話,中國的進步其實很多。”

哈丁說:“難道清朝的文化比盛唐還要強?”

胡適說:“自然!唐朝的文化被史家過譽了,尤其是外國學者。而正是唐朝以后的文化被過度污蔑,導致大家都以為唐朝以后中國沒有進步。總體而言,清代的學術是足以壓倒千古的。”

這些話胡適在很多場合都進行過闡述,包括清華、協和等名校的演講。

哈丁說:“胡博士倡導的不是新文化嘛?”

胡適說:“沒錯,但這是兩碼事。我們自然更應該追尋偉岸的西方文化,學為己用。”

從胡適的話里,就能聽出很多矛盾。

毫無疑問,胡博士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尤其歐美,他對日本可能還不是很看得上。

而另一方面,胡博士又因為學問的問題,離不開中國的文化圈,這就導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世界中心”。

用傅斯年的話說:胡適在安身立命之處,仍是傳統的中國人。

所以就導致胡適很像一個“外國傳教士”。

記得魯迅在一本書中評價:“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么為什么你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

這句話非常適合一些中西之間的邊緣人。

他們雖然在中國總是說西方好,儼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卻并不將其視為同類。因此世界主義者胡適進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適有點落魄時,唐德剛先生曾建議哥倫比亞大學的領導聘用胡適教漢學研究。

哥倫比亞大學是胡適當年讀書的地方。可對方卻微笑一下反問了一句非常酸的話:“胡適能教些什么呢?”

那種對胡造敬而遠之、其實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來,別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嘆:“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沒有像北大那樣把胡適看成胡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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