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
敲門聲響起。
“請進。”袁世凱說。
進門的曹汝霖說：“大總統，英國公使朱爾典先生來了。”
袁世凱說：“讓他進來吧。”
為了在英國公使面前顯得精神一些，袁世凱起身洗了個臉。
他的行動不太靈便，但不是因為當年清廷讓他賦閑時給的“足疾”，而是更可怕的一種病：膀胱結石。
對于二十一世紀來說，膀胱結石不是大病，有很多辦法清除結石。但在二十世紀初就很麻煩了，比如繼發的疾病：尿毒癥。
袁世凱最終就是死在尿毒癥上。
“尊敬的大總統，”朱爾典禮貌地問了好，然后說，“鑒于我們多年的私交，我想以非正式的方式再次告訴你一次，最好不要選擇稱帝。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不久前告訴英國駐日公使，在貴國的南方，反對大總統的宣傳正在不斷擴大。您應該知道日本有多么恐怖的情報與特務網絡，他們的消息非常準確。日本判斷，如果試圖恢復帝制，則必將爆發起義。我們在華投資巨大，必然會蒙受巨大損失。而對于大總統本人，傷害會更大。所以石井菊次郎外相希望勸告您放棄帝制的打算。”
袁世凱和朱爾典的私交不錯，合作了很多年，當年袁世凱被貶河南老家、官復原位后的逼宮，朱爾典都站在了袁世凱的同一戰線上，幫了不小的忙。
但此時的袁世凱似乎真的想一條道走到黑，誰說都沒用。他拿出了一份德國駐華公使辛慈提交的文書，對朱爾典說：“德國公使明確表示贊成恢復帝制。”
“天哪！德國！”朱爾典不可思議地看著袁世凱，“大總統，您難道忘了，我們大英帝國、日本國以及法蘭西共和國、俄羅斯帝國全都向德國宣戰了？”
他的話很明白，你要么保持中立，要么站我們這邊。
德國已經對海外殖民地徹底擺爛，愛怎樣就怎樣，絕對沒道理聽德國的。
袁世凱問：“如果我選擇加入協約國陣營，貴國會不會對我提供支持？”
朱爾典說：“這就要看您的打算了，歐洲戰場已經向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展。如果您站在德國一邊，他們失敗后，您可以想象此后的局面。”
袁世凱問道：“朱爾典公使，您就這么有把握？”
朱爾典說：“德國已經被協約國封鎖，我們也在爭取美國的參戰。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美國不會選擇幫助德國。”
袁世凱肯定拎得清里面的道理，美國和協約國早就深度綁定，要是協約國輸了，華爾街發出去的上百億債務怎么辦，誰來還？
但為了爭取外交上的有利條件，袁世凱故意說：“但德國軍力強盛，雙線作戰現在也沒有落在下風。”
朱爾典說：“雙線作戰正是個錯誤舉動，他們終究會在幾年的持續作戰后堅持不住。”
李諭挺希望北洋政府早點對德國宣戰的，那樣自己就可以提前接收德國人的工廠……
于是稍微加了把火：“根據供應商的消息，隱約猜測英國最少還有秘密武器，能夠讓陸軍戰斗力變得更加強大。”
不等袁世凱問，朱爾典就很好奇：“軍部的消息封鎖地非常嚴密，許多事連我都不知道，院士先生竟可以通過蛛絲馬跡猜出來？”
李諭笑道：“都是基于已有公開資料的推測，我甚至加入了一些幻想。”
朱爾典說：“愿聽其詳。”
李諭說：“我在美國有全覆蓋車身的專利，不久前美國公司的高管給我發電報，說有英國海軍部的人來詢問這項專利的一些細節。然后我突發奇想，如果造一種鐵皮覆蓋的裝甲車、用挖掘設備的履帶，再鉆出幾個射擊孔，安裝速射炮及馬克沁機槍，肯定能夠穿越歐洲戰場上最讓人頭疼的鐵絲網與壕溝。”
朱爾典張大嘴巴：“簡直是天才一般的構想！今天回到使館后我就會與國內聯絡，提交這個想法。”
李諭聳聳肩：“或許海軍部早就在研究吧，我只是做了個科學幻想。”
這種軍事機密只能作為猜測說出來，一直到坦克走上戰場，還有大量前線高級將領并不知道這號東西的存在。
目前堂堂陸戰之王坦克正在英國海軍部中進行研究。
坦克之父歐內斯特斯溫頓上校很早就對日俄戰爭作過深入研究，透徹的了解了機槍威力，隨后他又很巧得對美國人霍爾特發明的履帶式農業牽引機非常感興趣，很自然地就產生了一種設想：以履帶式的拖拉機為底盤，架上小型的速射炮，再以鋼板保護駕駛員和射手，近距離地摧毀敵人的機槍陣地。
只不過他的這個方案送到英國軍部后，首相和陸軍部都不感興趣。不知道怎么回事海軍大臣丘吉爾知道了，丘吉爾又親自去找了陸軍大臣和首相，結果他們還是駁回。沒辦法，丘吉爾就在自己的海軍部開始研究這臺陸戰武器。
為了避免陸軍部說他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丘吉爾把項目命名為“陸船委員會”（還是把戰車歸為“船”的范疇），但是由于得不到陸軍的配合，拿不到實戰所需數據，研究進展得并不順利。
朱爾典說：“大總統，李諭先生在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日本國均獲得過最高的院士頭銜，以他的見識，做出的判斷肯定非常準確。”
他趁機繼續勸袁世凱站在他們這一邊。
整個1915年的歐洲戰場實際上非常僵持，大家都在積蓄力量，為下一年的大決戰做準備。
英國管不了那么多，只希望盡可能多的國家加入協約國陣營，打贏家門口的戰爭。
袁世凱與曹汝霖商量了一會兒，對朱爾典說：“我可以加入協約國陣營，但有三個條件。”
——此時不談條件，以后就難了。
朱爾典果然回道：“如果不是特別過分，我將全權代表外交部同意。”
袁世凱說：“第一，協約國陣營要保證將來我國不受德國報復；第二，保證我們占領天津、漢口的德國和奧地利租界；第三，安排從上海引渡政治犯。”
袁世凱選的時間點不錯，朱爾典聽了這三個還算合理的條件，立馬說：“沒有問題！我會將這些條件呈送日本公使，你們雙方均加入協約國陣營。”
朱爾典顯然還是想給日本送個順水人情，雖然英國現在有點惱火日本仗著英日同盟的關系在遠東地區肆意擴大自己的勢力，但他們一時之間并沒有辦法阻止。
日本已經不止一次強調，自己要做中國的“保護國”，中國的一切問題，包括與其他各國的交涉，須取得日本同意才行，否則就要強行干涉，也就是說中國的內政外交均無獨立自主的權力。
當然日本的真實想法北洋政府的高層全都知曉，根本不可能讓日本做什么所謂的“保護國”。
只是德國這個聲明有點惹惱英法等國，英法更加由著日本人，靠日本人施壓來讓北洋政府對德宣戰。
李諭走出總統府，不經意間遇到的這場非正式外交會晤讓他切身感受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頹勢。
真為顧維鈞等外交家感到蒼白的無力感，沒有硬實力談判桌上真的很難爭任何東西。
次日，李諭按照慣例來到北京大學做講座，講了講基本的一些物理學，大體都是些高中電磁學內容。
講完后，李諭在教職工辦公樓撞見了辜鴻銘。
“李院士，聽說你去了趟總統府？”辜鴻銘攔住李諭問道。
“辜先生消息好靈通。”李諭說。
辜鴻銘沒好氣地說：“他是不是真的膽大包天想要復辟？”
李諭反問：“您說哪？”
辜鴻銘敲了敲手杖：“他肯定有這種禍心！我早就看出他是個逆賊！”
從多年前起，辜鴻銘就與袁世凱非常不對付，他編過一個痛罵袁世凱的小故事：
有一次，一個西洋人對辜鴻銘說：“凡是到中國來的西方人，雖然住了很久，但體質沒有什么變化，形體和外貌依然和以前一樣，這樣的人，是貴種。如果西方人一到中國，沒有住多久，忽然體質就變了，大腹便便，肥頭大耳，這種人，是賤種。”
辜鴻銘問：“為什么會這樣？”
西洋人回答說：“在中國，各種食品的價格比我們西方的要低幾倍。我們西方的那些賤種之人，看到你們的食品那么便宜，于是都放開肚子猛吃。因此他們到中國不久，形體就變了，大肚如墳堆，再也恢復不到以前的模樣。”
辜鴻銘說：“我國的袁世凱，在甲午之前，本是鄉里的一個窮無賴。不久他發了橫財，成了暴發戶，而且官越做越大，直到北洋大臣。后來他丟掉烏紗帽，回到老家。但他有錢財，又造房舍，買田地，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袁世凱同您所說的西方賤種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別人說袁世凱是豪杰，我看袁世凱是個賤種。”
罵得相當之露骨。
而且更麻煩的是辜鴻銘的英文非常好，他把罵袁世凱的話都翻譯成了英文，向國際新聞界揭露袁世凱。
辜鴻銘曾經在英文報紙上發文說：“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必須有卓越的道德力，才能贏得民眾的尊崇，可是袁世凱根本不是這樣的人，他先是屈從革命黨，然后耍陰謀詭計，借軍隊的力量逼皇帝退位，最后變成共和國的總統。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表明他甚至連一般的道德品質，一般的廉恥和責任感也不具有，連小偷和賭徒也不如。”
作為在洋人圈里有不低知名度的人，袁世凱不方便動他，但非常頭疼他的言論。
袁世凱也想過拉攏辜鴻銘，兩年前，他還沒有稱帝想法時，就委托張謇、唐紹儀，想招辜鴻銘入伙。
他們設宴款待辜鴻銘，席間二人引用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話來勸說辜鴻銘。
辜鴻銘立刻反駁：“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
好嘛，連著張謇、唐紹儀也罵了。說完扔筷子，拂袖而去。
再之后袁世凱又鍥而不舍地托人邀請辜鴻銘做他的家庭教師，開了每月500元的高薪，已經高于在大學的薪水。
以往辱罵他的事可以既往不咎，要求辜鴻銘緩和一下言辭。
沒想到辜鴻銘仍然不屑于向袁世凱屈服，拒絕了這一要求。
總之這位老哥不僅在言論上屬于袁世凱很傷腦筋的人，以漢語和英語公開和他斗，毫不隱諱留情；而且在實際生活中辜鴻銘也拒絕為袁世凱效勞。
兩人之間的仇恨真的是相當深厚。
原因其實很好理解：因為辜鴻銘更加支持復辟。
只不過他忠于的是滿清皇室，是紫禁城里的小皇帝宣統帝溥儀。
所以辜鴻銘反袁，不是反對帝制，而是因為要維護帝制。當時間推至1917年，一場復辟的鬧劇就自然而然地把辜鴻銘卷了進去。
辜鴻銘心甘情愿地參與張勛復辟，“辮子軍”一進京，復辟一成，辜鴻銘就固執地堅持要做外務部尚書，但張勛不答應，因為他覺得辜鴻銘似乎有點“太新”了。后來總算讓他當了外務部侍郎。
只不過他沒想到，張勛的復辟比袁世凱還要快，短短十來天就草草收場。
一年后，身患尿毒癥、無藥可治的袁世凱在舉國的唾罵聲中郁郁而終。
雖然他有點開歷史倒車，但權力到了老部下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即便和袁世凱也鬧翻，多少有點知遇之恩，這么多年的感情在那放著。
所以北洋政府還是下令全國停止一切娛樂，舉哀三天。
但辜鴻銘卻公然置禁令于不顧，在家中大宴賓客，表示慶賀，可見他對袁世凱仇恨之深。
或許這并非真的由于他與袁世凱有什么個人恩怨，仍舊是辜鴻銘心中的文明理想所使然。
林語堂對他的一個評價可謂恰當：“辜作洋文，講儒道，聳動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曠達自喜，睥睨中外，誠近于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