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北京電車公司的股票作為典型的優質股，非常好賣。
朱啟鈐和黎元洪清高一把，沒有購買，但架不住還有那么多官員、軍閥、大商人。即便李諭提前在報紙發了新聞，普通股民占比仍舊沒超過10，但也比歷史上好了一些。
至于承建過程，仍需國外公司參與，歐洲在打仗，只有美國還有實力搞一搞。今后機車、電纜等部件要從美國定做，然后運過來，整個修建過程差不多要兩到三年。
民國時期，有軌電車的地位幾乎相當于后世的地鐵（雖然有幾個歐美城市已經有了地鐵，但實在太少），有軌電車不僅能大大改善城市交通，還是城市實力的最有力代表。
黎元洪在北洋政府里掛著的副總統名號是個閑職，沒啥實權，但以他的性格，樂得輕松自在。
最近他經常找朱啟鈐研究研究市政建設的事情，也會把好鄰居李諭叫過來喝茶聊天。
李諭提著一盒巧克力到了黎元洪家，“從美國運過來的，副總統嘗一嘗。”
“甜食嘛？孩子更喜歡，”黎元洪招呼過來二女兒黎紹芳，“院士叔叔帶來的巧克力。”
巧克力在國內還屬于稀罕貨，對八歲的小姑娘來說猶如大殺器，黎紹芳吃了一口就停不下來。
“爹爹，這種好吃的你以后天天買給我好不好？”黎紹芳仰頭問。
她還處于隨便一哭就能得到任何東西的年紀，黎元洪溺愛道：“好好好，我每天都買。”
李諭笑道：“甜食不能肆無忌憚吃，會掉牙的。”
“我的牙好著哪，你看！”黎紹芳不服氣，朝李諭齜了齜牙。
“好了，護好你的巧克力，找你娘吧，”黎元洪說，小姑娘剛要轉身走，又拉住她小聲道，“再勸勸你娘，別生氣了。”
看著女兒離開客廳，他嘆道：“幾個月前，總統一定要與我聯姻，數了數只有二女合適，袁家則是九子。夫人不同意這門婚事，可我有什么辦法？只能擺了訂婚宴。”
袁世凱的孩子有不少都進行了政治聯姻，黎元洪肯定是重點拉攏的對象。
不過這樁婚姻挺悲劇。
由于兩家的孩子太小，只是訂了娃娃親，要等成年完婚，不過袁家很快就倒臺。
按照民國傳統，上流社會的定親要在報紙上白紙黑字登出。
后來黎紹芳進入南開大學，成了新女性，堅持自由戀愛；并且她討厭袁家，反對這門親事。
黎元洪那時候卻又認為在袁家倒臺后悔婚就是落井下石，會落人口舌，所以要求兩人必須完婚。
其實同一時間袁世凱還讓十子與徐世昌的女兒訂了娃娃親。
十多年后，徐世昌就悔了婚，給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兒精神失常。
所以黎紹芳也說自己有精神問題，想讓袁家放棄。
沒想到袁世凱的九子袁克玖突然來了一句：“我就喜歡精神病！”
這就沒轍了，兩人只能完婚。
但黎紹芳卻因為痛苦過度，真的得了精神病，婚后一年就住進精神病院，不到四十歲便郁郁而終。
舊社會的悲劇總是在各個地方上演。
此時的黎元洪預見不到后來的事情，絕大部分人還是認為以袁世凱的手段和能耐，只要不是太出格，袁家很難倒臺。
黎元洪起身對李諭說：“疏才隨我來，我讓朱啟鈐弄了個好東西。”
來到另一進院落，在西廂房中擺著一個大大的簡易京城燙樣模型。
李諭訝道：“樣式雷的手筆？”
朱啟鈐得意道：“院士先生說對了，黎公花了300大洋，雷獻彩就愿意動手制作。往常年月，沒有一千兩銀子，雷家根本不會出手。”
民國成立后，作為皇家御用設計師的樣式雷陷入無門無路的尷尬境地，能掙錢就不錯。
黎元洪說：“自從在朱總長家有幸見到一次燙樣，我就愛不釋手，今天得到真東西，簡直喜歡死！”
沒有哪個男人能抗拒模型的魅力。
要是黎副總統年輕個二十歲，而且生在二十一世紀，說不定是個狂熱的手辦愛好者。
李諭看著也喜歡，準備改天找樣式雷做幾個好玩的燙樣模型。
朱啟鈐指著模型說：“我仔細思考了思考，京城可以規劃十條左右的有軌電車線路，最主要的幾條是從天橋到西直門，從天橋到北新橋……”
他邊比畫邊說，非常形象。
黎元洪說：“在規劃上看，有軌電車也是以正陽門火車站為輻射中心，入城的三條軌道將會跨過城墻。”
朱啟鈐說：“再鑿幾個洞就是，這幾年由于火車軌道的緣故，京城的幾個甕城已經全被拆除，不會對線路有影響。今年交通部還規劃了一條環繞京城，連接西直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朝陽門和正陽門，于東便門接入京奉線的鐵路，一年內投入使用。為了這條線路，整個京城的甕城要么被推倒，要么就要鑿洞。”
李諭覺得挺可惜：“與箭樓的連接處不就也隨之被破壞？”
朱啟鈐說：“破壞就破壞了。交通是個大問題，甕城的設計完全不符合交通理念。甕城是為了遲緩進京的交通而設計，可現在要求的是方便快捷。”
李諭知道朱啟鈐說的沒毛病，于是說：“好吧，可我覺得挺威武的，下火車的人看到那么高的城門樓子肯定喜歡，給進京的人留下第一個好印象。”
朱啟鈐說：“作為交通象征暫時可以留著。”
但甕城絕對保不住，因為大部分車站都會設在城門外，人流只要一多起來，甕城屬實礙事。
早在晚清時，京奉鐵路從沈陽進入到北京，崇文門東西兩側的甕城就為了給火車讓路而拆除，車站建在了東便門。
到了30年代，為了修直京漢鐵路，宣武門甕城也被推倒。
至此，最負盛名的“前三門”：崇文門、正陽門和宣武門都不復完整。
北京城的城門比起后來還存在的西安城門要威武很多，絕對能代表帝制時代的皇權威嚴。
封建時代，普通人單是站在城樓下就能感到一種強大的威壓感。
然而鐵軌和機車的到來卻使規劃者舍棄了這積淀了幾百年的驕傲與輝煌。鐵路永遠地撼動了城墻，使它仿佛成了一個過時年代所遺留下的累贅，它們的實際功用和象征意義都不復存在。
就像長城失去了御寇功能。
七座城門被先后打開，內城所有城門的甕城不是被拆除就是被洞穿，一座箭樓（崇文門箭樓）被推倒，兩座角樓（位于內城城墻東北和東南角）和五座箭樓“孤懸城外”，十五座西式車站緊鄰著四面城墻。
其實民國時期就在爭論要不要徹底拆掉城墻，但這個工程太大，而且十多年后京城轉到了南京，北京拿不出那么多市政費用了。
黎元洪看著模型燙樣說：“皇城的城墻已經被人扒拉得不像樣子，內城幾條圍著城墻根的軌道應該更好修。”
皇城就是一環以內。
不過一環這個概念貌似沒人說。
皇城里面包括故宮、北海等，四個門是東安門、西安門、天安門、地安門，面積大概相當于四個故宮。
朱啟鈐無奈地說：“皇城城墻用的都是高質量城磚，與內外城的墻磚不同。很多人回收購買皇城城墻磚，每天晚上都有偷偷來拆墻的。”
再過幾年，皇城的城墻就會被徹底扒干凈。
北洋政府曾差人去回收利用，可這些人也偷偷摸摸去黑市販賣。
李諭說：“我平時在城里開車，實話說城區的道路條件真心不好，大部分路只要一下雨，就像在越野。”
朱啟鈐說：“道路整修在計劃之內。過上一兩年，要是歐洲戰事還不消停，我們只能通過鹽業銀行發行債券改善道路條件。”
李諭說：“買公債的人不會少。”
黎元洪似乎在積累從政經驗，問道：“發行公債就不用找洋人借錢？”
李諭說：“沒錯，這就是金融的力量。”
黎元洪嘖嘖稱奇：“那可比求洋人好多了。”
李諭說：“但公債依靠的是政府公信力，以現在的情況，除非有非常明確事由，比如市政建設，想要單純地大規模籌款只能是奢望。”
朱啟鈐說：“可以不通過苛捐雜稅弄錢搞市政建設就不錯。”
對朱啟鈐來說，市政府的工作首先集中在道路修建和保養方面。
要是道路條件太差，有軌電車都鋪不上。
可以說，鐵路打碎了城墻，電車和商業則又對城墻內皇家封閉恒久的寧靜動了手。
幾百年的滄桑留給晚清北京城的是無法繼續正常使用的街道。
簡直糟透了！李諭深有感觸，幾乎所有的道路都沒有硬化處理，基本上是“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而且街道的中心部分由于交通負擔較輕，已經遠高于兩側負擔較重的車道。
戊戌變法時期很多人就想改變這種狀況，康有為對香港等殖民地城市整齊的街道有深刻印象，曾經給光緒皇帝上書要求改變道路條件。但直到民國初年，這項工程才開始緩慢地動工。
民國剛成立時，北京還沒有瀝青和混凝土公路，碎石路也只有50多公里。也是在朱啟鈐任職期間，才引進了蒸汽壓路機，有了修建現代馬路的技術。
北京城第一條瀝青馬路修在了東交民巷，由使館區事務公署負責。
比較扯的是，如果中國人不坐馬車或者汽車，是不能走上這條道路的。
后來北洋政府與使館區簽了一個協議，每年交5000元使館區養路費，然后允許中國人通過使館區的街道。
——按照北京政府的養路預算標準，規定每平方米街道每年撥給養路費1元錢。
這項協議后來被廢除過，但1917年使館區又因為穿過使館區的車輛增多為由，再次要求這筆款項。京都市政公所與京師警察廳協商之后，決定每年從車捐稅中撥出2000元給使館區用于道路維護。
修路這件事說簡單也簡單，說難也難，關鍵就是錢。
要是沒錢，交通樞紐都會一拖再拖，典型的就是新華街，拖了十年才全面動工。
當然里面也有商戶反對的緣故，因為新華街要在城墻上開個新門，即和平門。
這個門可以方便袁世凱從總統官邸出行，也可以讓香廠一帶模范市區的交通更加便利，從而進一步發展城市貿易，所以計劃一開始就得到了袁世凱批準。
但正陽門地區的紳商們擔心新城門一旦打開，行人就無須再經行他們控制的地盤，他們的生意就會受到影響。
商人們很聰明，沒有直接說明這個理由，而是以破壞風水為由警告袁世凱，新城門的開設會對國家和他的總統地位不利。
然后，額，然后袁被說服了，工程隨之擱淺，留下大段內外城之間的新華街沒有完工。直到段祺瑞上臺，才下令完成了這項工程，并命名新開的城門為和平門。
對了，關于這個城門，周作人還寫了一篇散文，其中有句話很有意思，大家體會一下：
“兩三年來大家所等待的和平門終于完工了……我卻只走過兩次，一次是進，一次是出。”
——有沒有一點迅哥魯迅那句出名的“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的味道？
黎元洪說：“將來我出錢，把東廠胡同的道路修成瀝青路，然后我也買上一輛汽車。”
李諭笑道：“副總統會開車嗎？”
黎元洪說：“不會，有騎馬難？”
李諭說：“肯定開車簡單一些。”
黎元洪說：“那我將來有必要學一學。”
李諭說：“只要有四驅系統，沒必要等鋪上瀝青才開車。”
黎元洪反正很閑：“好，我現在就買一輛，感受感受最先進的工業品。”
朱啟鈐說：“最先進說不上，下次讓院士先生開飛機帶你在天上兜一圈，才叫先進。”
黎元洪連忙擺手：“我可不敢去天上。”
李諭樂道：“副總統恐高？”
黎元洪說：“不是恐高，而是我的耳朵受不了。以前去了一次云貴地區，在過高的山上耳朵就難受不已。”
朱啟鈐又說：“對了，我還沒考慮過，要是飛機成了交通工具，整個格局恐怕又要大大改變。”
黎元洪說：“還是先研究好電車問題吧，飛機太貴。”
北京城在失去首都地位之前，還有十來年發展城市建設的時間。
一旦1928年南京成了新首都，北京城的地位立馬落了一大截，許多人涌入南京、上海，北京的財政收入大大縮水，無法大力發展市政。
不過民國時期北京的飛機航線真心不少，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