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不僅有經濟學家克拉克，還有心理學家杜威。
此前李諭委托過他研究智商測試，杜威已經有了初步結果。
李諭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紀初典型的適齡兒童智力測試。
所謂“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這么算的：
心理年齡/生理年齡x100
比如一個心理年齡和實際年齡相同的普通兒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歲兒童表現出10歲能力水平，那么這個兒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顯這種測試方式只能針對兒童。如果一個60歲的人表現出30歲的能力水平，你總不能說他智商低，只有50吧？這顯然不合理。
美國政府對心理學家們搞的智商測驗也比較感興趣，因為心理學家還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誘因”的學說，他們準備在軍隊招募和學校選拔中引入智商測試。
但怎么說呢，智商測試幾乎無法做到客觀。
一戰時期，美國軍隊征兵使用智商測試，發現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過，智商測試很容易帶來可怕的“優生學”，美國與德國此后對大量“低智商者”進行了殘忍的滅絕政策。
這東西很難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測的人手中，就會變成屠刀。
而且根據博弈論模型，不管什么時代、代價多慘重，必然都會存在想要讓世界大亂的不安分者。
李諭只準備用來簡單證明中國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絕不會拿來廣泛測試，——民國時期也沒有廣泛智力測試的閑錢。
杜威搞的測試題目千奇百怪，對于受過教育的成年人來說很簡單，主要面向614歲青少年，對李諭來說足夠。
證明中國人智商不低，順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諭對中國以及整個東亞民族的智商水平還是很有信心的，這是后世無數次驗證過的。
當然了，智商這個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紀已經慢慢被淡化，畢竟一來它太難準確量化；二來容易引起歧視。
更關鍵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標。
與杜威的交談中，李諭發現這位美國哲學扛把子對中國格外關注，于是問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國？”
杜威說：“是的，一個從帝制走出來的新生共和國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國學生無形中對我產生了影響。”
李諭立刻猜到是誰：“蔣夢麟？”
杜威點頭說：“蔣是個聰明的學生。我更好奇的是，無論美國大學如何挽留，這些留學生都要執意回國。
“我曾問他，紐約難道不好嘛？
“蔣說，紐約是他見過最繁華的地方。
“然后我又問，那你想一直留下嗎？
“蔣卻說，他必然要回去。
“我問他為什么。
“蔣告訴我，因為一走進紐約，就等于離開了美國。”
李諭琢磨了一下最后一句話，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學的。”
杜威把蔣夢麟叫到了辦公室，李諭甚至沒有一眼認出他。
一番介紹后，李諭才說：“恍惚間距離上次見面已經六七年，剪了辮子穿上西裝，簡直判若兩人。”
蔣夢麟說：“我的辮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里，讓它隨波逐流而去。而且幾年下來，我確實感覺自己變了個人。”
李諭說：“教育對人的作用就在這。”
蔣夢麟又說：“我還有個奇怪感覺，以前文章上都說美國這個共和體制的國家自由，但我感覺正好相反。”
李諭問道：“為什么這么說？”
蔣夢麟道：“或許是我們在國內時，天高皇帝遠，一向很少感受權力制約。而在美國，我剛下輪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員和許多警察。”
李諭驚訝道：“你的觀察力好敏銳，竟然能從細枝末節的地方參透問題本質，學哲學和教育學太適合你了。”
蔣夢麟說：“只是個連我自己都感覺莫名其妙的想法罷了。”
杜威說：“這位蔣同學的想法還有好多，有時我也無法解答。”
李諭說：“杜威教授更應去中國看看，中國現在雖然科學不算發達，但哲學層面絕不會讓你失望。”
蔣夢麟也說：“沒錯，教授，您的實用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非常契合，中國人最講究實用。中國人拜佛講究先有用再拜；歐美人則是先祈禱才企盼神的庇佑，完全相反的思維方式。”
杜威沉思道：“中國確實值得我去。”
他們今天還有課程，李諭先行告退，接著來到紐約唐人街。
司徒美堂正在安排新一波的人員招募。
“工廠加了這么多訂單，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發生？”司徒美堂問道。
“或許吧，科技爆炸，人也跟著膨脹。”李諭說。
現在整個歐洲上層都劍拔弩張，每個國家對戰爭都表現出近乎渴望的態度，尤其法國。
法國作為歐洲大國，他一動手干德國，盟友俄國必然動手一起掐德國佬；
俄國一動手，英國絕不可能看著。
剩下那些歐洲國家就不用說，利益都互相糾纏著。
司徒美堂說：“洋人的事咱說不清，不過現在越來越多華工進入工廠，對整個華埠都是好事，疏才兄弟給的薪水放在整個紐約都是上游。”
“大家都不容易，能幫就幫，雇傭美國人也是雇傭，還不如雇傭自己人，”李諭說，“雇傭自己人以后還可以填充國內熟練技術工人空缺，這叫師夷長技以助己。”
司徒美堂道：“疏才兄弟還是要考慮下人員分配，美國人也得招募，畢竟廠子在這。”
李諭說：“特斯拉和大衛·別克他們肯定有分寸。”
司徒美堂忙完手頭的活，對李諭道：“走，簡單吃個飯。”
唐人街的整體狀況稍稍有所改善，華人雖然辛苦，但大都非常勤勞，即便沒有很富裕的，也沒幾個窮到乞討。
——這時候要能乞討到老美這兒，絕對稱得上丐幫九袋長老。
李諭發現華人街還有算命的，一些美國人也會好奇地和算命先生聊兩句，不過這個算命先生好像英文不是很過關，也可能是算命術語不太容易用英文表達。
他用非常直白的英文對一個白人說：“好運道，馬上就要發大財！”
白人當作吉利話。
接著一個黑人也來算命，然后算命先生立刻重復了剛才一模一樣的話：“好運道，馬上就要發大財！”
黑人很高興，沒想到算命先生突然指著剛才的白人，加了一句：“馬上不再黑，就像他……”
老黑氣得直接要掀桌子。
李諭笑道：“洋人在我們國家傳教很難，我們在這邊想推廣周易算卦貌似也不容易。”
司徒美堂說：“洋人可不會明白周易，他們連五行都還弄不懂。”
司徒美堂帶李諭在一家餐館落座，向服務員說：“兩份餐。”
服務員很快給李諭和司徒美堂各端上一份湯、一份紅燒牛肉、一塊蘋果餅還有一杯咖啡。
司徒美堂掏出50美分遞給服務員：“剩下10美分是小費。”
李諭拿起筷子說：“這份餐食頗有東西合璧的意思，味道也不錯。”
司徒美堂說：“店老板李老頭的兒子上個月剛剛死在巴拿馬，我們平時能照顧他的生意就多照顧。”
李諭問道：“巴拿馬運河？”
“還能是啥，”司徒美堂嘆道，“李老頭的兒子干了兩年多，錢雖然寄回一些，人卻突然沒了。”
巴拿馬運河前前后后修了幾十年，其間死了兩三萬工人，包含數千名華工。
李諭想起死在美國太平洋鐵路修建時的華工，無奈道：“真是拿人命填出來的運河！可惜這些人死了也沒多少賠償金。”
司徒美堂說：“好在這條運河聽說終于快要建好，不用再派工人去那個可怕的地方。”
這時的巴拿馬熱帶雨林遍布，在里面的工地干活、居住，真心宛如人間地獄。
在美國的最后幾天，李諭主要是各種收錢，——專利費和版稅。
這些錢與公司業務不相干，直接打到了李諭賬戶，又是一百多萬美元。
歐洲那邊也不會少，差不多是對等的數字。
這些收入太夠李諭花了，所以才大手大腳把工業上賺的錢投到教育及扶持民族企業上。
安排妥當后，李諭登上了前往歐洲的輪船。航程五天，專門買了幾本消遣娛樂的在船上看。
以前坐船挺興奮，現在坐多了，感覺還是在甲板上曬太陽看書比較愜意。
這天，李諭正愉快地看一本偵探時，旁邊突然有人倒地咳血不止。
幾名船醫過來檢查后，驚恐道：“是肺結核！”
旁邊的人連忙閃開。
船醫幾乎束手無策，乘客也自覺遠離發病患者。
人群中一個50歲左右的醫生說：“快把他帶到單獨房間，不要再去餐廳用餐。”
船醫手忙腳亂操作完后，那名50歲的醫生才準備轉身離開，他發現了毫不慌張的李諭，驚訝道：“先生，你怎么一點都不害怕？”
李諭當然不能說自己剛出生就打了專門預防結核病的卡介苗，只能搪塞道：“不見得一定被傳染上。”
醫生又看到李諭閱讀的書，說道：“這是我寫的。”
李諭低頭看了眼書名：《福爾摩斯探案集》，然后抬頭問道：“您是柯南·道爾先生？”
柯南·道爾回道：“正是。”
李諭起身道：“幸會幸會，在下李諭。”
“神秘的東方科學巨子、創造了星戰世界的李諭！？”柯南·道爾再次驚訝道。
李諭笑道：“正是。”
柯南·道爾說：“我們去那邊坐。”
他似乎還是有點懼怕結核分枝桿菌。
李諭問道：“看裝束，道爾先生還是一名醫生？”
柯南·道爾說：“我干醫生這一行已經幾十年，但面對可怕的結核病依舊毫無辦法。三十年前科赫先生已經發現結核分枝桿菌，醫學界仍舊無能為力。找到治療它的藥物，比找到命案中的兇手還要難上一百倍。”
柯南·道爾與結核病其實挺有淵源。
作為人類頂級傳染病，肺結核號稱白色瘟疫，即便二十一世紀，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類感染，打到驚人的20億。
但后世早就有了治療辦法，二十世紀初得了肺結核可是絕癥，即便青霉素問世也無能為力。
德國天才微生物學家科赫于1882年發現了結核分枝桿菌。
科技同樣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競爭的重要手段，德國非常希望科赫可以壓過法國的巴斯德一頭。最好的辦法莫過于找到治療結核病的方法，所以德國政府給了科赫很大的科研壓力。
于是1890年時，科赫在世界醫學大會上表示自己發現了一種叫做結核菌素的東西，似乎有一定成效。
科赫的表述很委婉，但全世界結核患者都沸騰了，以為自己有救了，緊接著各種榮譽鋪天蓋地襲向科赫。
但一名英國的鄉村醫生柯南·道爾卻感覺不對勁，他專門進行了調查，發現這種東西根本沒有療效，并發表文章說明。
事實證明，柯南·道爾是對的。
很快，與巴斯德一同位居微生物學雙神位置的科赫隕落神壇。
成為他一生的污點。
李諭說：“從中國去往舊金山的船上，我剛讀了幾本大仲馬與小仲馬的書，一百年前的歐洲人似乎把得結核病作為一種優雅。”
柯南·道爾說：“真是一段令人羞恥的往事。”
十九世紀的歐洲貴族，都以得結核病為榮。
當時歐洲浪漫主義興起，人們對美迸發了極度追求，——許多反映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的電視劇有所展示。
那時歐洲貴族濃妝艷抹，為了慘白的臉色，不惜涂抹大量鉛粉。
總之為了美，一切都可以犧牲。
而最令人震撼的美，他們認為是美麗的死亡。
大仲馬是肺結核的忠實粉絲，他直言道：“患肺結核在1823年是一種時髦”，“最理想的生命終結方式是每次感情激動后咳血，而且死于30歲之前”！
肺結核患者一般身形瘦削，四肢無力，面色蒼白，而低燒又為肺結核患者的臉上增添了紅暈。
這種病態美完全長在了歐洲貴族的審美上。
——難以理解。
李諭說：“小仲馬的《茶花女》中有對患有結核病的瑪格麗特極盡溢美之辭。”
柯南·道爾說：“我有印象，他好像是這么寫的，‘身材頎長，多少瘦了些，是前所未有的嬌艷嫵媚，就連面失血色的微微一笑，也讓人內心狂跳’。”
李諭說：“在中國，四大名著中《紅樓夢》的女主角林黛玉也患有結核病，但書中的描述要唯美一萬倍。若是當時的歐洲貴族們可以看懂，恐怕對結核病更加趨之若鶩。”
柯南·道爾也算文學圈大佬，好奇道：“什么唯美的描述？”
李諭張了張嘴，卻不知怎么開口，只好拿出紙筆：“我寫給你看。”
“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
淚光點點，嬌喘微微，
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
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也不是說小仲馬文學水平差，問題不在他身上，誰叫文學表現力方面中文是碾壓級的存在哪。
柯南道爾看不懂內容，只是說：“好漂亮的中國字！”
李諭穿越這么多年，閑著沒事就練練字，毛筆字雖然還說不上多好，但起碼達到了普通秀才的水準，也就是入門。
而且練毛筆字順帶著自己的硬筆書法也越來越好。
李諭說：“這首詩出自中國頂級文豪曹雪芹，描寫的就是患有結核病的林黛玉。”
柯南·道爾說：“我不懂中文，可以翻譯嗎？”
李諭說：“中國古詩無法翻譯，因為它凝聚了太多中國文化與藝術，精煉無比、意境深邃。”
柯南·道爾問道：“這張手稿可以送給我嗎？”
李諭道：“當然可以。”
柯南·道爾仔細收起：“期待有看懂的一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