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國安給李諭在工字廳安排了一個辦公室及住處。
至少民國時期，不管學生還是教授，清華的住宿條件都要遠超北大一截。
很多民國的大師或者從國外來中國視察的大學者，基本都會選擇住在清華工字廳，比如泰戈爾。
受唐國安校長的要求，李諭這段時間在學校里上點課。
其實清華不缺老師，而且有相當一部分是從美國過來的老師。
論授課的本事，李諭都不如講臺上會卡殼的愛因斯坦，不過李諭勝在有超前一百年的認知水平，能夠在高屋建瓴的層次上進行指導，說出一些超前觀點。
從教育學上看，對學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另一邊，謝煜希也很給力，回了趟美國后利用卡耐基基金會以及卡耐基的巨大號召力，又帶回了三名老師：兩名女老師、一名男老師。
這幾名老師的薪水將直接從教育基金會支取，不占用清華的辦校經費。
早期來清華的美籍老師，相當長時間里一直是女老師多過男老師。
1910年時，唐國安通過“美國和加拿大大學校際間基督教青年會”從美國選聘合適的教員，經過縝密細致的選聘，組成了17人的美國教師團：9名女性8名男性，包括一位醫生和一位體育指導
至于為什么女老師多，可能是因為清華給的薪水多，女老師在美國的收入又遠遠比不上男老師，還不如遠赴海外。
多點女老師也有好處，起碼對國內風氣開化很有用，——沒有女老師，怎么招女學生。
李諭感激道：“這幾年你在中國東西南北四處跑，忙于教育一事，真是辛苦了。”
她一直忙于基金會創立的幾所學校，每年加起來可以招募上千學生，能做到這種程度已經十分優秀。
謝煜希說：“這幾年我的觀念發生了很多改變，與我曾經腦海中的中國區別太大了。巨大的差異感有時讓我非常迷茫，甚至看不到希望，我只希望用忙碌來暫時忘記困惑。”
她的成長越來越多，一個在紐約長大的頂級富豪家族的千金，放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確實格格不入。
謝煜希又拿出一封信：“芝加哥大學賈德森校長托基金會給你帶了一封信。”
李諭展開讀了讀，主要是詢問哈佛中國醫學院的情況。
幾年前，芝加哥大學也曾想過在中國辦個“芝加哥大學”分校，不過計劃一直沒能推進下去，因為單靠大學的力量確實太薄弱，最關鍵的還是那兩個字：經費。
李諭說：“可以讓賈德森校長在美國觀察一下赴美留學生的情況。至于辦學，他最好聯系洛克菲勒先生。”
謝煜希道：“洛克菲勒先生早有在遠東投資教育的情況，看到我們的基金會取得如此成果，已經蠢蠢欲動。”
李諭說：“這是好事，他們有任何疑問都可以詢問我；如果派來考察團，我便親自幫著接待。”
謝煜希道：“我會把你的想法轉達回去。”
清華作為預備留美學校，課程安排與其他學校大不相同，總體上可以分為上午課與下午課。
上午課是英文、數學、地理、歷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公民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純英文授課。
下午課則是國文、歷史、地理、修身、哲學史、倫理學、修辭、中國文學史等，一律用國語，中國的教科書。
這樣劃分的目的顯然是要加強英語教學，使學生有更多接觸英文的機會。
所以這時候的清華學校學生普遍英文比其他學校也要好一些。
上午課的教師一部分是美國人，一部分是能說英語的中國人。
下午課的教師則是一些國內的老先生，大都在前清有過功名。
稍微想想就知道，不管從學校的角度還是學生的角度，重點都放在了上午課。
這體現在方方面面，尤其畢業時，上午課的成績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如此安排導致了大部分學生輕視中文課程。
坦誠講，這是民國初期清華在教育上最大的缺點。
但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顧了英文就不容易顧中文，也可以理解。
只不過學校對待中文老師與外籍老師的差別待遇有時容易令學生產生異樣的想法。
中文教師的薪資水平明顯低于外籍老師，并且他們集中住在比較簡陋的古月堂，中文教師顯然不受尊重。
這在學生的心理上有不尋常的影響：一方面會使學生蔑視本國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還會激起反感，偏偏就是不想對洋人低頭。
存在兩種想法的學生都不少，并且第二種想法慢慢地會越來越多，——物極必反唄。
歷史無數次驗證，有文化的年輕人是最不容易掌控的。
因為不管怎么說，清華依然走出了很多國學大師。
李諭代課自然還是數理方向，并且數學絕對是最主要的，所有人都必須學。
今天李諭的講課內容是極限，提前一天就發下了講義。
這是學校的傳統，必須在上課前做充足的準備，不然會跟不上節奏。
李諭穿越前清華的節奏更狠，之前一直流傳一個故事，清華電子系大二的時候，有一個只有兩周的夏季小學期。
第一周周一上午，學生們在一間教室上了兩個小時課，學了計算機的vhdl語言（這個語言用得很少了，尤其是國內）。然后下課老師就要求學生在周五之前編出一個主頻30m的cpu來。
所有的學生都瘋了，因為上午根本不知道老師在說什么。
后來才知道，在其他大學的電子系，這門課要學一個學期。
但是清華的老師說得很清楚，做不出來就不及格。
于是學生們只能瘋狂地跑到圖書館借書，回去廢寢忘食地看。第一天看不懂，第二天稍有點明白，第三天白天編幾個簡單的程序，晚上開始正式編程，編到凌晨3點，周四編了一天加一個通宵，周五早上8點通過驗收。
——人都是逼出來的啊！
看來早在清華建校就這樣，是個百年傳統。
清華一開始就這么做，也是因為老美的精英大學也這么搞。
美國大學課外指定閱讀資料分量相當重，所以清華要先有此種準備，免得學生到了美國不勝負荷。
這時候的清華圖書館還沒有后來那么宏大，藏書有限，要是先生指定了某某參考書必須閱讀，學生就必須早早去排隊。
李諭當然不會像那位老師一樣狠，這時候的學生水平還沒有那么高，李諭給他們發的講義只是高中數學的水平。
上午的第一節英文課上完后，金岳霖與吳宓接著忙碌地看起了李諭的講義。
吳宓說：“李諭院士的英文書法看著還不錯。”
金岳霖大著腦袋說：“陀曼老兄，你怎么還有心情欣賞英文書法？好像關注點有點不對。”
吳宓說：“以后不要叫我陀曼了，叫我吳宓。”
金岳霖說：“你的本名不就是吳陀曼？為什么用一個生僻字？”
吳宓堅定道：“從今以后，只用吳宓。”
金岳霖吐吐舌頭，反正清華有的是奇人，見怪不怪，于是說：“那好吧。”
其實早在兩年前，剛到清華時，吳宓就給自己取了“宓”字，貌似是他翻《康熙字典》時，隨手一指指到的。
真夠隨緣的。
然后去年辛亥革命，清華放假，吳宓跑去上海圣約翰大學臨時上了半年課。結果在圣約翰大學時他被同學嘲笑，說是來自北方的“鄉下人”，還把他的名字“吳陀曼”惡意地翻譯成“糊涂man”，趁吳陀曼課間外出時寫在了黑板上。
吳宓一進門，教室里就揚起一陣笑聲。他莫名其妙地環視四周，才發現緣由。自此以后他便決定在公共場合只用“吳宓”，而不用“吳陀曼”。
吳宓又對金岳霖說：“你的國語（普通話）還是不夠好。”
金岳霖是湖南人，連忙字正腔圓地說：“哪里不好？”
吳宓說：“那幾個福建同學的國語都快趕上你了。”
金岳霖大驚：“以后我每天都要多練上一刻鐘。”
清華的學生來自各省，招生比例一直按照庚款賠付的比例。
在學校里各省方言都可以聽到，整個民國時期，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學校的學生籍貫有清華復雜。
正因如此，清華格外重視國語。
吳宓卻說：“一刻鐘只怕不夠。”
“你可饒了我吧，”金岳霖嘴都快發飄了，然后指著門口說，“大考神來了。”
進門的是侯德榜，他去年剛入學，就以10門課全部滿分，總分1000分的驚人之舉震驚全校。
放眼整個清華都是無敵的存在。
侯德榜正好坐在他們身邊，金岳霖問道：“侯兄，您怎么也來這兒上課？”
侯德榜的成績太好了，直接被分到了高等班，明年就可以去美國留學。
金岳霖也不錯，但比侯德榜要低兩級左右。
吳宓成績比他們兩人要差。
侯德榜說：“李諭院士來清華講課，我肯定要來聽一聽。”
吳宓問道：“你怎么不帶講義？”
侯德榜指指腦袋：“已經都在這里。”
“嗚呼哀哉！”吳宓絕望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搞明白這堆亂七八糟數字中的規律？”
“很簡單啊，”侯德榜聳聳肩，“而且李諭院士的講義這么有條理，你們該不會看不懂吧？”
吳宓臉上一紅，然后說：“我小學時就搞不懂雞兔同籠，更不要說什么數列極限了。”
侯德榜說：“只需腦子里多轉幾個彎，數學沒什么難的，畢竟只是初等數學知識。”
“初等？”吳宓驚訝道，“高等的要怎樣？”
侯德榜說：“你去買本李諭先生的博弈論，一定要買最新的版本，圣彼得堡科學院李雅普諾夫院士做過補充的那個，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是高等數學了。”
吳宓大搖其頭說：“還是算了，我這輩子都讀不懂！只求能看懂李諭院士的講義，然后通過考試就好。”
侯德榜詫異道：“你的數學這么差？去年停課之前有一次數學月考，你得了多少分？”
“剛剛及格，”吳宓說，然后問道，“你哪？”
剛說出口，他就意識到自己問得太多余，以侯德榜次次考第一的水平，肯定又是滿分。
不過侯德榜并沒有炫耀的想法，只是隨口說：“題目簡單，答得還不錯。”
這句“題目簡單”聽在吳宓耳朵里已經夠難受了。
金岳霖的數學比吳宓好一些，但達不到侯德榜的水平，羨慕道：“我要是也有這么好的數學能力該多好。”
這時李諭已經進入教室，發現臺下全坐滿了，最后排還有站著的。
同時間其實還有一位美籍女老師在另一個教室講數學課，但大家都溜到了李諭這邊。
好在那位女老師人比較通融，聽說是李諭后，直接宣布全班一起過來聽。
課程本身沒什么特別難的地方，但李諭深知這些學生不可能將來都走上數理研究的路線，所以仍舊更加注重趣味性。
這幾年李諭算是形成了點自己的風格，講課水平即便不咋地吧，但總能講出點前沿性的東西，而且通俗易懂，大家伙都愛上他的課或者聽他的講座。
比如李諭今天就聊了聊極限的擴展，讓學生知道小小的極限就引出了偉大的微積分，奠定了近現代數學基礎；同時又暗含了可怕的數學危機，大神牛頓都要抖上三抖。而且極限遠遠不止中學的這一點東西，未來到了高等數學，深奧了去。
最后李諭出了幾道作業題目，大都是以往高考時做的，現在讓他們做再合適不過。
下課后，吳宓一臉愁容。
金岳霖問道：“你怎么了？”
吳宓苦澀道：“后面根本聽不懂，作業可怎么辦？”
金岳霖說：“你剛才不是聽得津津有味嗎？”
吳宓說：“不代表我聽懂了。”
一旁的侯德榜鼓勵道：“不如再去請教請教李諭院士。”
吳宓道：“不好吧？”
“怕什么，”侯德榜說，“過了這村沒這店，李諭院士又不是天天在學校里講課。”
金岳霖說：“我贊同，聽了這堂課，總感覺在數學上我又行了！”
幾人當即決定一同去李諭的辦公室。
到地方后，發現還有另一名同學和他們有同樣想法，跟了過來。
侯德榜說：“芳瀾，你也來了。”
戴芳瀾與他們同一屆考入清華，先生后來是我國真菌學的創始人。
戴芳瀾笑道：“如此好的機會，自然不能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