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諭對蔡元培說：“這本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書，袁項城說不定也會喜歡。”
蔡元培在歐洲待了這么多年，當然知道法國發生了啥。
歐洲目前發生了那么多革命，稱得上“大”的，也就法國那次，因為影響屬實有點大。
過程嘛，簡單說無非就是路易十六和瑪麗王妃花錢太狠，想向資產階級伸手要錢，結果為此召開的三級會議上他們不干了，要推翻路易十六。
最開始法國同樣有君主立憲派，但革命派的聲音比較大一點。
而當時的歐洲其他國家一看法國這勢頭，那不行！
你們法國要是搞成了，我們這些國王咋辦，大家還不都這么玩，要推翻我們？
于是各國組織了反法聯盟，就連英國都參與了，括弧，那時候英國已經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只不過是君主立憲制，但他們的訴求只是不讓法國強大。
路易十六也是真滴作死，法軍和反法聯盟打著仗，他還通風報信。
仗打完了，法國人自然要把他推上斷頭臺。
后來嘛，先是比較軟的吉倫特派執政，結果打不贏仗，被推翻。
接著是強硬的雅各賓派上臺，把不聽話的都嘎了，殺了幾萬人。后來也被推翻，頭領羅伯斯皮爾也被嘎了。
再然后就是軍人拿破侖發動霧月政變，加冕稱帝。
大革命搞了十來年，最后還是一個軍人當了皇帝。
現在李諭仔細想想，里面的一些情節和清末民初還真有點像。
但帝國制度肯定不行，即便強如拿破侖，對外戰爭打得那么強勢，輸了一場就徹底繃不住。
拿破侖倒臺后，法國又反反復復在帝國、共和國之間左右橫跳了好幾次，名字也起得夠隨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共和國……
蔡元培說：“疏才擔心袁世凱會弄出當年拿破侖稱帝的把戲？”
李諭說：“權力據說有一種無形魔力，更何況對于一個舊官僚體制出來的人。”
“我會把你的擔憂告訴孫先生和黎元洪先生，”蔡元培說，“但是讓袁世凱多了解一下法國發生的大革命，可能沒有多少壞處，至少能威懾一下清王室。”
李諭說：“用不好就是把雙刃劍。”
火車到達哈爾濱后，繼而轉頭南下。
相比較南方革命勢頭高漲，北方相對要收斂一些，畢竟北洋軍的勢力在這擺著。
火車到達沈陽，再往南走就要入關了，由于形勢特殊，所以在這里要進行一輪檢查。
“媽拉個巴子，讓你們下來就下來，萬一混進去個革命黨，讓老子怎么交代？！”
李諭竟然又聽到了張作霖罵罵咧咧的聲音。
辛亥時期，張作霖抓了很多革命黨人，受到了清廷重視，委任為奉天巡防營總辦，從此掌握了奉天省的軍政大權。
“嚯，是李大學士！”張作霖眼睛很尖，一眼就看見了李諭。
李諭說：“張將軍，別來無恙。”
張作霖樂呵呵道：“別來無恙，別來無恙！哈哈，多虧了上次和你們一起在哈爾濱搞鼠疫，讓我順便升了官，您可是我的一個大福星！”
“這就不敢當了。”李諭說。
張作霖問：“李大學士怎么從哈爾濱過來？”
李諭說：“并非哈爾濱，在下是從歐洲回來。”
“啊！我知道！”張作霖大大咧咧說，“是那個諾貝爾獎吧？那可厲害得很，現在我對李大學士之佩服更要遠超那些只會狗屁文章的半吊子秀才。”
李諭哭笑不得，秀才只能算科舉中很低的等級，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夸自己。
李諭說：“各有所長而已。。”
“那可不！”張作霖說，“我好歹是見過了一點世面的人，幾個月前在奉天辦的萬國鼠疫大會，我負責了安防，以前我就沒見過這么多洋人。看洋人態度，你們搞的這些讓我們摸不清門道的科學還真是這個！”
張作霖伸手比了個大拇指。
李諭說：“科學確實是興國必需。”
“李大學士說得太對了！”張作霖說。
這些民國初年舊軍閥們雖然基本都是大老粗，但對新學堂和科學其實挺上心的。
“這一位是？”張作霖又看向蔡元培。
李諭解釋道：“從德國留學回來的。”
張作霖為難道：“李大學士，實不相瞞，現在我們每看見一個留學回來的就覺得像革命黨。”
李諭心中很想說“看人真準”，但嘴上還是解釋道：“蔡先生是光緒朝進士及第。”
“失敬失敬！”張作霖說，轉而又問，“不會是革命黨吧？”
李諭說：“是革命黨的話，怎么會不帶槍？文人你們有啥好怕的？”
張作霖哈哈一笑：“讓李大學士笑話了，俺們現在是草木皆兵，怕了！整個南方都被革命黨一鍋端，長江北邊還有不少省份反了，剩下的沒幾個。所以朝廷對我們這里加倍重視。”
李諭突然問道：“張大將軍，你的命令是哪里發來的？”
張作霖說：“當然是內閣。”
“新內閣？”李諭說。
張作霖點點頭：“對啊。”
李諭說：“新內閣都是袁項城的人，現在袁大人準備與南方議和，你該不會不知道吧？”
張作霖一驚：“議和？”
“張將軍不是北洋嫡系，更不是南方革命黨的人，如果南北議和后，將軍……”李諭故意拖長了語調。
張作霖頓時嚇出一身冷汗：“李大學士，我該如何是好？”
李諭等的就是這句話，慢慢道：“張大將軍，連袁大人都不再對革命黨下手，甚至還奏請隆裕太后寬赦武漢革命黨人，你現在最好也收手，不然到時候怕成了炮灰。”
“多謝李大學士提醒！”張作霖說，“嗎了個巴子，老子千算萬算怎么算漏了這么一茬，但誰能想到這幫革命黨進展這么快！”
李諭說：“我們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張作霖說，“不過火車要整修一天，另外還要等京城放行的指令，李大學士只能在奉天多待一天。”
多事之秋，多點程序再正常不過，李諭只能接受。
張作霖又說：“奉天正好有位大學問家，李大學士可能會想和他見個面。”
“大學問家？”李諭問。
張作霖道：“梁啟超幾天前就到了奉天，一直在等待京城的消息，并沒有立刻進京。”
梁啟超這次是短暫回京，但形勢變化太快，一切根本不在他的預料之中，許多謀劃甚至剛剛有了初步眉目，就已經不適用。
但梁啟超目前對袁世凱信心很足。
他的老師“大圣人”康有為是堅定的保皇派，視光緒皇帝為主子；而袁世凱是導致光緒軟禁的罪魁禍首，甚至坊間傳聞就是害怕光緒親政后對自己不利，袁世凱還參與了謀害光緒的陰謀。
總之保皇派對袁世凱應該恨之入骨。
但梁啟超與楊度一樣，并非一成不變之人，思想與時俱進，他現在越發覺得袁世凱才是中國的救星。
李諭在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府邸見到了梁啟超。
而蔡元培出于同盟會員的身份，暫時沒有出面見梁啟超。
趙爾巽這個人之前提到過，其他的功績不用多說，最有名的就是編撰了《清史稿》。
他現在的心情不是很好，因為他的弟弟四川總督趙爾豐被革命黨抓住，直接砍了腦袋，是辛亥革命中清朝死得職位最高的幾個官員之一。
“疏才兄弟，”梁啟超說，“你也回來了。”
李諭說：“多事之秋，不回來看看，實在不放心。卓如兄漂泊東瀛十多載，不也回了故土。”
梁啟超說：“十多年不回來，剛踏上中華之土地，我心中頗為感慨，這么多年，終于迎來了所堅持之事。”
李諭問道：“卓如兄準備入職袁世凱內閣？”
梁啟超說：“袁大人邀請過本人，不過形勢尚且不明朗，我并沒有同意。”
李諭又問：“卓如兄認同袁世凱可以扭轉乾坤？”
“除了他，沒有人能夠做到，”梁啟超說，“但我之所以拒絕袁項城之邀，是因為只有身在民間才能發揮我最大的力量進行相助。”
李諭問道：“您指的是？”
梁啟超說：“項城坐鎮朝堂之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在下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于中立，由中立而趨于溫和，此本人所長也。只有控制輿情，才可影響國民。如果擔任了內閣虛位，則無法發揮我的長處。只有身在民間，我才可與袁項城取長補短。”
梁啟超自視還是挺高的。
李諭說：“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輿情并非可以控制的東西。”
“非也！”梁啟超說，“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
這句也是梁啟超的原話。
就是字面意思，梁啟超想讓袁世凱暗中控制輿論，但在表面上裝出輿論之仆人的樣子，只有這樣才能成大事。
雖然猛一看沒有錯，不過的確過于想當然了，自古以來這么想的都栽了大跟頭。
新聞報紙千千萬，渠道多如牛毛，最怕的就是上流社會自以為聰明絕頂，同時認為民眾都愚昧。
李諭說：“卓如兄，最近我也研究了法國的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作為知識分子，同時身為啟蒙者，在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想的不應是控制輿論，而是如何啟發民智。”
梁啟超說：“所以啟蒙者需要戴上人民的面具，偽裝成大眾的一員，暗中引領無知而混沌的大眾。”
李諭說：“我對啟蒙倒是有另外的想法。”
梁啟超說：“當下我們最缺的是科學與政法，疏才作為科學之領軍，本人愿洗耳恭聽。”
李諭說：“我曾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群人被鐵鏈鎖在山洞里，面向石墻，光的源頭在他們身后，他們看不見。他們只關心光射在石墻上所顯現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
終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轉過身去，看見了太陽。
目眩神搖之下，他結結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講了出來。
可別人都說他瘋了。
漸漸地，他習慣了用眼睛去注視光明，并且知道了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領他們走向光明。
這個人是啟蒙者，而太陽代表學問與真理。”
故事其實是一戰后一名德國學者最先講出來的，當時他是根據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洞穴故事進行了詮釋。
放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同樣合適。
“這是我今年聽過最好的一個隱喻！不愧是疏才，科學巨子之名一點都沒有水分！”梁啟超贊道，“在我看來，你講的故事中的光明，就是西方。”
不只梁啟超這么認為，目前大部分國內的知識分子都抱有這樣的想法，也不能說他們錯了。
最少中國的這些精英們第一次在面對現實問題時想到的不再是訴諸三代之治以及古人經卷。
李諭只能說：“多學學自然是應該的，即便一時落后，將來說不定也會成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得更遠之人。”
梁啟超說：“疏才的話更加堅定我以手中之筆馴化民眾之想法。我同時是一名報人，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文人論政或許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監督朝野之政論家。”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是民國年間非常多知識分子堅持的理念。
他們內心知道如何是正確之路，單純的上層改革遠遠不夠，必須弘揚科學與民主。
不過報紙這東西畢竟在中國的時間還是有點短，目前很多報人還是過于主觀。
李諭提醒道：“卓如兄‘馴化民眾’的說法我覺得欠妥。”
“有什么欠妥之處？”梁啟超問。
李諭說：“教育不是傳布偏見，也不是灌輸學說，而是解放大眾心靈，發展其自己的判斷力。換言之，教育不是給人見解，乃是幫助人得到見解。所以在社會學科的教授上，教者只應該作科學的、客觀的陳述，不應有偏袒的主張；對于每個問題的各方面，都應予以相當的注意，不應按著個人的好惡有所輕重。”
梁啟超卻說：“那樣太慢了，無法快速完成崛起。”
李諭不知道說什么了，再說下去就是歷史的局限性了。
但從現代眼光看，民初的許多社會精英以及知識分子確實在啟蒙這件事上做得有些操之過急。
許多報紙完全就是一家之言，拼了命讓大眾相信自己的見解。
李諭更不能對他們作出評價。
只能說歷史本身不會犯錯，永遠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人在某個時期犯了錯。
好在中國足夠大，文化足夠深，能夠在掙扎之中摸著石頭最終過了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