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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范孫經歷過維新變法以及八股文廢而再立的事情，算是終于看清了清廷對科舉的態度，才回到天津一心搞起了現代教育。
李諭不知道嚴范孫為什么和自己提經濟特科，于是問道：“嚴先生想說的是？”
嚴范孫說：“我認為你可以參與一下，作為最懂西學的人，非常合適。我可以聯系唐道臺，由他舉薦。”
經濟特科能參加的人都是必須經由大臣舉薦。
李諭笑道：“還是算了吧，我對功名沒什么興趣。”
嚴范孫說：“并不是什么壞事，因為我知道你才是真正懂得西學之人，而只有讓懂的人管理西學方面的教育，國家才能有前途。”
嚴范孫這么想倒是有點像笑傲江湖里方證和沖虛道長讓令狐沖當五岳劍派掌門人的意思。
嚴范孫心中想的是教育，但清廷在這件事上卻不見得這么想。
這么多年了，教育與科舉也從來不是畫等號的事。
李諭問：“我并非對西學所有領域都知曉，如果是考政法內容，我也不懂。”
嚴范孫說：“國家需要政法人才，也需要科學的人才，朝廷設立恩科，不會像過往大考一樣死板。像你這么懂科學之人，我想很有機會。”
李諭問：“有什么不一樣？我可聽說科舉要是字寫得不好一點機會沒有。”
明清兩代，書法水平對于能不能中狀元非常關鍵，必須要寫一手非常標準的館閣體才行。
李諭在博物館見過明清時期科舉狀元的文章，那書法水平是真的非常高，和印刷體幾乎沒什么兩樣。
以李諭的書法能力，根本不登臺面。
嚴范孫說：“這次考試并不刻意追求書法，即便是涂改也沒有關系；而且考試時也不再遮掩姓名、專門謄錄。”
李諭說：“要是能用硬筆書法還好說，毛筆的話真心拿不出手。”
李諭就算會寫毛筆字，讓他寫蠅頭小楷也太難了。
嚴范孫說：“我聽說，閱卷大臣榮大人是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你出身京師大學堂，想必會有加分。”
“榮大人？榮慶榮大人？”李諭問道。
“當然是他。”嚴范孫說。
李諭攤攤手：“那就沒辦法了，我和他關系并不好。”
“你？和他關系不好？”嚴范孫訝道，“他可是管學大臣，而且以后肯定還會升遷，怎么和他會關系不好？！”
李諭嘆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但情況的確是這么個情況。”
“這就不好辦了，”嚴范孫捋著胡子，“你實在不該得罪榮大人。”
李諭說：“事已至此，無法挽回。”
呂碧城在旁也無奈道：“這位科學巨子，得罪的人可不少了。”
嚴范孫說：“如此一來，只能另尋他人。我實在不想讓好不容易成功舉辦經濟特科，再次因為人選失敗而功虧一簣。”
李諭說：“嚴先生既然已經準備投身西學教育，為什么還對科舉一事念念不忘？”
嚴范孫說：“這件事終究是因我提議而起，總不能坐視不管。”
李諭說：“既然嚴先生已經到了京城，我陪著你一起去會館看看吧。”
清朝時，進京趕考的人往往住在宣武門外的各省會館。
李諭又對呂碧城說：“一起去？”
呂碧城說：“我一介女子，是不是不太合適？”
“怕什么，”李諭滿不在乎，“你難道怕才華比不上他們？”
呂碧城一聽這話立刻來了斗志，“我才不怕。”
幾人剛到會館，就有人叫住了嚴范孫：“嚴大人！許久不見。”
嚴范孫也認出了他：“翼夫，你怎么在這？”
翼夫是梁士詒的字。
梁士詒是此后北洋政府中赫赫有名的交通系代表人物，交通銀行就是由他創辦，他對于早期的鐵路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
梁士詒說：“我準備應試經濟特科。”
“你？”嚴范孫不敢相信，“你已經高中進士，來湊這個熱鬧干什么？”
梁士詒說：“這些年來我一直醉心于財政、河渠、道路等方面的問題，再加上我本人多年來研習科舉，早已明白要‘學歸實用’，當年的進士身份已經沒有什么用處。”
他中進士比嚴范孫晚了一年，兩人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都認識到了科舉的弊端。
嚴范孫說：“以你的才氣，想必再中進士不是難事，如此兩中進士之壯舉，實在是令我也不勝期待。”
梁士詒笑道：“還是說不準的事情。”
嚴范孫對梁士詒倒是很有信心：“如今鉆研西學之人并不多，再加上你的基礎，絕對比常人要強，有可能會高中狀元。”
“我盡力而為，”梁士詒看向李諭，“這位是？”
嚴范孫為他介紹：“他就是著名的李諭。”
梁士詒訝道：“原來是李諭先生！當朝帝師，名滿歐洲的科學才子李諭！”
李諭笑道：“梁先生你好。”
梁士詒說：“如果帝師也要參考，恐怕我還是放棄為妙。”
李諭擺擺手：“我并不會參加經濟特科考試。”
梁士詒說：“我在廣東之時，曾在報上數次看到關于帝師的報道，您在科學上的成就令人不勝稱贊，就算是直接列為進士乃至狀元，我想也不為過。”
李諭說：“就像你剛才所說，進士又能如何？如果有科學院，興許我還有點興趣，只不過可能性幾乎為零。”
梁士詒說：“現在百廢待興，多有一些實用的人才方可救國于危難。”
嚴范孫說：“翼夫所言極是，只是不知朝廷這次經濟特科能不能夠招納到實用之人才。”
梁士詒嘆道：“如果再是一批腐儒，恐怕就徹底沒了機會。”
嚴范孫當過多年學政，非常明白科舉的情況，他說：“雖然我曾多次上書闡述，但如今朝廷依舊只把學堂當作培養人的地方，他們眼中唯有科舉才是真正選拔人才的方式。這種觀念不改，只怕還是無法讓學堂發展。”
梁士詒是廣東人，廣東是革命黨故鄉，當時他還和梁啟超是同學，所以對新式學堂非常接受，看得出來新式學堂教的東西才是更有用的學問。
梁士詒說：“我這幾年潛心研究的水利與交通幾事，才知道其中學問如此之多。就像洋人的鐵路與火車，包含的知識與原理便不勝枚舉。如果只把懂得這些學問的人當做工匠，已經遠遠不夠。”
現在李諭搞的主要是理論科學，如果他搞幾件具體的機械制造出來，怕是也會被人當做工匠。
因為理論科學不管是數學還是物理，大臣們怎么解釋都不會聽懂；
但造出來的機械就不一樣，即便是再高精尖，只要是實物擺在眼前，他們便會覺得不過如此。
所以清廷即便已經從鴉片戰爭開始挨了這么多年揍，還是只把洋人的強放在武器和軍艦上。
連相對容易看明白十分有用的政法制度都不能接受，更別提費腦子的科學技術。
梁士詒又對李諭說：“聽聞帝師去過數個列強國家，甚至也曾坐火車經由俄國到達歐洲，眼界開闊。您認為我們能不能夠在科技之路上趕超列強？”
“說趕超還是有點太早，現在我們能學明白就非常不錯，”李諭道，“但就像二位所說，不興辦新式學堂，永遠沒有機會。只有踏踏實實踏出幾步，才能考慮此后所謂趕超之事。”
梁士詒說：“先生所言甚是。”
嚴范孫鼓勵道：“所以我才希望翼夫可以高中！經濟特科所設，就是為了新學之故，他日你高中狀元，便可以推進新學之事。”
嚴范孫拱手笑道：“一定傾盡全力。”
只不過梁士詒這次不僅沒有高中狀元，連進士都沒有考下來。
經濟特科的考試題目總體上還是屬于策論的范疇，不過題目倒是有那么一點“經濟”的味道，比如“桓寬言外國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則國用饒民用給。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其實討論的就是進出口貿易的事情。
只不過依舊是從古人中找例子。桓寬就是漢代的，《鹽鐵論》的作者。
另一道題目則是：“《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
李諭肯定答不上來。
他生在現代社會，如果真考經濟學，無論如何多少能蒙個皮毛。但他可沒有看過《周禮》，更沒有讀過《鹽鐵論》，如果上來就提筆討論真正經濟上的進出口相關內容，給他寫出世界貿易組織WTO，恐怕閱卷的榮慶一定以為是個神經病。
所以科舉嘛，總歸還是科舉，換湯不換藥，李諭是不可能適應的。
梁士詒實際上確實被點了狀元，但在成績照例承給慈禧太后看時，卻認為梁士詒的名字實在是不吉利：姓氏與梁啟超一樣，兩人還是同窗兄弟；名字最后一個字又與康有為相同（康有為原名康祖詒），“梁頭康足，人品可知”。
于是乎便取消了梁士詒的狀元資格。
而最終拿狀元的是云南人袁嘉谷，此君后來做到了現代高校的教授。
他也是科舉史上云南唯一的一個狀元。
而他獲得狀元所寫的文章名字非常有意思：《防民猶防川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