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尾，長安城中人事變得越發繁忙起來。因為這是新朝第一個周年將盡，內外軍政事宜都要進行一個系統性的總結，從而實際的反應出過去一年的治政成效、人事功績如何，所以朝中君臣全都專注于事，不敢馬虎。
李泰舊年讀史，常常看到史書褒揚某位皇帝勤政的時候，或會言其每天早起晚睡，不待雞鳴便起床視事，動輒堅持數年乃至十數年之久。他對此還有些不信，總懷疑這描寫的究竟是牛馬還是皇帝？
可是如今當他自己坐上這個位置，才明白史書相關的描寫也并非是完全脫離實際的無端揣測。起碼就他自己而言，從年初登基至今，便幾乎沒怎么睡過懶覺，凌晨四點的長安大內，那真是看了又看。
身為一個帝王，對家國事務但凡稍具責任心，哪怕并不需要事必躬親，但也免不了要總攬大局。
尤其古代封建統治這樣一個體系，自上到下就會有一個層層放大的效果，官員們慣會從細微處揣度上意。有關這個話題比較著名的一個典故，便是紂為象箸而箕子怖，從一雙象牙筷子見微知著的預知到帝王驕奢與權力失控。
以天下而奉一人，看起來是一件非常讓人愉悅的事情。但懶惰與享樂是人的本能，天下奉一人的意思就是整個天下都在對其施加誘惑，今天晚上做了一個夢，第二天就會有人不畏險難險阻的將之實現，這種隨心所欲給人帶來的膨脹感簡直難以言喻，也讓許多人根本就無從抵抗。
尤其李泰還有著來自后世的諸多記憶，相對時流那是真的經多見廣，真要享樂起來，想法就要多了無數倍。不說個人享樂方面的探索，單單忍耐將腦海中各種脫離現實基礎的所謂社會改革在當下進行試驗的念頭，就讓他辛苦不已。
中古時代亂世未已，社會生產力仍然很脆弱，想要推行什么深層的、觸及社會根本的改革，過程中的兇險遠不是單純的武力鎮壓就能完全應付。一旦形勢崩盤，那可就不只是把牛肉價格打下來，是把人肉價格打下來，但凡手里有把刀，出門就是自助餐。
所以過去一年里，李泰對自我的約束越發嚴格，無論是個人的生活習慣，還是管理軍政事宜的行事風格，基本都是小心謹慎、三思后行。
在朝廷的行政構架和規令制度方面，基本上是沿襲南北朝一直以來的發展脈絡，形成了三省六部與九寺五監并行的行政格局并逐步完善。
至于地方上權力結構，由于眼下亂世仍未完全結束，所以地方總管的權力仍然非常大。但是相對于原本南北朝那些刺史方伯，還是大有不同。
首先朝廷對于這些州郡方伯的任命是有著絕對的話語權，其次在地方上的行政管理上，地方豪族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削弱，因為均田制的進一步規范執行、加上對于亡人游食的括戶編籍，使得地方人事資源的控制逐漸集中到官府手中。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地方上的武力組織已經從豪強部曲、鄉兵武裝過渡到府兵軍府。諸州軍府的創建，讓朝廷得以直接控制地方上的武裝力量，同時這些武裝力量又通過軍功授田成為新興的軍功地主，構成了維持地方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也有的地方府兵軍府仍然沒有創建完善起來，對于此類地界，李泰寧肯延緩對于當地的均田括戶與制裁豪強，也不會在武力基礎還未形成的前提下只通過單純的行政手段去打擊地方勢力，仍然保留他們在地方上的種種特權。
武力雖然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但卻能夠提供最大保障。尤其是在歷經南北朝的動亂之后，許多社會問題本身就是由戰亂所促成的，既要注意到這些問題的統一性，也不可忽略它們各自的獨特性。
武力的濫用，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歷史上司馬懿平定遼東公孫淵叛亂，所執行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能殺的殺、能遷的遷，幾乎人為的造成了遼東的真空。
但這真空只維持了很短暫的時間，隨后東胡鮮卑諸部便在這片土地上崛起，并一度成為亂華的主力軍。而當鮮卑勢力涌入中原地帶時，高句麗又伺機而起，吞沒了大半的遼東地區。
不能正視問題并且妥善的解決問題，所謂的殺光只是在為某些當下還不甚起眼的利益集團清場罷了，快刀斬亂麻固然爽快，但其后可能就要面對想上吊都沒繩子的窘境。
從政權內部而言，足夠的武力保障更大的作用，還是為了讓那些代表問題存在的世族與地方豪強們不敢輕用武力，從而讓問題有著更大的斡旋空間和解決方案。
如果說針對世族的特權限制和對豪強的鄉勢削弱還需要配合其他的政令，長期推行之后才可見成效，那么針對沙門的制裁則就是這種思路的具體且經典的案例。
入秋之后，河北諸州貢士考選授職完畢，凡所入貢之士皆無落選，或是供奉朝中，或是授任地方。而在結束了這一次的貢試之后，有預選事的祖珽得授祀部郎中，并獲得了新的任事，那就是前往河北巡察佛道事宜，對于這些方外之士進行一個系統性的甄別。
當然由于北齊境內崇佛毀道，所以此行主要目的還是肅清沙門。祖珽抵達河北后，先用一個多月時間走訪河北諸州那些中大型的寺廟，針對河北沙門現狀進行了一個摸底，然后便又按照朝廷的指令返回鄴城，召集境內一眾僧侶加以經試，合格之后再授予度牒，成為朝廷承認的傳經法師。
這套路自然還是因循針對關中沙門的那一套，但河北僧人們也沒有更好的選擇，畢竟打也打不過，逃的話且不說腳程多遠，逃往他方生活又能比得上留在河北？
北齊崇佛侫佛，故而沙門整體也是泥沙俱下、素質低劣，想要糾錯滅佛自然再簡單不過。但沙門在北齊所占有的巨大的信仰份額卻是不好處理，齊主高洋之所以崇佛滅道，固然是與其人信仰好惡有關，但也與北齊民情信仰密切相關。
歷史上周武帝滅齊之后，雖然將滅佛的政策也推行到了河北，但到了第二年其人便去世，在河北僧侶上書懇求之下，繼任的周宣帝便又下令恢復了河北佛教信仰。河北滅佛所持續的時間，只要一年多而已。
李泰對于沙門佛教的態度向來都是加強監管，而不是直接消滅。此番加強對河北沙門的管理，他也并沒有將所有沙門都定為異端，而是在其中挑選出一批可以拉攏的對象出來，那就是河北的佛教律宗僧徒們。
所謂的律宗，便是研習和傳持戒律作為自身的修行方式，簡而言之就是通過條條框框的規定來管住自己，做到真正的清心寡欲。這種修行方式倒是跟如今李泰對自我約束甚嚴的狀態有些相通，但想想也知道必然不可能獲得眾僧侶的信仰和支持。
真正的律宗誕生于唐代，至于原因也很簡單，隨著天下統一、政權穩定，朝廷的力量越來越強，管制力自然也就越來越大，和尚們如果不再自修戒律，可能就要面臨一個肉身被超度的下場了，故而律宗成為當時佛門顯宗。
不過如今律宗的前身也已經出現，這些僧侶們鉆研佛門《四分律》，而《四分律》也是后世佛門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戒律，如今已有河北高僧慧光在四分律的基礎上又撰《四分律疏》，傳教于弟子，也是未來佛門律宗的學說基礎。
因此在這一次鄴城經試當中，除了對和尚們進行一個佛經的測試考評之外，《四分律疏》也成了考試的內容之一，經律一起進行考核。
由于慧光和尚早已去世，但其弟子門徒卻仍在，對于朝廷將其傳律欽定為官方律文，這些和尚也是深感榮耀，頓時便成為朝廷政令在河北最熱情的支持者，為了這一場經試也是前后奔波、多方宣傳。
但這卻苦了其他的河北僧侶們，這些和尚之所以投身沙門，固然也有一定的信仰因素，但更多的還是出于對利益的貪求，哪怕為了做個樣子，佛經或許還會了解一二，勉強可以應付。
但除了極少數心懷虔誠者會研習戒律之外，誰又會對此深入鉆研？甚至河北相當一部分和尚，都根本沒有聽過《四分律疏》的名字，如今居然要作為考試內容，那自然是抓了瞎。
更要命的是，戒律不同于佛經還有著極大的自我理解和解讀空間，每一條目都是清楚明白的寫著僧尼們該要如何持戒、不能違反怎樣的規定。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一目了然，容不得敷衍糊弄。
所以一場經試進行下來，超過九成的和尚被直接剝奪了傳法修行的資格。
當這一結果出出現的時候，整個河北自是群情嘩然，和尚們固然不忿，但更廣大的信徒民眾們卻是更加的憤慨不已，這些和尚高高在上、不事生產，每天看起來都在虔誠的誦經禮佛，結果到最后卻連戒律都不懂，原來只是在糊弄老子們！
很多事情就怕攤開來擺明了看，這些和尚們固然掌握了大量虔誠信仰與社會資源，可是當他們被震懾得不敢動武作亂，需要遵從大唐律令規矩的時候，自然就有法子收拾他們。而當這最讓人忌憚的民意基礎被破壞之后，針對他們進行更深層次的管理，那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富得流油的河北沙門們又給新興的大唐政權狠狠加了一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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