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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歷史上最早的識字課本，在正文中有提到，正是西周宣王時期，太史令‘籀’所編的《史籀篇》，收錄的文字是西周通用于神州大陸的大篆。
這里的太史令‘籀’，指的便是名‘籀’并擔任太史令的一位官員，姓、氏皆已不可考；
在太史籀著《史籀篇》后過了數百年，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列國林立，言語異聲，文字異體；
到了戰國末期，也就是公元前三百年至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籀文大篆已通行500多年，書寫繁難，多有不便，已經不能適應日益繁復的社會活動，以及日趨復雜的文化思想內容，各國在實際應用中，就有求簡取便的自然需求。
而在戰國末期的趙、楚、齊、魏、燕、韓、秦七國當中，唯有秦國為‘周之故土’，使用的文字是古籀大篆一系的文字——小篆；
而其他六國所使用的文字，則與周秦系攥體文字頗有不同，按照各國百姓習慣和不同的歷史演變，發展成了許多種字體，故戰國六雄的文字，如今也已大半失傳。
王國維先生將此現象概括為：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
到始皇嬴政統一六國之時，秦人在原有大篆的基礎上‘頗有省改，取其便捷易用’，得出新的文字；
而這種比大篆簡易、省改的秦國文字，就是通俗意義上的‘小篆’。
只不過大篆、小篆等名稱，都是后世學者所擬定的，當時人并不這樣稱名，小是相對于大而言；
按照歷史記載，在真實的歷史時期，始皇書同文，規定以秦字為天下唯一通用文字時，應該并不曾稱其為‘小篆’，而應該是‘秦篆’。
如愿掃滅六國之后，始皇嬴政采納秦相李斯的建議，‘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簡易規整的小篆字體；
為了順應這一‘書同文’的文字改革國策，地方郡縣可謂云起而景從，各種馬匹奏折如雪花般飛入咸陽，說到底就是一句話：我政哥牛x！
當然，比起地方郡縣如此赤裸裸的‘牛x’，中央朝堂的官員拍起馬匹，無疑是更體面、更顧形象，也更高級一些。
如丞相李斯，為順應‘書同文’而作《倉頡篇》的共7章；
中車府令，也就是當世公認的奸宦趙高，作《爰歷篇》共6章；
以及秦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共7章，都屬于‘如何拍出高水平的馬屁’的教科書級示范；
而這三篇，在正文中有提到：三人所作共計3篇20章，世稱‘秦三倉’；這三篇被史學家公認為‘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即得小篆字體。
——說白了，就是在《史籀篇》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的二次創作，并順帶將字體從周大篆改成秦小篆，好方便天下文人能更容易看懂、能更輕松的讀通。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一下：秦盡焚天下之書，在當代可謂是婦孺皆知的‘罪證’；但實際上，秦始皇頒發的焚書令，卻并非是‘燒光所有的書’。
從史料記載的原文中，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一點。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中，李斯請奏始皇頒布焚書令的原文為：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簡單理解一下這番話的含義，就能明白始皇嬴政采納李斯的建議，頒發《焚書令》，針對的是哪些書籍了。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便指‘但凡是史書，只要不是秦官所記錄，就通通燒掉’。
這一點無可厚非：欲滅其國，先滅其史；
始皇橫掃六合，一統天下，為了統一華夏，自然要在一定程度上磨滅這六國的歷史，以加速民族統一的進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則是說：除了擔任博士的中央官員，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許收藏《詩經》《尚書》（等）諸子百家著作，如果有，那就由地方郡守、郡尉彼此監督著燒毀。
這也沒什么不好理解的。
仲尼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為什么‘思無邪’？
因為《詩經》中所提倡的價值導向，都是在說‘往外打才對，打外族才正義，窩里橫不可取，華夏內部的戰爭都是不義之戰’。
在這種情況下，悍然興起‘不義之戰’，并通過徹徹底底的內部斗爭掃滅天下列國的嬴秦，能讓百姓再看到‘思無邪’的《詩經》，那才是腦子有問題。
至于其他的諸子百家典故，基本也都是一樣的道理——諸子百家一大抄，雖然披著各種不同的皮，但核心價值觀往往并沒有什么太大詫異，頂多就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這兩句，前一句是‘焚諸子百家之書’的補充條款，即：不單單要燒了諸子百家的著作，也同樣不允許百姓談論，以避免這些危險的思想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繼續留存在華夏大地。
至于后半句，即‘以古非今者族’，那就更是言簡意賅了：秦之前，華夏民族從未曾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政權，所以對于嬴秦而言，很多歷史經驗都失去了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是成為了政權前進的障礙。
如嬴政統一天下之初，總有儒生跳出來，教嬴政應該怎么做一個合格的天子，惹得嬴政不勝其煩，甚至在當代影視作品中，留下了‘李斯吃塊肥肉怎么了？！’的經典場景。
所以，通過法令的方式，禁止民眾以歷史經驗平叛嬴秦，也是題中應有之理——作為華夏第一個統一政權，對于嬴秦而言，沒有任何歷史經驗靠得住，只能靠自己摸索。
再之后的幾句，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同樣是作為焚書令的補償條款——包庇的官員連坐；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則是為焚書令定下時限：三十天之內，凡是中央下令焚毀的書，都必須全部焚燒；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也終于說到了重點：哪些書不燒呢？醫學、藥理、占卜、卦算、耕種、植樹相關的，即具有較強實用性的同時，又不包含某人思想哲學、人生哲理的書籍，可以保留。
mdwenxue/book/34/34416/《種菜骷髏的異域開荒》
再到最后一句：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則是與劉漢‘將普法進行到底’的思想背道而馳，將法律局限在了‘我讓你學，你才能學，我不讓你學，你就不能學，我說法律是什么樣，它就是什么樣’的程度。
結合這此間種種，我們便不難發現始皇嬴政《焚書令》所要燒毀的，是哪些書籍了。
——故戰國列雄之史書、諸子百家思想精華，詩、書等經典，以及律法。
但很顯然，作為啟蒙讀物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即不屬于某國史書，也不屬于諸子百家中某一家的思想精華，更和律法扯不上關系。
再結合秦滅亡之后，漢室在極短的時間便整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共計二十章，以六十字為一章，重新整理出五十五章，共三千三百字的‘四言漢倉頡’，也不難推測出這三篇啟蒙讀物，是并不包含在《焚書令》的打擊范圍內的。
原因很簡單：根據歷史記載，將《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整合為‘四言漢倉頡’的，是‘閭里書師’。
說的再直白點，就是某幾個在鄉下教書，給小孩兒啟蒙的半吊子書生、文士，連名字都不配留在史書之上······
在那個書籍無比珍貴的時代，如果《倉頡》《爰歷》《博學》三篇也被包含在焚書令的打擊范圍內，那‘閭里書師’能擁有這三本著作，并輕而易舉的將其整合為一，顯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在‘閭里書師’于漢初改變《倉頡篇》之后，生于西漢末年的辭賦家、思想家揚雄采摭眾家之說，輯成《訓纂篇》，而后順續《倉頡篇》，凡三十四章，同樣是每章六十字，共二千零四十字。
到這里，《倉頡》已經有了八十九章，共五千三百四十字；
東漢的名家班固，則在揚雄續作的基礎上，又續作了十三章，共一千三百八十字，將《倉頡篇》的篇幅推高到了六千七百二十字；
東漢和帝時，郎中賈魴又在班固續作的基礎上，擴充、刪改三十四章，共二千零四十字。
就這樣，《倉頡篇》包括它的續作，就達到了總共一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儼然是一部煌煌大典。
班固《漢志》記載：‘蒼頡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其‘小學家’小序又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
班固又說：‘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至東漢和帝永元年間，郎中賈魴承班固所續而廣之，擴充三十四章，名為《滂喜篇》。
《隋書·經籍志》著錄‘《三倉》三卷’，注云：‘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后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倉》。’
唐人張懷瓘《書斷》也說：‘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班）固所續章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北史·江式傳》也存類似記載。梁庾元威《論書表》：‘李斯造《倉頡》七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后人分為五十五章，為《三倉》上卷；
至哀帝元嘉中，揚子云作《訓纂》記《滂喜》，為中卷；
和帝永元中，賈升卿更續記《彥均》，為下卷，故后人稱為《三倉》也。’
這就是后世所稱的“漢三倉”，即原本“秦三倉”為上卷，揚雄所續《訓纂篇》為中卷，班、賈所更續者《滂喜篇》為下卷。
就目前材料來看，漢初改編的五十五章本流傳范圍很廣，影響也最大。
《倉頡篇》在流傳過程中，還產生了大量訓詞釋義之作，猶如字典，以備檢索。
其中漢代有揚雄的《倉頡訓纂》，和杜林的《倉頡訓纂》《倉頡故》；
魏晉之后，又有張揖《三倉訓故》和郭璞《三倉解詁》；
其中，《隋志》中著錄《三倉》三卷，并注云‘郭璞注’，可見唐人所見者，僅郭璞《三倉解詁》而已。
《倉頡篇》雖然是《史籀篇》的繼承和發展，收集了當時的簡易便捷之體，但隨著華夏文字不斷發展并演進，到了漢代，尤其是是東漢，《倉頡篇》所收之字已大多成了古字、難字和希用字，所以不便實用，其少人問津的歷史命運便在所難免。
自史游的《急就篇》問世，《倉頡篇》便少人問津而漸次式微。
到再后來，唐人修《隋書》，便只著錄《三倉》三卷，到了明人修《宋史》時，便不再提及《倉頡篇》。
所以有學者據此推斷：《倉頡篇》亡佚于宋室靖康傾覆之際；但據常理推測，其失傳的時代或許還要早，大致在唐宋鼎革之際。←→新書請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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