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現實
對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疑問不少，主要的也就有六點。
上述說了三點，第四是“工程”不依靠《今本竹書紀年有關西周年代的記載。
一味斷定其為偽造，有很多人也不認可，因為學術界對其真偽尚未有定論。
第五點是“工程”使用的碳14計算程序，僅有68.3的置信度。
第六，“工程”對一個晉侯墓的碳14測量，得出若干個差距較大的數據。
而“工程”在不同的論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數據，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學者對“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
這里主要還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鄭’的日食問題。
然而，在國外，早已經有人指出，這個日食及其對西周年代的意義。
一些海外學者覺得《簡本完全沒有提到國外學術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學術道德的。
可是，我們國內的學術研究，卻需要參考外國人的研究？他們研究的就是對的？
比如說，通過天文學研究，而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定為公元前1046年的美國學者。
這一學術，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
而我們的《簡本，對此只字未提。
還有，甲骨文專家董作賓，早就指出“天再旦”是發生在天明時刻的日食現象，并將此一天文現象發生的年代，定為公元前966年。
后來，南朝學者方善柱，在1975年發表的論文中進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誤，正確的年代應為公元前899年。
至于“天再旦”的問題，因為《簡本篇幅有限，未能將前人的工作一一羅列。
還有，“天再旦”的報道，有不妥當之處。
后來對碳14方面的背景知識，提供了進一步的介紹和解釋。
除此之外，還有霓虹的小澤賢二也對工程根據“歲在鶉火”，而把武王伐紂年份定為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1027年，提出了批評。
理由是我國確定金木水火土五星為歲星的時代，是在戰國時期，不能據此認為該句中的“歲”就是木星。
難道這些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專家會不知道五行？他們會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這些人能夠想到的東西，我們都想不到？
2003年4月12日的這次辯論，熱烈程度和效果遠遠超越前兩次，甚至出現了驚人的辯論高潮。
話說，，，..版。
批評“工程”的學者中，特別是蔣祖棣這人很有意思，要知道當年他在國內，也算是有點學術地位。
但是，去了丑國之后，人家的研究就更有意思了。
《蔣文最重要的內容，是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
《蔣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
他特地向牛津大學求得這一程序，并以此驗算了“工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碳14數據。
結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圍遠遠大于《簡本公布的“擬合”數據。
《蔣文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雖可獲得較窄的置信區間，但只有68.2的置信度；
此計算程序的精確度，備受國際碳14學者的批評。
“工程”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達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
《蔣文分析說，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圍，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
從而達不到“工程”領導規定的“碳14年代數據的精度，要達到正負20年左右”的要求。
而挑選置信范圍小的計算法，可以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壓縮到幾十年內，從而排除44種說法中的大部分。
也就是說，“工程”為了排除更多的觀點，寧愿犧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蔣文又指出，“工程”依據的oxcal程序的系列樣品計算法，不代表國際公認的樹輪校正法。
國際碳14專家，已指出這一算法的過程中，夾雜了人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準確。
其人為成分是指，在計算中碳14專家需要考古專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樣品”。
即一組分期明確，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樣品。
而考古學家很難提供如此精確的樣品，勉強為之，則帶有很大的猜測或人為成分。
《蔣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報告為例。
“工程”的斷代方法，將澧西各個文化層，以西周各王為名稱。
如：第一期是“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等等，這樣的斷代法稱為“間隔的”。
而《蔣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過考古發掘，其報告在1992年公布。
他所用的斷代方法，稱為“漸序的”，就是將各個文化層以大概的年代范圍標出。
如：第一期是“先周期”。
二者的區別在于“間隔法”要求各期，在具體年代上有明確的上下界限。
相鄰各期，在時間上必須彼此斷開，不能有交錯；
而“漸序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只標出籠統的王朝的早中晚期。
《蔣文強調，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間隔法”非常不實用。
因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頭等物品，并非隨新王的即位而改變。
再者，從某下層取出的樣品，并非肯定代表這一層的年代。
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過去就已經準備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
因此它的碳14數據，就不能視為它隸屬的那個文化層。
《蔣文的結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
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百年的碳14技術。
這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根本不能應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從學術角度看，《蔣文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是非常客觀的。
“工程”所犯的錯誤，不是某個學術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會議上，蔣祖棣向與會者，口頭介紹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觀點。
最后并以自己帶去的計算機，和oxcai序列程序，當場對“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數據，重新進行驗算。
既然是反對人士，結果很明顯與“工程”的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