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年以來，天下逐步滑向深淵。
人命不值錢，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至今北方只剩劉承宗有資格、有能力把人命當回事。
張一川沒有劉承宗的本事，可是掃地王有屬于掃地王的理想，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救人。
河南是中原，有一望無際的平原，但是從黃土高原向華北平原過渡的豫西地區，地貌依然以山地丘陵為主。
這里老話叫五山四陵一分川。
沒有平地。
感染瘟疫的逃兵潰卒、無食充饑的流亡農民推著獨輪車，在山道間游來蕩去，把瘟疫傳播到經過的每一個地方，因為沒有人會收留他們。
河南遍地林立的堡寨，并不僅僅是為防兵備寇。
堡寨的起源，是河南地區在崇禎五年、六年經歷的兩次大洪水。
澇災中幸存的人們，在高地重新修建家園，正趕上殺進華北平原的農民軍被打回陜西，過境河南。
人們就把村寨修起高墻，為求自保拿起武器，在青黃不接的季節，追隨堡寨里最強悍的人，保護家人和口糧，以期熬過難捱的年頭。
但是一年比一年難捱，外部環境隨著澇災結束急劇惡化，遍地瘟疫、賊寇，臨時宗族鄰里自保性質的堡寨，逐漸成為山間野地自治的常備軍。
繼而，分成涇渭分明的士紳堡寨和豪強堡寨。
但不論是什么寨子，都不會接納外人。
饑民、土匪、流寇、亂軍、官軍，不論來者何人，想進堡寨，就只有攻陷它一個辦法。
因為在這個年代，河南人沒有陜西人運氣好。
在旱災的發源地，老陜很難說運氣好。
澇災的可怕程度并不低于旱災，甚至還隱隱勝過了旱災。
因為大范圍旱災帶來的威脅是刻骨也是慢性的，秀山清水變成荒山禿嶺，需要時間，很長的時間。
旱災就像一把鈍刀子，一刀刀剌在人類于和平年代建立的溫情社會之上，直到完全崩潰。
當溫情皮肉褪盡，只剩一具弱肉強食的殘酷骨架。
陜西社會被迫降級，人們就像寵物重新變回野獸。
溫良恭儉讓，那些當寵物時吃飽撐出來的秉性，不需要了。
兇猛、狡猾、殘忍，隱藏在骨子里的野性，浮現出來，幫助人活下來。
再重新建立秩序。
而澇災帶來的傷害，是瞬間和短期的。
天象驟變，暴雨驟注，洪水泛濫，沖山倒峽，狂風拔樹，驟雨偃苗，屋瓦吹飛，漂屋沒村。
晝夜之間，睜眼已處澤國之中，一無所有。
人們不需要像野獸一樣，因為野獸也會死在洪災之中，它完全是運氣，全看爆發洪災時，人在高地還是低地。
站得低，就算有蓋世勇武、絕倫智慧以及比肩神靈的領導力，也難逃一死。
隨后是短期的瘟疫。
大旱之后必有蝗災，大澇之后必有瘟疫。
前者是因為蝗蟲會在鹽堿地產卵，旱災加劇土地鹽堿化，人類不再照顧旱地，蝗蟲得到極好的生存環境。
后者則是因為水災過后，活下來的蠃、鱗、毛、羽、昆全部都跑到高地上去了，相互接觸；死掉的東西在水上漂浮，聚尸成丘，腐爛爆炸。
所以瘟疫這幾年在河南，是很常見的東西。
不論壞人還是好人建立的堡寨，都能形成一個共識：外來人，可能會傳染瘟疫，也可能是官軍或流賊的探子。
總之，把他們攔在堡寨之外，離近了強闖就用鳥槍打死、弓箭射死，最穩妥。
但張一川能收留他們。
別人害怕流寇、官軍……張一川不怕。
流寇、官軍這種東西，他撒泡尿照照就能見到。
張一川是陜西最強大的流寇首領之一，如今又領受了大元帥府的河南總兵官，在那些別人都害怕的東西里，他是最嚇人的那個。
能讓他忌憚三分的只有看不見摸不著的瘟疫而已。
這玩意兒確實讓人恐懼，但是對常年流竄的張一川來說，也只是忌憚三分罷了。
因為看不見、摸不著、殺不死、防不住、躲不過，只能硬著頭皮闖。
闖過瘟疫橫行的地帶，是他必須要經歷的過程。
在這過程中，得益于河南五營慣于農民軍的組織形式，他能夠盡可能地收攏、裹挾看見的所有潰兵、流民、土匪、強盜乃至老弱婦孺，并將之依照宗族、職業、地域等特點，快速編成一支新的流寇部隊，協同行動。
農民軍的組織形勢也很嚴密，張一川做為首領，以河南五營為本部人馬，隨后下面隨招隨編，編出二三十個大隊。
每個參將除了本部一個營，另負數個少則二三百人、多則五六百人的大隊，以本部派出十幾個老流寇為大管隊，招募健壯之人發給弓馬刀槍，組成各個大隊的中堅力量。
大隊下面再分出七八個小隊，對遇上的各色人等加以裹挾，一切命令都聽大管隊的，而所有大管隊都聽本管參將的，而五個參將聽張一川的。
所以這種指揮，并不會像劉承宗統率數萬大軍那樣，撞上指揮能力的瓶頸。
因為張一川管的沒有那么多，他既不需要管理駐地、也不需要管理兵糧，因為他們有足夠多的后勤人員。
沒人愿意停下來，停下來就是死，只能跟著大隊行動，在豫西翻山越嶺。
每一個層級的隊伍，都只知道上級隊伍的準確位置，每日早晚各派人報告一次，讓走就走，讓停就停。
走的時候只管行軍，停的時候各個大隊乃至各個小隊各顧各的事，隨處安營，打馬草的打馬草、該打糧的去打糧。
染病的人在各大隊下面獨自編出個小隊，跟得上就走出一條生路，跟不上了就掉隊、減員，躺在地上等死。
一時間五營參將標下，幾十個大隊漫山遍野排出方圓幾十里地的寬度，整個隊伍就如滾雪球一般地膨脹起來，呼嘯掠過一個個郊野村落、山間堡寨。
他們經過的地方處處烽火，如同長了四腳的移動城寨，將那些曾經把他們拒之門外的堡寨攻陷，殺掠富戶、裹挾貧戶，繼而趕往下一個縣城。
能攻下城池，就攻。
攻不下來，則淺嘗輒止，該撤就撤，繼續走。
農民軍組織形式的一大特性，就是必須流動。
人少的時候要走，在哪兒停下都不安全；人多的時候更要走，停下來人的心就散了。
攻不下城池要走，停下來沒有糧食吃；攻下了城池更要走，因為一個地方的糧食不夠他們吃。
當然路上張一川也沒閑著，瘋狂翻看大元帥的《救荒定疫書》，命軍隊沿途襲擊堡寨、城池，著重搜尋醫匠、藥材，將感染瘟疫的農民軍留在攻陷的堡寨里，留下醫匠藥物，教其自救。
至于進攻洛陽，則是因為福王海內巨富之名早就名傳天下，張一川料想福藩惹得天妒人怨，攻打起來應該很容易。
張一川的部隊先攻打河南府的永寧縣，試圖為攻打洛陽城籌集軍資，并建立穩固的后方糧道，能夠待瘟疫結束后與陜西的劉承宗尋求人才支援。
永寧城內有個致仕鄉紳張論，尤其知兵。
此人在天啟元年到四年間任四川巡按，其間爆發奢安之亂，他跟巡撫標營一起防守成都府城；崇禎二年任四川巡撫，以平叛功勛得了世襲錦衣衛指揮使的蔭官。
他在城外修了幾座城寨，安置了一批戰傷殘疾的巴蜀舊部老兵，在城外初聞賊至的消息，便將老兵收進城內。
同時與知縣武大烈、軍官馬有義一同討論戰守，此外還捐出家財募兵固守。
以至于這座小城雖然有個萬安王府，但王府只是不出錢出力，并沒有起到什么反效果。
實際上大明的王爺，第一等賢王自然是肅藩那種，在地方不做壞事、遇事敢出錢出力，平素里再做些善事。
但那可遇不可求。
正常的王爺都是秦王、韓王、福王、潞王這種，王府出一堆奸人，自己昏聵不理事，理事也不通人性，遇著大事沒擔當，不出錢、不出力，基本上城里有沒有這個王府都一個德行。
沒啥正面效果。
最次一等的王爺，就是現在的唐王，朱聿鍵這種。
雖然唐藩給朝廷捐銀子最積極，動不動就捐個三千兩，但架不住朱聿鍵這個人，幾乎是藩王版本的崇禎，自我又教條。
內鄉縣的知縣艾毓初，在流賊薄城時守城有功，因為沒有早晚拜謁，被他拿祖制彈劾，弄到大牢里去了。
還有南陽府的知府陳振豪。
崇禎五年，唐王出銀千兩，讓知府修城墻。
陳振豪對此事非常不滿，認為這不是藩王的職責，所以沒有差遣徭役派工提供支持。
等到崇禎六年流賊來了，陳振豪為守城把唐府儀衛調到南陽城墻上守女墻，戰后又被唐王告了，說他擅取儀衛守陴。
現在南陽知府陳振豪在刑部大牢里躺著呢。
藩王干預朝政，致使地方官員受罰，崇禎以來就唐王一個，可以說震驚朝野。
在唐王諸多別出心裁的彈劾中，唯一一個幸存者是盧象升。
盧象升領兵平叛過境南陽府，沒進城拜謁，唐王告狀指責其失了人臣之禮。
崇禎這時候已經反應過來了，唐王就是在奉承司里被關傻了。
他在奉承司里被爺爺囚禁了十六年，對世間一切規則，了解來源不是實際生活，而是大明律法里的宗室管理辦法。
以至于其繼承王位之后，一切找存在感的行為，對地方起到的作用是真真正正的反效果。
地方官都被他搞沒了，他自己又不能以藩王之身接手工作，遇到戰事只知道告狀，還能咋辦呢？
所以其實整個河南，現在最好打的地方，不是福王所在的河南府，而是唐王所在的南陽府。
而就在張一川攻打永寧縣的時候，河南府城洛陽的官府就已經行動起來。
駐扎此地的巡撫陳必謙、福藩親王、參政、參將等官員聯名向府內全境發布告示，命令各縣嚴防死守，向朝廷請求援軍、讓開封做好防范。
同一時間，洛陽縣城外乃至河南府的有錢大戶以及難民、堡寨力量以及地方武裝，成千上萬地涌入洛陽城，城中寺廟、道觀都已住滿難民。
官府與商戶開始在城內分設粥棚施粥，給城內難民、百姓發給號牌，布置練勇在城內巡邏，提防小偷小摸明搶暗奸，維持治安。
衙役押著數百囚犯從城外的洛河灘拉石頭往城上運送，槍炮彈藥也運上城墻。
張一川在圍攻永寧的第四天得到消息，派出小隊扮作難民向洛陽混去。
但洛陽城開門的空窗期已過去，他派遣的探子僅混進去幾個人，洛陽就已關閉四門。
并張貼告示，城內凡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男女，俱要參加護城，男的上城墻，女的去做飯，如有不從，就地正法。
隨后洛陽城完成了防守部署，男丁在城上進行城防演練，女眷在街道搭棚壘灶、磨面摘菜。
而在永寧圍攻的第七天，張一川也迎來轉機。
七日以來，他打得按部就班，每日以麾下小營輪流攻城，其中夾雜本部人馬次第進攻，即使是夜里也要用火炮轟擊，時不時起來驚擾，以期待不給守軍輪換修正時機，讓其朝不得食、夜不能寐。
但永寧縣的守軍也極其頑強，河南畢竟不是缺糧缺到極致的陜西，官府開倉，守兵吃飽，以精兵守小城，反倒比守大城更容易。
可是誰也沒想到，主持防守城池的張倫，因為在城外寨子撤入城內的路上染了瘟疫，在城內主持防守又太過操勞，在這個節骨眼上病歿了。
他一死，城內守軍的防守意志立即出現動搖。
而城外的張一川也察覺到這一變化，當即停止進攻，派人在城外喊話勸降整整半日。
勸降的目的不是讓人投降，而是加劇意志動搖，并使守軍松懈。
待到第八日傍晚，城內軍官馬有義棄城逃出，被圍在城外的克天虎部捕獲。
張一川隨即下令在東西兩面展開總攻，一隊河南新招募的農民軍攻上西城墻，城內隨之大亂，人們爭相自城南逃向洛河，永寧城隨即陷落。
第九天，永寧失陷，萬安郡王被殺的消息先傳至宜陽，成群結隊的宜陽百姓向洛陽奔逃，張一川的軍隊尾隨其后，于傍晚抵達洛陽，在城外安營扎寨，人喊馬嘶，絡繹十余里綿延不絕。
一時間洛陽震動，城上守軍愈加緊張。
就連福藩世子、德昌王朱由崧也遣王府校尉于城中采買大量酒、牲畜、布匹衣帽等物，以備戰時勞軍。
而在城外，扯地連天的重重大帳間，篝火堆堆而起，將夜幕映得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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