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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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十一年（1052年）春二月，西京，三年一度的科舉大試，剛剛落下帷幕，趁著四海俊才、天下群英齊聚京師的機會，一年一度的牡丹詩會，也即將開展……
隨著時間的流逝，列祖列宗在當世人們的印象中已逐漸模糊，曾經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那些蕩氣回腸的故事，也僅僅停留在史官學者筆下與文人詞臣的詩文中。
絕大部分人們，更習慣于活在當下，享受當下，尤其是對居天下之中的京畿士民來說。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璀璨的正統時代，堪稱一個全民享樂時代，只不過，這盛世康樂，針對的人群不可避免越來越窄……
自世宗以來，近四十年間，大漢帝國科舉，愈加呈現“政法化”、“學院化”，這既是朝廷選材越發注重法理，也因為大量政法大學堂以及其他地方學政學堂出身的學生士子，大量出現在“科舉”這條帝國最正統、最高等、競爭也最激烈的入仕“賽道”上。
到正統時代，大漢帝國的入仕途徑，已經更為清晰地分為三條，一考舉，二恩蔭，三則是“以吏能入仕。這三條中，不論考舉一事，如何受權貴、學閥等統治階級的影響，它都是帝國最為公平的一項選材辦法，至少還能讓人看得到點希望，每一屆都還能看到些“寒門”出身的才士冒頭。
第二條，不必贅言，這權貴們的福利，也是統治階級們維護帝國統治的根本原因之一劉，雖然從來為清流賢才所攻訐，但它始終存在。
并且于“低調”之中，從容傳承，牢牢地掌握著帝國莫大一份話語權，而在帝國一百多年的發展變遷下來，新老權貴固然在不斷更迭替代，但這個階層卻在不斷壯大，既是帝國的強大脊梁，也是帝國龐大身軀上的寄生者.
至于第三條，則是最為艱難的一條路了，情況也最為復雜，并且呈現越來越艱難、復雜的趨勢。歸根結底，帝國上下，各級墨吏以百萬計，而朝廷命官卻是有定數的，而官與吏之間的差距卻在不斷拉大，有如鴻溝一般深峻，以致底層官場有“一入吏場身難翻”的說法。
回頭來看，反而是在世祖皇帝時期，才是真正將“不拘一格降人才”理念貫徹的，到太宗、世宗時期，法治在不斷加強，等級規矩日益森嚴，對廣大吏員們也越來越不友好。
世宗通過興辦吏政學校的辦法，的確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吏才，但很多學生，其第一選擇，依舊是進京參考，萬不得已，才愿意接受“吏”這樣的道路。
不過，吏職轉命官，固然艱難，上限也很低，但容易出人才，尤其是實干之才，那畢竟是從百萬吏員中脫穎而出的人才，不管是能力、經驗還是運氣，都缺一不可。
在尚書令范仲淹秉政的六年之中，對帝國吏政有著眾多的整頓與改革，其中在選拔良才干員上，就大力地提拔了一批吏員，授以命官，這批人大多具備實干之才，但被攻訐為“范黨”，以及范仲淹“弊政”之一，究其原因，動了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
這三條入仕途徑，在其日益清晰的同時，也意味著帝國階級的徹底固化，這一點在帝國上層統治建筑中，尤其顯著。
開寶時期，在以乾祐一代開國元勛的基礎上，還能崛起趙普、盧多遜、張雍、李昉、呂端、王祐、王禹偁等一干庶族領袖；
太宗時期，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徐士廉、寇準等臣也扛起庶族官僚的旗幟；
哪怕到了世宗時期，仍有張儉、杜衍、曾會、王欽若、丁謂、夏竦、包拯等一干崛起于平庶的名臣、干臣。
但進入正統時代，準確地講從建隆中后期開始，已經很少能夠看到憑借一己之力，以驚艷才情，位居高位的了。不是沒有，只是很少，并且上限肉眼可見。
處在帝國廟堂高位的，已基本為權貴集團所占據，越往上，越是如此，不管是中樞部司宰臣，還是地方封疆大吏，你想要找一個出身平平者，反而很困難。
倒不是沒有寒門崛起，但是，若不通過依附權貴，僅靠個人才干與努力，想爬至高位，簡直是癡心妄想。大漢帝國不是沒有這樣的骨節之士，但絕大部分人，窮極一生，能否做到州府之任，都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包青天聲名在外，不附權貴，甚至專門與權貴“作對”，但是，這樣的人，數遍天下，又能有幾人？而況，如非政法大學堂出身、世宗近臣、皇帝侍講等一系列buff加持，即便包拯名望隆重，又能在帝國高層待多久呢？
便是如此，也屢屢受到攻訐，處境堪憂，個人仕途上，也難有寸進，內閣大學士、集賢殿大學士等虛銜隨便加，但范仲淹曾兩度推動包拯進入政事堂拜相，都被群起反對，尤其在都察使的提議上。
看看世宗中后期在帝國政壇上嶄露頭角的一些臣僚吧。歐陽修，這個到正統時代已是一代大文豪，與蘇舜欽等人，重修《唐書》、《三代史》，堪為新一代清流領袖。
但歐陽修的冒頭，除了本身那驚艷的才情之外，政法大學堂出身，狀元及第，是個很重要的原因，而要溯源的話，他還是靠幾個岳父的扶持，早有胥偃，后有楊侃、薛奎.
便是如此，歐陽修終其一生，也沒有真正處在廟堂高位，掌握朝廷實權、重權，他只是名氣很大，在文學上的成就很高。
但在大漢帝國真正的掌權者眼中，根本排不上號，更像是當家人們擺在殿閣間的一尊佛像罷了，而一旦言行出格，貶謫也就來了。
蔡襄，也是一代大家，清流領袖，他是出身閩學，如今更是莆田學派的當家人物；富弼、韓琦者，多年政事歷練，早已是帝國政壇的后起之秀，聞名朝野，但一路都少不了張儉、杜衍這等首相之才的提拔、扶持。
而今科的進士狀元曾鞏，他則是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歐陽修在房州時收的弟子，是其在“古文”上的傳聞，這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
便是范仲淹，若非其父打下的直通太宗的名聲，若非集婁江、睢陽這兩大對帝國政壇具備重要影響力學院的光環于一身，他豈有位列宰堂的一日。
當然，范公最終能夠入殿登堂，官拜尚書令，得“聚天下之望”，最為關鍵的一點，還在于世宗皇帝的培養提拔，還得有個好運道，正統皇帝“聽話”.
也正是在這樣的人才選拔機制與官吏成長環境中，范仲淹秉政的幾年，也被后世之人，評價為“大漢帝國最后的公平時代”。
而即便一心為公的范公，其所維持的這份公平，也得打個雙引號，因為他維護的朝廷體制，從根本上，是對帝國權貴們的維護。
一方面堅決維護帝國統治與律制，一方面又要打壓限制作為統治基石的權貴官僚，范仲淹的執政，可想而知是在怎樣一種矛盾、糾結與艱難之中度過的，說其苦苦支撐，是一點毛病都沒有的。
事情沒有盡善盡美的，也正因為范仲淹之后，那種日益讓人窒息、束縛的政治環境與升遷制度，才顯得范仲淹在時，帝國那苦苦維持的清明，是何其難得。
然而，即便再固化，天下士林、寒門才士，終究還是有上升的可能，那條登龍之階，也被庶族官僚死死維護鞏固，被勛貴集團作為裝點的門面。
上升的途徑，即便狹窄，畢竟存在
與之相對的，真正讓人窒息的，還是軍隊。一百多年了，軍功貴族們對帝國軍隊的掌控力，雖呈下滑趨勢的，但其依舊擁有強大話語權。
另一方面，在軍隊官僚主義大肆抬頭的同時，一些獨屬于軍令、軍政系統的規則，也更加固化了，最顯著的一點，同樣是提拔機制與上升途徑。
到正統時代，帝國官兵的升遷，看靠山，認出身，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了，甚至早已深入人心，為人所接受，就好像生來就是這樣的規則一般。
對于一個普通入伍的士兵來說，若無靠山，僅靠正常的軍事訓練、衛戍、戡亂等職業活動，一輩子能夠做到一個“百夫長”，就極其難得了。
更多的人，在超齡之后，就被發還家鄉務農了，若是有立功表現，抑或是掙得個軍職，或許還有機會被安排進地方差役系統，抑或鄉兵系統，從地方官府討份差事，就是這樣的人，基本都是十中取一。
正統時代的大漢軍隊，對普通官兵來說，已然逐漸喪失曾經擁有的榮耀與待遇，東京的昭烈廟，年年都有大祭，但那些曾經動人心弦、直擊靈魂的精神與意志，卻漸漸染上塵埃.
帝國軍官的來源，更多的，來自勛貴將門之蔭賜，出于帝國幾大軍事學校。至于武舉，則已經徹底被玩壞了，到如今，只是作為一些即將受到提拔的軍官履歷之一。
至于軍事人才的選拔，軍隊自有其規矩！
而軍隊的這種固化，又以海軍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