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1989年的3月其實是個不吉祥的月份。
盡管在學院獎的頒獎典禮上，霧制片達到了預期，拿到了想要的獎項。
寧衛民也幫助鄧麗君滿足了平生的宿愿，一手把她的事業托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這些都是值得高興和慶祝的事兒。
但是從日本社會的角度出發，這個時間段，卻堪稱噩耗連連的糟糕時節。
首先在日本政界，因為被披露的“黑金”事件越來越多，自民黨在民間的率狂泄不止。
但即使這樣，利庫路特事件的不良后果還在繼續發酵，仍然不斷有貪官污吏被陸續揪出來。
而且通常都是受到任命上臺收拾殘局的人，剛面對民眾拍著胸脯自豪宣稱完自己的清廉，就很快就被媒體披露，他也是個收黑錢的家伙。
可以說這種戲劇性的情節頻繁上演，已經把自民黨的臉都快扇腫了。
竹下登內閣因此狼狽不堪，搖搖欲墜，已經到了瀕臨解散的邊緣。
而日本的文藝界，也是噩耗連連。
本年度的二月份，先有日本漫畫大師手冢治蟲于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麹町半藏門醫院逝世。
三月初，又有剛和鄧麗君同臺演出的日本國寶級演歌大師美空云雀，因為病重沒能完成全國巡演的目標，就被送進了東京順天堂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到了三月中旬，甚至就連正在埋頭創作《魷魚游戲》的推理巨匠松本清張也因為身體不適，被醫院確診身患肝癌。
這一切的一切，實在不能不讓人產生不妙的聯想，在這樣一個天皇才剛剛去世的時候，居然這么多日本文藝界大師也要相繼離世，是否真的隱隱預兆著日本的國運已經開始江河日下了？
這還不算，緊隨其后，日本媒體又爆出了一樁慘絕人寰，震驚全日本的水泥埋尸案件，暴露出日本在繁榮經濟下讓人堪憂的社會治安狀況和現行法律無法保護弱者無能。
日本媒體之所以會關注到這件事，是因為1989年3月底，日本東京警方組織了一場艱難的打撈行動。
警方的目標是根據已經抓獲的犯人交代，打撈出一個水泥罐里的黑暗秘密。
這個水泥罐從這一年的年初開始已經沉沒在海底整整70多天，打撈起來可謂不易。
當水泥罐被打開時，里面顯現出的是一具遭受了極其殘忍折磨的女尸。
她的面目全非，渾身是傷，而且經法醫檢測，還懷著一個未成型的胎兒。
而隨后，經日本媒體披露警方的調查結果，日本民眾才了解到這件事的真相。
敢情死者是一個名叫古田順子的女高中生，她是在街上被幾名同齡的不良少年先后騷擾，然后被其中之一以誘騙方式擄走的。
在隨后的41天里，這個無辜的少女不但遭遇了這些不良少年各種虐待折磨，最后還慘遭殺害，并被這些人埋尸于水泥桶內。
具體的犯案細節，凌虐手段殘忍的程度，連受采訪的警察都不忍心詳細對媒體描述。
甚至順子的父母認尸時，曾經一度不承認這是自己的女兒，直到通過指紋的比對確認順子的身份，這對父母才痛哭失聲。
也是為此，順子的母親受到強烈的刺激，神經病發作，之后住院治療多年。
然而這起慘烈的罪案沒有引來全社會對罪犯的聲討。
不合常理的是，很多不良媒體反而把矛頭指向了受害的順子，他們為了博眼球把順子寫成“夜不歸宿的不良少女”，還添枝加葉的指責是順子主動接近的兇手。
而且根據日本的法律對于保護未成年罪犯的相關規定，法務人士也普遍認為這些殺人的少年犯雖然干出了令人發指的事兒，但最多也就會判5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不用說，這些人的嘴臉，充分暴露出了日本社會缺乏對弱勢群體保護，甚至是冷漠的黑暗面。
而實際上，也僅有不多的媒體還是秉承了職業操守。
比如《周刊文春》，便憤然的違背相關條例，他們把四個兇徒的資料做了公開，并呼吁政府修改法律，嚴懲這些不良少年。
而這也讓這家雜志的主編推向了風口浪尖。
不過好在這個主編沒有懼怕輿論，他在接受采訪時明確的表示“野獸是不配有人權的。他們更不應該以未成年的身份躲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背后。”
這一言論受到了許多普通百姓的。
為此，已經擁有了一家媒體寧衛民也不能不關注自家媒體在這件事情上所展現的態度。
他作為一個外國人有自身的軟弱性，雖然不想冒頭，像《周刊文春》那樣沖鋒陷陣，但也不想罔顧受害者的傷痛，做出喪良心的報道。
好在他和《霧周刊》主編就此事進行了專門溝通，了解到他們報道此事件還是比較尊重客觀事實的。
并沒像大多數無良媒體那樣，為了追求銷量，故意渲染桃色情節，編造離奇情節，用受害家庭的痛苦吃人血饅頭。
寧衛民這才算放心。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件事的發生，其實無意中也算替寧衛民解決了一個家庭難題。
敢情在小寧澤今后是在共和國上學還是東京上學的問題上，寧衛民和岳父母之間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
原本韓英明老兩口是舍不得離開外孫女的，雖然不會明著阻止寧衛民日后帶妻女回國，但言談話語間也總是旁敲側擊。
比如說夸贊東京的教育資源更優秀，國際學校環境優渥，可以隨便挑，以此希望寧衛民能為了外孫女的前程改變初衷，最好他們一家三口一直留在東京。
甚至老兩口背后也沒少跟他們自己女兒念叨，希望慶子能吹吹枕頭風。
這讓寧衛民和松本慶子都感覺比較為難，既不想讓老人失望，又不想讓對方難做。
但這件事曝光出來，日本社會的危險程度讓大多數的日本家庭都毛骨悚然，兩個老人不能不從人身安全的角度去為小寧澤著想。
所以原本拉扯不斷的難題就不存在了，兩個老人現所考慮的問題已經完全變了。
鑒于日本偷盜、打架成性的不良少年幾乎每個學校都有，街頭上隨處可見殺馬特造型的年輕人，再加上越發行事無所顧忌的暴力團體，而政府根本無力改變這種混亂狀況。
他們已經決定不再干預孩子是否留在東京上學的問題了，而是考慮他們自己每次赴華能否在京城多待幾天，怎么離開東京陪伴外孫女的問題。
還有孩子的寒暑假期能不能來東京和他們一起過。
總之，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不得不說，目前京城可是比東京要安全太多了。
因為拋開京城是國內的首善之區的因素外，京城人更是天生的良善，天生懂得與人為善。
哪怕京城未成年人之間同樣存在以強欺弱的現象，但頂多就是打打架而已，可遠遠到不了這樣的程度。
在華夏源遠流長的歷史中，似乎也只有懂得伴君如伴虎的太監和窮途末路的流寇才會做出這種禽獸不如的事情。
而日本人就不一樣了，在二戰時期，他們不但全民洗腦，放縱自己的野蠻和殘忍。
甚至到了這個現代社會，他們也喜歡在弱者身上肆虐，發泄自己扭曲的欲望。
他們的骨子里似乎天生就有一種非常矛盾的基因，既能平和的接受自己被強者奴役凌虐，同時又渴望去奴役凌辱比自己弱小的人。
別的不說，他們的小電影里永遠鐘愛奴隸和馴化的主題，或許就是對此性格最好的詮釋。
而作為一個華夏子孫，寧衛民其實一直都對日本人身上這種矛盾特性感到非常費解。
一直都沒想明白這是為什么？
非要找個理由的話，或許就只能從日本民族的文化劣根性上去找原因了吧。
寧衛民記得上一輩子網上有人說日本人狂妄自大背后，真正的根源其實是他們的自卑，和源于對東方大國的恐懼和嫉妒，這話多少有點道理。
畢竟以他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對于生活這樣的一個島國的人，骨子里最真實的渴望和恐懼，是很難把握和了解的。
時間很快來到了三月底。
但日本社會對順子案件的四名罪犯如何定罪問題，一直處于未成年人保護法，和社會各種輿論的極限拉扯之中。
這件事牽動了大部分日本人的注意力，連日本藝能界的新消息都顯得遜色了許多，不大招媒體待見了。
比方說，由袁和平指導，李聯杰主演的《力王》一片，在東京開機的消息就顯得無聲無息。
除了《霧周刊》作為霧制片廠的自家刊物專門刊登了相關消息，以及漫畫原作者在連載的刊物上面對自己的讀者匯報了喜訊，還有TBS電視臺看著寧衛民的面子上，在新聞里給了一則短訊之外，就再沒了更多的媒體渠道對影片進行預熱推廣了。
原本以《少林寺》的名氣，這個消息應該算是個不大不小的娛樂新聞。
何況李聯杰在日本也是擁有不少影迷和擁躉者的。
即使是于海、于承惠、計春華這些演員也因為《少林寺》的精彩演出，也早就和日本影迷混了個臉兒熟。
他們這些人第一次組團來日本拍戲，尤其拍的還是日本電影。
怎么看，都應該吸引來不少的粉絲來圍觀片場，以及諸多小報記者對這部電影的拍攝進行追蹤報道。
然而實際情況卻相當冷清，只有不多的幾十個影迷來到片場圍觀，打著簡單的橫幅表達支援之情而已，《霧周刊》之外的媒體一個沒有。
沒辦法，這也只能說古田順子的案件瓜太大了，現在的東京，人們已經沒有過多的精力再去關注其他。
真要是想吸引媒體記者的注意，對影片加強報道，那除了加錢買之外，恐怕也只能等到這個案件的熱度逐步冷卻之后了。
這還不算什么，最讓寧衛民感到不快的是，他對日本人劣根性的看法，似乎也被現實進一步正視了。
他怎么也沒想到，前不久，被他嚴辭拒絕的高橋治則居然對瑪利亞和赤霞俱樂部還不死心，竟然仗著自己的財富，在背后又搞出了事情來。
看樣子，這個狂妄自大的家伙，竟然是不惜代價，也非要逼得寧衛民低頭，把俱樂部賣給他，把瑪利亞送給他似的。
具體的情況是這樣的，3月29日，寧衛民接到了源氏集團打來的一通電話。
對方的目的是告知他，說是赤霞俱樂部所在的大樓，那一層樓已經被源四郎轉手賣掉了。
對方代表川本源四郎表達了一定的歉意，說有人出了極高的價錢，讓他們沒辦法拒絕，所以從下個月開始，赤霞俱樂部就要給別人交租了。
這個時候寧衛民也沒太在意，畢竟銀座的土地在東京具有絕對的稀缺性。
尤其是當下東京土地市場如火如荼的情況下，銀座的土地價格簡直是一騎絕塵般的在領漲。
有人對銀座的土地動心，想要囤貨居奇，太正常不過了。
他和對方結束通話后也沒當回事，只是對此單純有些好奇。
要知道，按照如今銀座土地行情已經高達幾十萬美金一坪的情況下，居然有人出的價格，還能讓對銀座不動產有收集癖好，從來都只買不賣的源四郎動心。
那這筆交易的成交價格到底是多少？
這個在風口浪尖上花巨資購買銀座土地的這個大頭又到底何方神圣？
究竟是哪家跑出來的大聰明！
他光想想就忍不住要咋舌。
結果沒想到，這件事還只是個開始，僅隔了一天半，他又接到了瑪利亞洋酒行所在大樓物業的電話。
對方居然也通知他說，這棟寫字樓也換了東家。
因為他們和瑪利亞實在聯系不上，才找到了他。
希望他能轉告瑪利亞，因為東主變更，所以需要大樓所有的承租人近期去大樓物業重新簽署一份租賃合同。
而這一下子，寧衛民多少感到有些不同尋常了。
因為巧也沒這么巧的，銀座的大樓可不是大白菜，這里的地產交易，就是再小的土地，那都是天文數字。
他們租的營業場所，一個地方變更東家沒有問題，但兩個地方都同事變更東家，就有問題了。
所以對于這樣的情況，寧衛民不能不重視起來，懷疑事有蹊蹺。
他先和瑪利亞聯系了一下，也沒跟此時身在大阪推廣酒水的瑪利亞說自己感到怎樣的不對。
只是問明白了印章和藤本什么的，都在酒行的保險柜里鎖著。
他就決定自己代表瑪利亞，取出這些東西，以酒行合伙人的身份去簽這個合同，希望可以搞清楚是什么情況才好。
結果又怎么樣呢？
到了簽合同的時候，他帶著律師去寫字樓赴約。
這才發現這一切的變化原來都是出自高橋治則的手筆，原來是他的公司出資收購了銀座的這兩座不動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