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日之內，連著五人上表。
他們代表五個士族頭部家族，各自請立各自家學為正統圣人學，罷黜其余家法，正式和其余家法決裂，投向了正統的懷抱。
這不僅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趨勢，他們的發聲直接分裂了士人集體，使得部分士人試圖進行的大串聯行動直接破產，不可再行。
已經有人投入了皇帝的懷抱，已經有人背棄了士人集體，他們選擇了皇帝，而不是選擇大家，奔著更好的政治利益去了。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直接失敗，郭鵬的統治沒有陷入危機，政府也不會停擺，士人們的必殺絕技已然失效。
于是郭鵬大喜，晉升工部員外郎賈逵為工部右侍郎，表揚他在田豐手下辦事得體，且能言敢言，頗有膽氣，賞賜了一些物品。
又晉升財政部員外郎桓典為財政部右侍郎，褒獎桓典深明大義，給與一定的賞賜。
這兩人顯然已經是簡在帝心的人物了。
這給一些士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打擊。
有人旗幟鮮明的支持皇帝，旗幟鮮明地站在皇帝那邊，已經分散了士人們的力量。
這就意味著無論如何，皇帝也有人可用，雖然不是那么多。
士人如果不能站在統一戰線上對抗皇帝，就不能讓皇帝讓步，因為皇帝還有余地。
有些家族會得到皇帝的任用，就此大大興盛，有些家族則會失去政治權力和地位，被人打壓，迫害，極有可能失去傳承。
這里頭的危險性……
未免也太大了。
這五人在十二月中上旬接連發聲之后，最開始洶涌澎湃的反對浪潮之聲已經開始退熱。
很多人開始掂量自己原本的選擇，掂量自己是否可以承受相關的反噬，更有甚者開始私下里和這五人接觸，想著能否改換門庭，取得一個相對安全的承諾保障。
五經十四家法并非獨立自主各自發展的十四個脈絡。
東漢的士人們也并非僅僅只學習自家家法這一本書。
很多人都是通曉五經，對五經的各種家法都有了解，對各種家法之間的不同和微言大義的不同解釋也有了解。
比如蔡邕就是一個全能型學者，盧植也是全能型學者。
東漢朝廷當年就對通曉儒經數量多的士子另眼相看，更加促使更多的學子有條件的話就去多學習別家家法，融會貫通。
說句不好聽的，當今天下只學本家一家家法的士子幾乎沒有，最少也是學習兩三個家法用作比較的。
所以，最不能接受這一結果的是那些傳承不同家法且有授徒資格的家族，亦或是恰好沒有學習到這五種被選中的家法的士子，這些人的數量的確不少。
但是算上危險系數之后，恰好學習了被選中的五種家法的士子們，這心思就開始活躍了。
他們意識到自家沒有家法傳承的資格，跟著這些有傳承資格的家族鬧騰，萬一輸了，上了朝廷的黑名單，沒地兒說理。
五經家法的解釋權被誰掌握，和這些二三流士人家族的士子并沒有什么關系，他們還是一樣的學，一樣的鉆營，一樣的爭取被選中的機會，不會有什么改變。
而自身的確也是學習了被選中的五種家法，將來就算要走這五種家法的路子，也不會說不出這里頭的微言大義。
士人反抗群體之中出現如此這般分裂的趨勢之時，郭鵬頒布了第二道圣旨。
雖然黃龍殿會議還沒有召開，但是經過黃龍殿會議商討之后決定的五經圣人法就是魏帝國的官方學術和思想的代表，屬于整個魏帝國。
所有愿意投入圣人懷抱尊奉圣人正統的人都應該被視作圣人門徒，而不應當被驅逐，被排斥，哪怕他原先所學習的并非是正統圣人法。
這道圣旨的大概意思就是如此。
這道圣旨被頒布出來之后廣為流傳，瞬間擊中了一大批不敢反抗皇帝卻又心懷不安、擔心自己不能被新時代所接受的士人。
他們沒有家傳經典，只是靠著士人的身份掙扎在二三四流士人群體之中，到處游學，只求一個上升通道。
學習什么家法并不是他們所在意的，他們所在意的，是能否得到上升渠道。
皇帝的圣旨所體現出來的意思就是，哪怕你之前學習的不是相關家法，但是只要你愿意學，就可以來學，可以給你留下上升通道，并且絕對不會排斥你來學。
話語很委婉，意思很明確。
皇帝正在告訴大家，你們想要棄暗投明的現在趕快投奔過來，現在不站隊，之后塵埃落定了，可就沒你們的份兒了。
延德五年十二月中下旬到年底，洛陽城的輿論風向發生了轉變，士人官僚和學子之間掀起了一陣劇烈的爭論。
與此同時，袁嗣、荀攸、孔贊、賈逵、桓典這五個人的府上出現了大量訪客。
有朝廷官員，也有沒有官身的士子，還有一些前來蹭熱度找機會的寒門學子。
然后開始有朝廷官員上表，表示支持皇帝召開黃龍殿會議，認為五經十四家法之中一定有錯誤的偽學，的確應該召開一場會議對這些學說進行系統的徹底的整頓。
我輩人應該為后人鑒定什么是真學，什么是偽學。
我們走過的彎路，不能讓后人再走一遍，那是對后人的不負責任。
我們堅決支持皇帝陛下的正確行動。
他們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掩飾了自己已經得到某些人的承諾的歡樂和狂喜，立刻一百八十度的態度大轉彎，從堅決反對變成了堅決擁護。
然后，朝中郭鵬的心腹士人官員和寒門官員一改之前的沉默態度，開始發聲。
這一批人占據著朝廷里多數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職權官位，能決定郭魏政權的國策。
但是在之前一直沒有發聲，給人以不支持皇帝的印象。
結果這個時候卻集體發聲。
這就讓人懷疑這是不是他們和皇帝之間的一種默契。
內閣首輔曹操，御史大夫郭鴻、御史中丞橋蕤，尚書令程昱，尚書仆射田豐，以及尚書臺八部的全體尚書和大部分侍郎。
與此同時參謀令戲忠和參謀左右仆射荀攸、郭嘉也代表參謀臺支持皇帝的一切決定。
太子郭瑾上表支持作為皇帝的父親的一切決定。
中央政府的聲音就此得到了統一，所有人都團聚在皇帝身邊，統一了認知。
十二月底，也就是延德五年年底，黃龍殿會議的召開已然不可阻止。
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整個朝廷的輿論風向就發生了大逆轉。
但是皇帝本人卻謙虛的表示，雖然召開黃龍殿會議辨別真偽是人心所向，但是畢竟事關重大。
所以，他決定任命司徒蔡邕為五經考證使，領導一支團隊，認真嚴肅的考證五經的真偽，給出詳實可靠的結論，然后才能決定到底是那五家家法成為正統圣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