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無數的腦殘粉立刻跳出來給蘇油洗地：
北廷前后兩道國書，與東廷那一道國書，歷史上記錄的，是抵達汴京，收入鴻臚寺的時間。
而國家大事，之前肯定存在來往磋商。
由此推斷，遼朝國書發出的時間，理應遠在丁亥日之前，而從河北發往汴京的電報，肯定也遠在丁亥日前。
故而不能按照國書到達之日開始算，應該從國書發出之日，或者抵達雄州之日開始算。
要這樣論，則大宋征伐幽云，并非不合道義，也沒有瑕疵，最多算是“靈活處置”。
司徒一輩子講究規矩，推崇制度，他那封信，正是他維護綱常，且對制度奉行不悖的明證！
否則收復幽云，大宋需要遼國的什么勞什子“授權”？
笑話，那本來就是后周柴榮，大宋太祖以下，歷代華夏君主畢生追求的目標！
十二月，庚子，麟府首開戰場，折可適、折克行帥火山、保德、岢嵐、寧化四軍出六蕃嶺，克神武。
壬戌，遼西北路招討司使，云內州城守蕭古里，發布討逆檄文，表示自己世為遼國忠臣，絕不附逆，堅決執行東北二廷命令，攜云內州滿城軍民，以及招討司帳下諸部族部帳“歸正”，喜迎種諤、種誼大軍入駐。
二種的大軍過了云內州后，一路狂飆突進，連克東勝、河濱、振武、豐、德兩州，一月不到，兵鋒直抵長城外白道坂。
甲子，折可適在石碣谷大敗耶律淳的朔州方面軍，徹底敲開了桑干河通道。
與此同時，種誼在白道坂大敗大同方面派來的援軍，突進長城。
春，正月，辛未，二折沿著桑干河源一路東下，連克兩大重鎮朔州、河陰，抵達龍首山下大同府的南大門——應州。
而二種則沿長城東進，抵達焦山。
西軍南北兩路，對“西遼”的首都大同府的合圍之勢已成。
在這個時代，大軍要配合得如此周密，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變數極小，速度極快，抵抗極弱。
大同府方面有皇太叔的七萬大軍，但是自宋軍出擊以來，幾乎毫無抵抗。
種誼和折可適，兩家中年一代的“將種”，如今已然成了軍中骨干。
關鍵還文武兼姿。
種誼鎮守九原，讓河套成為糧倉馬場，煤鐵基地。當地百姓衣食無憂，各路蕃部紛紛來投，曾孝寬就曾大贊種誼：“得八郎，足勝精兵二十萬。”
折可適拓西安州建設寨堡，先開懷德、安興、定戎三處鹽池，歲得鹽七十萬石，再以鹽業之利支持軍事之用，“民間不知其役”，而軍事設施已經完工。
朝廷任折可適為東上閣門使，洛州防御使，涇原路副使，一路升到西安州知州，安撫使。
在州七年政績頗豐，不但軍政兩興，還大大減輕當地老百姓負擔，深得老百姓擁戴，甚至畫像生祠之。
兩路大軍自平夏之后，便一直養精蓄銳，此時二虎爭食，勢不可當。
一人三馬的火力騎軍，非西遼太上皇二京鄉丁可抗。
就在麟府九原發兵的時候，河北方面，蘇油也開始行動，按照自己和趙煦事先說好，四路都轉運司不會固定治所的約定，抵達霸州坐鎮。
部隊在文安洼集結，然后搭乘火輪船，以內河炮艇為水路前鋒，從界河出發，依循著桑干河主流，分作兩隊，相互呼應著，朝析津府進發。
而另一路則由龍海生的海軍護送至灤河口，還是一樣的套路，沿灤河朝北安州進發，準備包抄析津府的后路。
三路大軍指揮都是名將，永定河方面軍指揮是李純元，桑干河方面軍指揮是曹南，灤河方面軍指揮是折可大。
而三人手下的配置也堪稱豪華。
李純元自領天雄軍，其下歸德軍田守忠、武寧軍范龍山、彰武軍種師道。
曹南自領破虜軍，其下建雄軍韋昭、天平軍種師中、安國軍姚麟。
折可大自領平戎軍，其下承德軍姚古、定武軍田遇、昭德軍王厚。
而蘇油自領種詁、巢谷的經略司帥帳，其下永清軍蘇烈、鎮西軍姚兕、永安軍王文郁三員老將，鎮守后路。
而對于遼國蔚州、易州兩處太行險要，蘇油根本不予搭理，只讓劉奉世做好防守工作，穩守飛狐要塞，看好保定兩州即可。
大同、析津兩路戰略要是成功，蔚易二州就將屁股亮了出來，根本不用正面攻克太行天險，其守軍就不能不撤退到涿鹿，否則就是待死。
紹圣三年新年后，朝廷又進行了一番調整。
辛卯朔，尚書省火。壬辰，又火。
詔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
蔡京堅請辭相。
蔡京這兩年拿滿了政績，改革深化獲得完全成功，國家財政全面向好。
然而章惇一道上章，卻讓蔡京感到了危機，決意外出躲雷。
章惇認為國家承平日久，腐敗滋生，開始準備動深化改革的最后一招狠棋——吏治。
其實貪污腐敗的問題，大宋相比其余朝代還是好的。一來是大宋官員薪俸較高，高薪養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二來是如今的士大夫群體比較注重這個方面，如陳希亮因用公使酒待客，就上書自貶，好些官員離任之后家徒四壁，都是清廉的表現。
但是并不是說就不可治，很多部門如糧食的發運司、國家的三倉，礦冶，還有錢財大量經手的河渠、交通、城建、軍務，諸多貪污腐化的行為不可細數。
章鐵頭要敲打官場，蔡京作為首相不敢說不做，可也不想接這個燙手的山藥蛋。
還有一個原因，則是遼國的戰事。
蔡京不熟悉武事，這是他的短板，如今遼國那邊一團亂麻，簡直有當年中原五代十國的大亂象，因此蔡京決意避開這段亂局，讓熟悉軍事的能人來坐自己的位置，免得處置失當，損耗了自己如今頗為厚重的名聲。
剛巧尚書省連著兩次火災，蔡京趕緊上章申請出外。
趙煦也是真想治理吏治，于是準了蔡京的申請，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南京，升了章惇為左仆射，右仆射則任命了另一個孤忠之臣——蘇元貞。
蘇元貞做過“四入頭”之中的侍御史，資格早就夠了，到現在，資歷也夠了。
狄溫因在京鳴銃，雖然快速控制了都亭驛的局面，卻也被御史參奏，丟了差遣，被趙煦派去做了蘇油的警衛員。
漏勺因為“都亭驛大戰”的原因，也受了連累，被張商英和孔仲武彈劾，丟了鴻臚寺的差遣，仍兼侍讀學士，翰林學士，判匠作監，兼工部侍郎，繼續開封舊城改造和艮岳新區建設。
人人都知道漏勺純屬背鍋，都怪遼人無禮，害可愛的小蘇探花丟了職務。
只有少數幾個大佬才知道，這本就是漏勺這奸鬼給趙煦出的主意，故意將三路遼使湊作一堆，他們不起沖突才見鬼了。
然后全部趕回去，這樣就避免了大宋必須做選擇題的尷尬。
如此一來，大宋就能繼續靜觀大變，擇機出兵，“代管”西京、南京兩道。在大舉發動侵略戰爭的同時，還能手持正義。
這是禮儀之邦的講究，或者說是矯情，但是卻是必須的伎倆。
無論對內對外，都是獲得最大支持的基礎。
由此也可見趙煦對蘇油“內圣外王”思想的全盤接受，雖然趙煦依舊是“天下一人”，但是是以“獲得最大多數支持”作為施政基礎的天下一人，而不是“天子一怒流血千里”的天下一人，這本身就是一種管理理念上的深刻轉變。
雖然現在這種現象，還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種君王的“自覺”，但是這種自覺，也是來自“天下事天下人共贊之”的理學觀點。
且這種理念已經漸漸深入到大宋社會的從上到下，形成了一種“風尚”，趙煦的態度，其實是一種思想體系已經領先于管理制度的表現。
就算今后可能會出現對這種理念的“反動”，依然會出現暴虐殘民的獨夫，但是同樣的，因為各階層擁有了新型的，成體系的思想武器，也必將出現這種“反動”的“再反動”，將跑偏的歷史軌跡再自行糾轉回來。
這就是“民族氣質”的悄然變化。
蘇油不以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能夠做到給當代君主和各階層指出，你們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且讓他們看到效果，予以信服，蘇油認為，自己就已經超額完成了此次穿越的歷史使命。
至于什么平夏滅遼克交趾，都只是這種思想培育發展過程中的附屬產物，和“改民族氣運，變民族之氣質”這樣的大命題相比，也只能位列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