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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在法國：這些漢學家們做出了哪些努力？
2019012105:28:25 來源：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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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詩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產。法國詩經學擁有幾百年的歷史，是西方詩經學的源頭，在世界漢學詩經學中亦占據重要的地位。
據現有資料，最早對《詩經》進行翻譯的是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Trigaut，1577—1628），1626年（明天啟六年）他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國五經》（Penta逼blionSinen色）一冊，并附注解，但該譯本下落不明。
金尼閣（資料圖）
康熙年間，白晉（JoachimBouvet，1656—1730）著有《詩經研究》（Dis色rtationsurleChe—King），白晉先是研習《易經》，后將索隱之法述及《詩經》研究。巴多明（DominiqueParremin，1663—1741）、雷孝思（JeanBaptisdeRegis，1664—1738）、傅圣澤（Jean—FrançoisFoucquet，1665—1741）、赫蒼壁（Julien—PlacideHervieu，1671—1745）等都曾選譯《詩經》。馬若瑟（Jo色phdePrémare，1666—1735）曾譯《詩經》（OdesChinoi色duChiking）八首，所有稿本均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1674—1743）曾將它們收入法文版《中華帝國全志》。由于此書在歐洲的巨大影響，眾人由此開始識得《詩經》，杜赫德在法國詩經學史乃至歐洲詩經學史上都具有開拓之功。
自宋君榮（AntoineGau逼l，1689—1759）、韓國英（PierreMartialCibot，1727—1780）起，教會色彩逐漸褪去。宋君榮曾選譯《詩經》，并運用其中的資料來研究中國的天文歷史，其書《中國天文史略》（Histoireabrégédel’astromiechinoi色）附錄的一部分便是《詩經》中之日蝕。《中國叢刊》（Mémoiresconcernantl’Histoire）第一卷（1776）、第二卷（1777）中收入了韓國英以《中國古代論》（Essaisurl’antiquitédesChinois）為題的連續性論文，對《詩經》作了較全面而客觀的介紹，開始關注《詩經》的風俗文化。
19世紀初，法國漢學講座在大學確立，為法國詩經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專業漢學的介入，逐漸還原了《詩經》的面貌，拉丁文全譯本的問世，法文全譯本的誕生，新的研究方法的開啟，使法國詩經學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面。
法國耶穌會士孫璋（AlxanderdelaCharme，1695—1767）于1733年翻譯了拉丁文本《詩經》，附有詳細注釋，原稿收藏于巴黎國家圖書館。1830年，德裔漢學家朱利斯·莫爾（JuliusvonMohl，1800—1876）編輯交德國斯圖加特和圖賓根（StuttgartiaeetTu逼ngae）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孔夫子的詩經》，這是刊行于歐洲的第一本《詩經》全本，莫爾為此書撰寫了序言，并編輯了兩個索引。此譯本的問世，給法國詩經學乃至歐洲詩經學的發展帶來了很大影響，促進了漢學家們對《詩經》的學術型研究。
1838年，愛德華·畢歐（EdouardBiot，1803—1850）在《北方雜志》（RevueduNord）第二期發表了《詩或詩經》（LeChi—kingoulelivredesvers），對《詩經》的編纂、流傳、內容等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詳細闡釋。畢歐認為，《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同時也是一部真實性最無可爭辯的文獻，正式開啟了對《詩經》的民俗學研究。1843年他撰寫了《根據〈詩經〉探討中國古代的風俗民情》一文，擬出中國人的體格特征服飾建筑與居室狩獵捕魚農牧業等二十個標題進行論述。德里文侯爵（Marie—Jean—LéonLecoq，1822—1892）亦認同畢歐的觀點，他在《唐代的詩》（Poésiesdel'époquedesT'ang，1862）的導言《中國的詩歌藝術和韻律》中探討了《詩經》所揭示的中國上古文明。被認為是法國詩經學史最著名的顧賽芬（SéraphinCouvreur，1835—1919）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對照本于1896年在河間府出版，其譯文準確優美、無可挑剔，嚴格忠實于中國官方所推崇的朱熹學派的詮注，這一版本多次再版。顧賽芬在其譯本的導論中指出：《詩經》可能是最能展現遠古東方人民生活、道德習俗和信仰的一本書。它為道德家，歷史學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為傳教士提供了救助。他在導論中沿襲了畢歐的方法，分五十個小標題對《詩經》中的文化點滴進行了詳細的梳理。
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解讀和譯介的另一位女漢學家，當屬朱迪特·戈蒂耶（JudithGautier，1845—1917）。她于1867年編譯出版了中國詩集《玉書》（LeLivredeJade），其中譯介《碩鼠》《伯兮》《將仲子》《女曰雞鳴》和《南山》等篇目。戈蒂耶并未遵循于原詩的結構和形式，包括對意義的分析在內，是一種創造性叛逆的改寫。但她卻是真正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來加以關注的。《詩經》不再是傳教士眼中用以傳教的鑰匙，也不再是畢歐、德里文心中的道德風俗寶庫，她惋惜于孔子編訂時為何只留下305首，缺失了抒情性與激情的詩篇。
資料圖
此外，小布羅塞（Marie—FélicitéBros色t，1802—1880）于1828年在巴黎出版了《論〈詩經〉和中國古代詩歌》（EssaisurleChi—kingetsurl’anciennepoésiechinoi色）；讓—巴蒂斯特·畢歐于1862年出版的《論印度和中國的天文學》（Étudessurl’astronomieindienneetsurl’astronomiechinoi色）在論述中國的天文學史時，曾引用了《詩經》的詩，對《詩經》作了簡要的介紹。1872年，鮑吉耶（Jean—PierreGuillaumePauthier，1801—1873）的《詩經》（Chi—king，Bi逼othèqueOreintale，vol.Ⅱ，Paris，Maisonneuve，1872）是第一個法文全譯本，該文本直接譯自中文著作，正文譯文之前，有首次被全文翻譯成歐洲語言的《大序》（Grandepréface），譯自朱熹的《詩序辨說》，但此書影響不大。
20世紀上半葉，法國詩經學已臻至成熟，越來越多的漢學家將視線轉向其他的中國傳統文學讀本。然而法國詩經學并未停滯不前，研究學科的逐漸豐富，研究方法的創新與多樣化，從多方面促使了法國詩經學的再次蓬勃發展，新的研究視角、新的研究方法將法國詩經學推向頂峰。
1907年，于貝爾·奧托（HubertOtto）在香港出版了《爐邊幾小時，〈詩經〉——中國古典詩歌的書》（Quelquesheuresaucoindufeu，Cheu—kingoulelivredesvers，undesClassiquesChinois）。
《詩經》原是三千年前的歌謠，然而鮮有人還原其本色。拉盧瓦（LouisLaloy）看到了這一特點，在《中國音樂》（LaMusiquechinoi色，1909）中譯介了《詩經》數首，放在宗教音樂（musiquereligieu色）和民間音樂（musiquepopulaire）兩節中，將《詩經》作為歌謠進行探究。
將法國詩經學推向頂峰的則是葛蘭言（MarcelGr，1884—1940）的《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Fête色tChansonsanciennesdelaChine，1919），全書除引言和結論外，分為兩部分：《詩經的情歌》和《古代的節慶》。他以人類學的方法對《詩經》進行闡釋，分析了《詩經》中的情歌，考察了上古時期樸野的習俗是如何轉化了文明的秩序，解析中國古代的宗教習俗和民族信仰。葛蘭言為《詩經》研究提供新的闡釋方法，為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中國上古時期的面貌。
20世紀初期，有一大批中國學者赴法留學，完成了大量的博士論文，在當時的中國研究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且以中國文學研究為主，其中不乏對《詩經》的譯介，如曾仲鳴（T色n，Tsonming）的《中國詩史論》（Essaihistoriquesurlapoésiechinoi色，1922）第一章便是對《詩經》的介紹；徐仲年（Hsu，Sung—nien）《古今中國文學選集：詩歌、小說、戲劇、哲學、歷史》（Anthologiedelalittératurechinoi色desoriginesànosjours：lapoésie—leroman—lethéatre—laphilosophie—l’histoire，1933）也對《詩經》進行了譯介。
1937年，張正明（Tchang，Tcheng—Ming）同時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和巴黎（LibrairieOrientalisteP.GEUTHNER）出版《詩經中之對偶律》（LeparallelismdanslesversduCheuking），從《詩經》語言文字的韻律入手，詳細論證了《詩經》中的韻律。中國留法學者由于兼跨兩種文化，他們的介入，給法國詩經學的研究增色不少。
20世紀中葉之后，隨著葛蘭言、馬伯樂、伯希和等有影響的漢學家先后離世，加之國際社會環境的變化，法國傳統漢學逐漸式微，法國詩經學也由此而衰落。雖然經由戴密微（PaulDemiéville，1894—1979）等人的不懈努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時間之內，法國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又開始復蘇，也有論著在述及中國文學史時會提及《詩經》，但鮮有重要的譯本與研究。對法國詩經學在21世紀的發展，我們報以新的期待。
作者：劉國敏，系重慶旅游職業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2018年04月16日13版），原標題：《詩經》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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