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有目標，國家同樣如此，像滿清就是沒有目標，或者說目標就只是保持滿人的統治。
那么這個國家從誕生之初，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維持他滿族的統治，所以限制火器，大興文字獄，不思進取，只求能保持統治，自然就會使得整個文明停滯甚至落后。
王彥認為國家是需要目標的，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只是追求天下太平，這么空洞的東西，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
比如說富國強兵，有了這個目標之后，朝廷在行政上，就能圍繞這個目標迅速運轉，開商路鼓勵商業，訓練新軍，制造新的器械，王朝會表現出巨大的活力。
以前的王朝，大多是出了問題，再去想解決之策，很少主動去設定一個目標，只求眼下太平。
一個王朝，有目標時與沒有目標時，是大不一樣的。秦說要變法圖強，六世而橫掃六合。
變法和改變，應該是時刻進行的，因為整個社會的活動是運動的，不去緊跟它的步子，一旦停止改變，安于現狀，那么時間一久，等問題嚴重了，再變怕就來不及了。
王彥在《資政新篇》中，對內閣的一些改變，主要的宗旨就是讓內閣有一個又一個的目標，保持活力。
明朝的每個閣臣一般都是領一部的堂官，如戶部尚書在入閣前，在議事堂做預案時，就必須聲明他入閣之后，朝廷的賦稅一年要增加多少，或者開墾多少土地，人口增長多少，都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數值上來。
如果不能完成，官員考核時，那該貶官就貶官，該放到地方就放到地方。
這樣一來，就能提高內閣大學士行政的積極性，加強了官員間的競爭，并且被趕到地方做官之后的官員，再以政績回到中央時，因為了解民情和有治理一方的經驗，行政能力定然更強，這樣內閣里就能保證始終都有能臣存在。
以前大學士只要未犯錯，國內也很穩定，就可以一直待在內閣，但是現在只要政績比之前任沒有進步，那就可能被拿下來。
大明那么多官員，內閣學士就七位，好多官員也想做上相位。
這就活躍了官場的氣氛，糾正了風氣。官員們只要政績顯著，就能封侯拜相，他們就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政績的競爭上，也能防制東林這樣光說不干的集團重新出來。
如果內閣大學士，一屁股坐十年，下面的人爬不上來，恐怕會有很大的怨氣，要么對上升不抱希望，對行政懈怠，要么就郁郁不得志，對朝廷懷有怨言。
這樣一來，即便是同一黨內，競爭也會激烈起來，畢竟大學生大家都想做。
政績和完成度，也將成為地方官考核的標準，一個縣如果人口沒有增長，耕地面積減少，蒙學童生數目減少，縣官也要往下面降職。
這樣做，就是逼著官員必須要有目標，使得他們不能懈怠。
官員對此自然不喜，但王彥剛收復神京，進位監國，基本沒有人敢這時反對。
除了內閣和官場上的改變之外，資政新篇的主要內容，放在了編戶齊民上。
隨著原來明朝社會結構的解體，大量百姓涌入城市，王彥覺得因該重新普查人口，并且在與王夫之所提的歸義和漢籍制度的基礎上，對于漢籍進一步細分，按著功名、資產或者繳納賦稅，將漢籍之民分為上戶，中戶，下戶，或者更多等級，然后根據等級來收取稅收，安排勞役和享有一些權益。
整個《資政新篇》為繞這兩個大方面，規定了許多新的政策。
如開篇第一條，皇帝將國事委任監國，此后一切政令都由朝廷來發布。
這是整個改革的基礎，他防止了皇帝因為個人喜好，升降提拔官員，也廢除了皇帝不經過司法，就拿辦官員的權力，如此朝廷的命令，就是唯一的命令，改革才有權威。
這本身就是對內閣有利，一代人之后，這就能成為明朝朝野的共識。
第二條，議事堂下派官員，到地方巡視，上戶籍的漢民，有資格可以向議事堂官員提出各種建議和問題，而議事堂官員有責任將問題反映到朝廷，對朝廷的行政提出質疑。
這里上戶籍也并非固定，朝廷一年或者三年一統計，破產的降級，下戶籍也可以升到上戶籍。
戶籍上分戶別，除了減輕平民承擔的賦稅之外，也可以調高商賈的地位，鼓勵商業。
商人納稅多，就能評為上戶，與有功名的士人，還有鄉紳地主一起擠身上戶，提高了社會地位。
第三條，對大明律法進行修改和補充，完善明朝的法律。
第四條，鼓勵各省，加寬官道，開采礦山，冶煉金屬，鼓勵商業，朝廷恢復驛站，用于傳遞政令，準許民間通過驛站傳遞書信和運輸貨物，鼓勵商人出海貿易。
第五條，各省開辦學館，各縣須有官辦蒙學。南京國子監、各省學需要教授雜學。科舉上不限于八股、鄉會試及生童考試，當有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等試題。
第六條，開發遼東，遷民填遼，以及邊疆地區，穩定版圖。
第七條，訓練陸師、水師，建造戰船，保持商路通暢。
第八條，恢復宋制禮節。
第八條，鼓勵發明，獎賞保薦格致人才·····
《資政新篇》只是王彥頒發的大致的施政綱要，是他給大明朝定下的諸多目標，其中許多條款還需要議事堂磋商，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算是點燃了，并且立刻就引起了朝野的震動和激烈的討論，其中最為激烈的就是戶籍的改革。
在第一把火剛點起來，王彥便開始了他的第二把火，準備對有功之人進行封賞。畢竟他進位監國，下面的人也需要獎賞，不能含糊。
將士們拋頭顱，灑熱血，疆場搏殺，還助王彥登上監國寶座，說他們只是為了光復河山，為國盡忠，那就有些扯淡了，他們更加看重的還是實際的封賞。
王彥這點自然清楚，不過這次封賞卻不簡單，因為此次出征，明軍動用三十多萬人馬，光是要升官的將校就有千人之多，統計起來十分麻煩，但是王彥知道此事的重要性，他必須上心一些，所以向議事堂提交了《資政新篇》之后，他又馬不停蹄的趕來內閣。
王彥雖然進位監國，但是南京朝廷的運轉模式卻沒有改變。
下午時，王彥來到文淵閣，他身份尊崇，打他一進來，上至閣臣，下到小吏，都要行禮。
他剛走進文淵閣，張煌言也匆匆進門，他走得急沒注意到王彥，王彥見此不禁叫道：“玄著何事驚慌？”
聽到他出聲，張煌言才停下步子，他看到王彥后微微一愣，作揖行禮道：“臣見過監國！”
王彥看他手上拿了個本子，于是手指著問道：“有什么緊急軍情？是金國還是蒙古有異動？”
在滅了滿清之后，在王彥看來，明朝的威脅，就只有這兩個了。
張煌言卻道：“回稟監國，是南洋，荷夷在巴達維亞大肆殺害我大明商賈，已經死了上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