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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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三年，九月，天津港。
五艘由西洋帆船組成的明軍水師船隊在岸上人們的圍觀下緩緩駛進了港口，由于還從沒有西洋帆船來到天津港，故而當地的人們并沒有見過這種模樣奇怪的船只。
天津衛守將已經接到了消息，知道這艘奇怪的水師船隊上有左春坊李大學士，故而親自前去碼頭迎接。
此次跟隨李宏宇進京的不僅有楊憐兒和陳婷等人，還有白蠻王和火蠻王等南洋諸國派來覲見大明的使臣，一行人浩浩蕩蕩，服飾各異，走在路上頗為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李宏宇也帶來了一些南洋和西洋的禮物獻給天啟皇帝以及宮里的妃嬪，這可是送人情的最好時機，他自然也無法免俗了。
前往京城的途中，馬車里的李宏宇眉關緊鎖，神色顯得異常嚴肅，雖然他并不愿意面對京城紛亂的局勢但卻無法從中擺脫。
與此同時，關外局勢日趨嚴峻，后金軍的兵鋒已經抵達了遼西，而遼東經略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之間卻斗得不可開交，以至于遼東政令系出兩家，使得地方上的將士無所適從。
不過，與目前京城的局勢相比的話，李宏宇根本顧不上擔心關外的戰局，事實上隨著他的出現關外的戰局已然生了改變，歷史上天啟二年后金軍就擊敗了熊廷弼和王化貞，可現在兩人卻依然率軍與后金軍對峙。
李宏宇之所以重視京城的局勢，是因為今年非常特殊，是大明的京察之年，即對京城的官員進行考核。
由于天啟三年是農歷癸亥年，故而這一年的京察也被稱為“癸亥京察”，是天啟朝的第一次京察。
主持這次京察的是東林黨人、吏部尚書**星，當然了，在**星背后坐鎮的是內閣輔葉向高。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三十年前**星就公開聲稱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報怨”的時機，是一場君子和小人之間的較量。
三十年前也就是萬歷二十一年，李宏宇尚未出生，**星成為了吏部考功司郎中，第一次有幸參加了京察。
萬歷二十一年的京察大肆排擠和打擊了齊楚浙三黨，被視為東林黨崛起的標志，從此東林黨正式成為了大明朝廷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大明的黨爭也越激烈。
其實，**星把京察解釋為“君子”和“小人”之爭也代表了東林黨的一貫風格，評價官員的優劣不以能力和德行為主，而是要看其政治上的主張，只要認可東林理學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
這樣一來，就把京察的重點從考核政績變成了考核道德標準。
然而，即便是這個道德標準也不是以公正廉明等操守為準，而是要以東林黨所推崇的理學思想來衡量，認為贊同者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而反對者就是小人，實際上就是黨同伐異。
李宏宇已經收到了風聲，**星現在正在大力搜集對齊楚浙三黨不利的證據，好像還提出了“四兇”的說法，把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四個齊楚浙三黨的黨魁列為為非作歹的典型。
這使得李宏宇不由得想到了后來那些反東林黨的文官給東林黨人的編的奸臣名錄，看來這是事情的源頭在東林黨的身上。
在李宏宇看來，京城的黨爭到了如今這個地步，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的黨爭已經使得文官集團內部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而今年的京察勢必會使得這道裂痕急劇擴大，進而使得雙方生決裂。
李宏宇很清楚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沖突的根源有兩個，一個是對皇權的態度，另外一個就是稅收之爭。
如果讓李宏宇拉劃分的話，齊楚浙三黨的官員雖然也想要從皇帝那里奪取更多的臣權，但他們是溫和派，或者說是****，而東林黨則是鷹派。
齊楚浙三黨并不贊同東林黨極端抵制皇權以及降低稅賦等主張，畢竟中央集權是確保國家安穩的根基，而稅賦不足的話不僅沒辦法用兵打仗，而且連正常的官府運作都受到了影響。
由此一來，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之間的矛盾就無法調和，雖然這對文官集團不利，但對被文官集團束縛難以大展拳腳的天啟皇帝無疑是個好消息。
雖然天啟皇帝年輕，但他由于自幼就受到了萬歷皇帝的悉心調教，對朝政有著自己的想法，雖被文官集團壓制但也做出了不少政績出來，說到底他是大明的天子文官集團也不敢行事太過出格。
例如，天啟皇帝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懲處在移宮案立下“大功”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安，如果不是王安與東林黨人相勾結的話根本就不會生這出鬧劇。
如果不是看在王安是泰昌帝心腹內侍的情分上，天啟皇帝絕對會殺了王安，以消心頭之恨。
事實上，當明軍丟了沈陽和遼陽后，年輕的天啟皇帝在遼東戰事上已經失去了對文官集團的信任。
為此，天啟皇帝讓魏忠賢派出宦官前往山海關搜集情報，并恢復了嘉靖年間被輔夏言廢除的太監監軍制度，廢止了文官監軍制度。
這等于繞過文官集團建立了一套通過太監來掌控軍隊的系統，預示著宦官的重新崛起，把魏忠賢推上了歷史的舞臺。
面對天啟皇帝的這一系列舉措，文官集團自然要大力反對了，不希望被年輕的天啟皇帝壓制住。
為此，文官們選擇了一個拿手的辦法，那就是充分揮了他們作為文人的優勢，開始大肆編造不利于天啟皇帝的謠言，污蔑天啟皇帝每天沉溺于木匠活兒不理朝政，使得朝政被魏忠賢這個閹人把持。
不僅如此，還說魏忠賢和天啟皇帝的乳母客氏勾結，暗中使得后宮懷孕的妃子墮胎，不讓天啟皇帝有后代，進而把宮外已經有身孕的女人送進宮來生太子奪取大明江山，乃至懷疑天啟皇帝跟客氏關系曖昧。
更有甚者竟然說魏忠賢沒有閹割，想要自己當皇帝等等，在李宏宇看來簡直匪夷所思。
李宏宇其實完全理解天啟皇帝啟用太監監軍的苦衷，天啟皇帝登基時后金還被阻擋在邊墻外面，可僅僅兩年時間就使得明軍退守遼西，兵鋒直指山海關。
這使得天啟皇帝已經不再相信文官集團能擊敗后金，事關大明的江山社稷，他自然要啟用身邊的內侍，要不然關外危亦，直接威脅到京城的安全。
從李宏宇所掌握的情報上來看，魏忠賢并沒有辜負天啟皇帝的信任，天啟三年大明的稅改就是他與內閣輔葉向共同高完成的，其主旨有兩個，減免田稅和增加雜項收入。
這次稅改，在維持萬歷朝每畝加派九厘的稅制下對貧困地區的百姓減免加派賦稅，減免了近兩百萬兩的稅收，進而減輕了百姓們的負擔。
由于這次的減稅，使得大明的財政預算出現一百六十四萬兩的缺口，因此就有了增加雜項收入。
據史料記載，天啟三年的雜項收入總共有一百八十一萬兩，而天啟元年只有可憐的十一萬六千兩。
值得一提的是，雜項的征稅主體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大明的既得利益階層。
例如，“優免丁糧”、“督撫軍餉、巡按公費”和“馬夫祇候”是對特權階級征稅，約七十五萬兩，而“房產稅契”和“典鋪酌分”是對資產征稅，約四十萬兩。
僅僅以上兩項就是對國庫每年增加稅收一百一十多萬兩，其他的還有鹽稅關稅等商業稅收，也增加了約四五十萬兩，這足以填平因為減稅所帶來的財政缺口。
按照史料，天啟元年的實際雜項收入是十一萬六千兩，天啟二年為六十八萬九千兩，天啟三年為一百零一萬兩，天啟四年降為五十萬兩。
天啟五年到天啟七年，雜項收入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萬兩的樣子。
之所以天啟四年雜項降到了五十萬兩，而天氣五年又升為了一百二十萬兩，自然與東林黨有莫大的關系。
京察雖然是在天啟三年舉行，但結果卻是在天啟四年出來，歷史上齊楚浙三黨是“尸橫遍野”，哀鴻一片，東林黨的權勢達到了一個巔峰，自然抵制雜項的征收。
所謂盛極而衰，接下來東林黨受到了天啟皇帝的重手打擊，雜項征收隨之恢復到了先前的水平。
事實上，對于疆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大明而言，一百多萬兩的雜項征收其實并不多，并不是東林黨人口中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
這也是東林黨人為何恨魏忠賢的原因了，魏忠賢單單在雜項一項上就給朝廷找來了一百萬兩銀子，并且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至于葉向高，由于他是東林黨的黨魁，東林黨人自然不可能攻擊他了，因此把矛頭一致對準了魏忠賢，把魏忠賢說成是貪婪弄權的賤人，非常之不堪。
葉向高之所以會贊同這次稅改，是因為他是東林黨中的溫和派，這也是為何天啟四年“東林六君子”事件后葉向高能夠從京城全身而退的原因，天啟帝對其也是禮遇有加。
在李宏宇看來，京城的局勢現在是一團亂麻，他想理都理不清，唯有聽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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