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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京城的第二天一早，李宏宇和趙欣就結伴前去鄭林和武元昊的府上拜訪，鄭林和武元昊是湖廣鄉試的正副主考與兩人有著師生之誼，兩人自然要首先拜訪他們。
由于鄭林和武元昊在翰林院里當值，因此李宏宇和趙欣并沒有在兩人家里久留，與接待的人寒暄了一陣后就留下拜帖和禮物離開了。
雖然說君子之交淡如水，但這是一個人情世故的世界，家境豐裕的李宏宇和趙欣肯定不能空著手來。
李宏宇和趙欣早就知道鄭林和武元昊不在家里，兩人這次前去能不能見到鄭林和武元昊并不重要，關鍵是兩人的態度，讓鄭林和武元昊知道他們倆一來京城就前去拜訪。
離開了鄭家和武家后，李宏宇和趙欣下一個前去拜訪的目標自然是京城官場四大黨派之一的楚黨首領了。
楚黨的成員以湖廣出身的官員為主，故而湖廣的舉人來京城后肯定要拜楚黨首領的碼頭，日后也好在官場上有個關照。
所謂的京城官場四大黨派指的是東林黨、浙黨、楚黨和齊黨，按照地域由同一個地區出身的官員組成的鄉黨，同時又吸納別的地區出身的官員，成為了朝廷上勢力最為強大的黨派。
之所以東林黨、浙黨、楚黨和齊黨會成為京城四大黨派，自然跟出身江浙、湖廣和山東地區官員數量眾多有關。
大明立國后，會試貢士的錄取為全國統一錄用，即從參加會試的舉子中按照成績高低來錄取貢士，由于北方的文風不及南方，故而每次錄取北方的貢士都要遠低于南方。
再加上負責會試的考官多以南方出身的官員為主，因此后來發生了大明科舉歷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引得明太祖雷霆震怒。
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所錄取的五十一名貢士皆為南方人，史稱“南榜”，此事一出立刻引發了北方舉子的軒然大波，有的到禮部衙門鳴冤告狀，有的在南京城沿路喊冤，甚至攔住朝廷大員的官轎上告，事情鬧得沸沸揚揚。
明太祖對此深為震怒，作為皇帝他自然希望朝堂之上的南方官員和北方官員能夠相互抑制，倘若南方官員的勢力對北方官員呈現碾壓之勢無益于朝局的穩定。
再者說了，文章寫得好的人不一定理政能力就強，南北舉子之所以在會試有成績上差異與當地的學風是否強盛有著很大的關系，如果給南北學子一樣的學習環境北方舉子的會試成績肯定不會比南方舉子差。
所謂為國選材，選的是治理朝政的人才，選的是全國的干練之士，而會試考試只不過是一塊敲門磚而已，不能單憑會試成績就否認北方舉子的才能。
因此，通過綜合多方因素，明太祖于洪武三十年六月親自挑選了會試的貢士，一共六十一名，全部為北方人，史稱“北榜”，也算是以儆效尤，震懾朝中南方官員。
雖然自此以后再也沒有出現過北方舉子全部落榜的事情，但由于南北地方差異，每屆會試錄取的貢士名額只有一兩成，這使得南方官員在朝廷中的勢力越來越大。
所以洪熙皇帝登基后對會試取士進行了一個巨大的革新，規定了會試取士的名額按照南北地域來劃分，南方名額占百分之六十，北方名額占百分之四十，以此來保證北方舉子可以入仕，史稱“南北卷”。
不過，由于大明地理形勢復雜，有些省不好單純地以長江劃分南北，故而洪熙皇帝的太子宣德皇帝繼位后對“南北卷”再一次進行了改革，從“南北卷”中分出了“中卷”，至正德年間成型，進而奠定了后世科舉按地區錄取的定制。
其中，“南卷”指的是南直隸一部分和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五省，會試名額占百分之五十五。
“北卷”指的是北直隸和山東、山西、河南、山西四省，以及遼東、大寧和萬全三個都司，會試名額占百分之三十五。
“中卷”指的是南直隸一部分和四川、廣西、云南和貴州四省，會試名額占百分之十。
由此一來，確保了大明兩京十三省都能有舉人考中貢士，此種取士方法一直持續到清末，對后世科舉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雖然科舉的“南中北卷”保證了大明各地的舉子都有入仕的機會，但在沒有名額限制、統一錄取的殿試的比拼中，“南卷”的貢士由于成績優異可謂占盡了便宜，霸占了殿試一甲和二甲的眾多名額。
按照大明的定制，殿試成績優異者留在京城各大部院衙門任職，其余人等到地方衙門任職，這使得“南卷”出身的官員逐漸占據了朝堂上的重要職位，為明末黨爭埋下了一個不可消除的隱患。
正是因為“南卷”的進士在朝堂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故而京城四大黨派中的東林黨、浙黨和楚黨都是來自“南卷”，只有齊黨出自“北卷”。
楚黨有三大黨魁，分別是戶科都給事中官應震、兵科都給事中吳亮嗣以及右僉都御史黃彥士。
雖然三人的官階都不高，最高的黃彥士不過正四品而已，而官應震和吳亮嗣不過正七品而已。
不過，明朝有一個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官階的高低與官職并不成正比，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大明有一個特殊的官場團體，那就是—言官。
言官皆出身進士，而且是進士中名列前茅者，由翰林、御史和給事中構成，可謂大明士大夫階層的中流砥柱，天子身邊的近臣，雖官階低微但權力甚大，監察、彈劾文武百官。
自大明立國起，歷任皇帝對官場上各衙門的關系就講究一個制衡，最重要的就是用言官來制衡文武百官，后來又發展到用內閣來制衡六部，用宦官來制衡文官。
正是因為這樣，萬歷皇帝才能不臨朝而朝政照常運作，這并不是文官集團有多兢兢業業，而是萬歷皇帝非常好地平衡了朝堂上各個派系的關系，故而高枕無憂，朝堂上的事務才能有條不紊地運作。
雖然后世的書籍對宦官諸多批判，但考慮到那些書籍多為文人所寫，而宦官是皇帝的奴仆代表了君權，文人是文官集團的來源代表了臣權，雙方之間矛盾重重，故而記載不可盡信。
如果宦官集團真有史書記載得如此不堪，那么皇帝自然不會坐視不理，可實際情形卻是皇帝對宦官集團頗為袒護，這不得不耐人尋味，難道明朝的皇帝們一個個昏聵不堪被宦官所蒙蔽和脅迫？
實際上，宦官雖然與文官集團斗得你死我活，但卻從沒有對皇權形成過威脅。
無論是權勢滔天的劉瑾還是魏忠賢都被皇帝輕而易舉地給除了，由此可見宦官對皇權是依附的關系，不像唐朝的宦官那樣能凌駕于皇權之上。
李宏宇和趙欣攜帶名帖和禮物前去官應震、吳亮嗣和黃彥士府上的時候，都受到了三人家人的熱情接待。
原因無他，李宏宇和趙欣頂著湖廣鄉試解元和亞元的頭銜，自然要受到對方重視，要知道兩人很有可能能在明年成為進士，進而成為楚黨的一份子。
與李宏宇不同，趙欣不僅拜見了楚黨的三大黨魁，而且還去拜見了齊黨的黨魁亓詩教和周永春。
丌詩教是吏科都給事中兼太常寺少卿，由于兼任了太常寺少卿故而官居正四品，周永春是禮科左給事中。
由于女真人起兵造反，并且攻陷了撫順，故而萬歷皇帝任命周永春為遼東巡撫，贊理軍務，已于十月份趕赴遼東任職，并不在京城。
趙欣的身份在大明應考的舉子中非常特殊，她雖然是山西人但是卻在湖廣考中了鄉試亞元，故而除了楚黨外自然也要拜見來自北方的齊黨了。
丌詩教和周永春的家人自然對趙欣這個湖廣鄉試亞元以禮相待了，即便是趙欣以后不加入齊黨但至少也算是與齊黨有過交往，關鍵時刻說不定會派上用場。
李宏宇既是湖廣人氏又是湖廣鄉試解元，故而他自然不能跟著趙欣去拜見丌詩教和周永春了。
京城的廟門雖多但也不能是個廟他就要進去參拜，這樣的話肯定很容易被人視為反復無常的勢利小人，進而受到各方排擠。
李宏宇已經打定了主意，他既然出身湖廣那么自然要與楚黨走得近了，雖然東林黨和浙黨才是朝堂之上最大的兩個文官黨派，但他身為湖廣人氏豈能輕易湊上去，至少也要等對方主動伸出橄欖枝然后再做應對。
說到底，朝堂上任何黨派并不僅僅只有當地的人氏，還會吸收外地人氏加入，而湖廣與江浙一樣在會試的時候同屬“南卷”，地域上相近，故而湖廣的官員加入東林黨和浙黨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說實話，雖然東林黨和浙黨勢力雄厚，可李宏宇卻并沒有多少興趣參加。
因為無論東林黨還是浙黨代表的都是江南鄉紳商賈的利益，勢必會打壓大明其他地區的利益集團，而李宏宇要想有一番作為肯定會跟其有利益上的沖突，如果隨波逐流的話只能一事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