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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今）
說起殿試，在這里便要提一下華夏科舉制度的展。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祿”制度，后來逐步引入軍功爵制。西周時，天子分封天下。管理天下由天子、諸侯、卿、士。依照血緣世襲。到了東周，有“客卿”、“食客”等。
到了漢朝。提拔民間人才。當時采用的是察舉制與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才。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
魏文帝時，陳群創立九品中正，由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晉、六朝時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舉的改良，主要分別是將察舉，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后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于門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從民間取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科舉萌于南北朝時期，科舉真正成型是在唐朝。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廢除九品中正制。據史載，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
開皇七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
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十科舉人。進士二科，并以“試策”取士。進士一詞初見于《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叫試策。
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變化有過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于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于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師春還秋住，烏聚云合。”
不過對于科舉的開創，在后世的史學界一直有異議。一部分歷史學家認為唐朝開創了科舉。何忠禮《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創于唐》否認隋代有進士和進士科之說，他的理由亦有二：一是遍考《隋書》和隋代文獻，雖然記載了開皇和大業中所舉的眾多科名，卻未見進士科之名，也未見進士科考試之實；二是在唐、五代文獻中所載隋進士有房玄齡、溫彥博、侯君素、孫伏伽、張損之、楊纂等六人，可是經過考證、除楊纂的進士身份，因文獻闕如，無從查考外，其余五人不是查無實據，就是以時制比附古制，將隋代以秀才、明經科察舉為官，比附成進士科登第，唐代雖有進士科開創于隋的記載，但也有進士科開創于唐的記載，所以他認為隋代實行的仍是察舉制，進士科也起源于唐。
俞大綱對隋置進士科一條頗有疑義，他說：“若謂察舉對策之法，已為完形之考試制度，則當上溯兩漢為權輿，若謂朝廷，開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試，始可謂完形之考試制度，則當以唐為始，不可謂肇基于隋，確定于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試”是科舉制度起源的主要標志這一極有價值的見解。唐長孺提出了與俞大綱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唐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特點在于是否“準許懷牒自試”，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現士人“懷牒自試”的個例，反映了當時科舉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另有有學者著文指出：要確定科舉制度起源于何時，先要把握住它區別于其他選舉制度的特殊本質，也就是解決什么是科舉的問題。何忠禮在《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創于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這樣三個特點：“第一，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應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第二，‘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換言之，舉人及第或黜落必須通過嚴格的考校才能決定，第三，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試。”并通過多方面的論證，認為上述特點中的“投牒自進”和考試黜落法雖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現卻在唐代，隋代盡管廢除了九品中正制，實行的仍然是察舉制。至于史書所載隋代已有進士科的說法,也查無實據。因此,科舉制度正式形成的時間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
不過有一點卻是所有人公認的————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是創立完善科舉的關鍵人物。在唐朝，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
常設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來漸廢。所以，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進士考時務策和詩賦、文章，明經考時務策與經義；前者難，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進士科尤為時人所重。唐朝許多宰相大多是進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生徒，一個是鄉貢。由京師及州縣學館出身，而送往尚書省受試者叫生徒；不由學館而先經州縣考試，及第后再送尚書省應試者叫鄉貢。由鄉貢入京應試者通稱舉人。州縣考試稱為解試，尚書省的考試通稱省試，或禮部試。禮部試都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闈，闈也就是考場的意思。
明經、進士兩科，最初都只是試策，考試的內容為經義或時務。后來兩種考試的科目雖有變化，但基本精神是進士重詩賦，明經重帖經、墨義。所謂帖經，就是將經書任揭一頁，將左右兩邊蒙上，中間只開一行，再用紙帖蓋三字，令試者填充。墨義是對經文的字句作簡單的筆試。帖經與墨義，只要熟讀經傳和注釋就可中試，詩賦則需要具有才能。進士科得第很難，所以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常科考試最初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后改由禮部侍郎主持，稱“權知貢舉”。進士及第稱“登龍門”，第一名曰狀元或狀頭。同榜人要湊錢舉行慶賀活動，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園探采名花，稱探花使。要集體到杏園參加宴會，叫探花宴。宴會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題名以顯其榮耀，所以又把中進士稱為“雁塔題名”。常科登第后，還要經吏部考試，叫選試。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職。唐代大家柳宗元進士及第后，以博學宏詞，被即刻授予“集賢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試落選，只能到節度使那兒去當幕僚，再得到正式的官職。韓愈在考中進士后，三次選試都未通過，不得不去擔任節度使的幕僚，才踏進官場。
唐太宗重視人才的培養和選拔。他即位后，大大擴充了學院的規模，擴建學舍，增加學員。
武則天載初元年二月，女皇親自“策問貢人于洛成殿”，這是科舉中殿試的開始，但在唐代并沒有形成永制。
在唐代還產生了武舉。武舉開始于武則天長安二年。應武舉的考生來源于鄉貢，由兵部主考。考試科目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狀元便是郭子儀了。
唐玄宗時，詩賦成為進士科主要的考試內容。他在位期間，曾在長安、洛陽宮殿八次親自面試科舉應試者，錄取很多很有才學的人。
大宋的科舉，大體同唐代一樣，有常科、制科和武舉。在原本歷史上，宋代越到后期，越是“重文輕武”，所以尤為重視科舉考試，但后期導致選官過冗過濫。
趙匡胤早在建國初期便下旨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范圍。宋代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第；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由于擴大了錄取范圍，相比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名額增加數倍乃至十數倍。
宋朝確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級考試。宋初科舉，僅有兩級考試。一級是由各州舉行的取解試，一級是禮部舉行的省試。趙匡胤為了選拔真正有才干的人擔任官職，早在建國之初便聽趙普策略，于上一屆科考時次實行殿試。自此以后，殿試成為科舉制度的最高一級的考試，并正式確立了州試、省試和殿試的三級科舉考試。殿試以后，不須再經吏部考試，直接授官。趙匡胤還下旨，考試及第后，不準對考官稱師門，或自稱門生。這樣，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門生。殿試后分三甲放榜。
因為從隋唐開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現象越來越嚴重。針對這種情況，趙匡胤下旨讓人研究出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謄錄的建立。所以，科舉開始實行糊名和謄錄，建立防止徇私的新方法也是趙匡胤時期次開創。
所謂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貫等密封起來，又稱“彌封”或“封彌”。但是，糊名之后，還可以認識字畫，趙匡胤又讓人將考生的試卷另行謄錄。考官評閱試卷時，不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連考生的字跡也無從辨認。這種制度，對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確產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在原本歷史上，到了北宋末年，此種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試形式上的改變，不但沒有革除科舉的痼疾，反而使它進一步惡化。
宋代科舉在考試內容上也作了較大的改變。宋代科舉原本基本上沿襲唐制，進士科考帖經、墨義和詩賦，弊病很大。進士以聲韻為務，多昧古今；明經只強記博誦，而其義理，學而無用。在原本歷史上在一百多年后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后，對科舉考試的內容著手進行改變，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所謂經義，與論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經書中的語句作題目，并用經書中的意思去揮。
如今，趙匡胤聽了葉塵的建議，早在去年便下旨考經義和策問，算是將此事提前了。
這時候，才不過是卯時一刻。
天色還是黑沉沉的，尚能看見天上的成千上萬的繁星。但就是這個時間，寇準與所有的上榜士子都已經來到了皇城外的左掖門處。
今天是最后一道關口，只有順利通過了，才能夠得到進士的資格。但左掖門前的氣氛，卻是比當日國子監前要輕松許多。每個人都知道，今天只要不犯蠢事或者不出現意外，進士已經十拿九穩了。
貢生們小聲談笑著，等著宮門打開。但也有人凝神靜氣，不與他人多言語。
“這些人多半是爭狀元的。”有人低聲對議論說著。
禮部試中高高在上的劉寅、王嗣宗，都在這些神情嚴肅的士子之中。
不過寇準聽說過的另外一個準備爭奪狀元的貢生安生亮，卻沒有學著王嗣宗和劉寅那般凝神靜氣，而是擠了過來，笑著說道：“平仲兄，原來你也已經到了！”
寇準臉上浮起了應酬式的微笑：“不意沐石兄也到了！”
寇準知道安生亮。第一次見到他時，是在國子監門前，就是放聲大笑的那群人中一個，看起來各個自信非凡。當時安生亮身邊聚集的那些個士子足足有十五六個，可是今天這些人中卻是只有安生亮獨自一人到場。
四千字大章送上，等會還有一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