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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辯出生于漢靈帝熹平五年，父親是漢靈帝劉宏，母親是來自南陽郡宛縣的宮女何氏，所以劉辯是庶出。
皇子劉辯出生后，何氏母以子貴，被封為貴人，宋皇后被廢兩年后又晉升為皇后。
在劉辯出生之前，靈帝的皇子們都已夭折，所以皇子辯出生后沒有養在皇宮中，而養在道人史子眇的家里，不敢叫他的劉辯本名，稱他為“史侯”。
因為史道人有道術，何氏想憑借他的道術保護皇子辯。
這些事情，熟悉歷史的知曉，戲志才并不清楚，賈詡也是經過一番調查才清楚。
既然靈帝都沒有給自己唯一的皇子封王，整一個子虛烏有的史侯，很可能對劉辯不上心。
相反，王貴人出身高貴，盡管不是大世家，在冀州也算是一個豪門，進宮就是美人。
她所生的兒子肯定就是嫡出，而不是劉辯一樣的庶出。
“主公，在高層，有一群人信奉浮屠！”賈詡眼睛瞇縫著。
“你的意思是讓那些光頭對付道家？”啞然。
在漢哀帝元壽元年時，有一位名叫景盧的博士弟子，從月氏王派遣來的使者伊存那里，聽到了口授的佛經。
“浮屠”即佛的另一譯音。若從文字記載來看，佛教傳入我國至遲在西漢末年，但之前很可能性已經傳入。
現在，一般以東漢明帝永平十年為佛教傳入我國的標志。
當時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于殿庭，第二天上朝便問群臣到底是何征兆。太史傅毅回答說是西方的神－佛。
皇帝聽了，認為供佛吉祥，就派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訪求佛道。
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國遇到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位法師，就請他們回國弘法。
一行人就用白馬馱著佛像、佛經，返回首都洛陽。漢明帝特意建立精舍安置兩位法師，精舍即是白馬寺。
當時“寺”是官署名稱，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白馬寺是指一處安排接待外國宗教人士的機構，后來寺就才慢慢成了僧人所居之處。
迦葉摩騰、竺法蘭到達洛陽后，就開始譯經、度僧。
由于迦葉摩騰與竺法蘭是外國人，于漢語不甚精通，翻譯時表達義理也就不太精準，而且數量極少。
他們摘錄幾十段佛語，輯于一冊，即是《四十二章經》。
另外，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一開始就被皇家供養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規定的僧團必須托缽乞食，住在阿蘭若處等極重要的規矩，就沒能在中國實行。
又因為當時同時發心隨兩位法師出家的人太多，一時間沒有那么多染衣，于是從一開始漢傳佛教的僧眾就沒能統一著染衣。
以至發展一段時間后，就都穿了長袍。
所以，我們漢傳佛教最初的緣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間福報而進入，最能表法的托缽、披衣制一開始就沒確立。經典極少，翻譯亦存在缺陷。
從明帝起直至漢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層社會小規模內傳播，而且絕大多數人把它當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脫死的實修之寶。
這種情況在外國僧人不斷進入，大量佛經被不斷翻譯出來后，才漸漸有點兒改變。同時，佛教也從皇家上層漸漸滲透至民間，建寺供養者也多起來。
至東漢末桓、靈二帝的時代，西域僧人相繼來到中國，如安世高、安玄從安息國來，支婁迦讖、支曜從月氏國來，竺佛朔從天竺國來，康孟詳從康居來。
由此譯經事業漸盛，佛教的普及范圍也漸廣。
東漢末期的佛典翻譯事業，主要開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國的太子，博學多識，信仰佛教。
當輪到他即位的時候，他卻讓位給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曇，兼習禪定，游化西域各地，聞名一方。
東漢末大約七十年間，各譯師翻譯的經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觀、阿毗曇、佛傳、般若幾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譯當中，一般常用“文”、“質”兩個字作譯文的評語。
“文”是指翻譯時以文辭優美、適合本土習慣為主，“質”是指以傳達原意精準為主。安世高、支讖等譯師，大多采用質樸的直譯，文采比后代優秀論師差些。
教自傳入中國，王公貴人中，楚王劉英為歷史記載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為佛齋戒祭祀，并曾奉縑帛替人贖罪。
但他對佛之認識仍十分粗淺，既信佛，卻又誦黃老之微言，且曾把佛與孔子、老子一齊祭祀，他又與方士交往。
可見此時漢人之對佛，是把佛教視為一祭祀方術，以為其學說只是鬼神報應之說。
當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傳入，首先要在當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點。
而現在中國流行陰陽五行，神仙方士之說，故當時國僧侶到中國時，奇裝異服，對佛像燒香禮拜，誦念人們所不懂之經，在當時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視作方士之類。
而他們舍世的生活方式，也與道家的隱修和回歸自然的思想相似，故當時之佛教是被當作與黃老及神仙道術等相類似的東西，而被漢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時，明帝曾遺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攝摩騰、竺法蘭把佛經及釋迦立像帶到洛陽。明帝令畫工仿畫佛像并置清涼臺收藏，又把佛經藏于蘭臺石室，又建白馬寺于洛陽，正式展開佛教在中國的弘法事業。
桓帝時，大力弘揚佛法，雖在宮中黃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間也佛老混言，但在他們的重視下，佛教得以在中國迅速傳播。
靈帝時，牟子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論》，以解時人對佛教之疑惑與攻擊，謂“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幟，漸與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馬寺后，靈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銅造像，黃金涂身，衣以錦采，所建佛閣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聽佛和讀經。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節設酒飯，布施于路，延綿數十里。
許多佛僧于傳教初期為求在中國新地上生存與發展，盡可能遷就當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學的態度，在記述佛教傳播的史書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論。
自明帝至桓帝時的百年間，始終以黃老浮屠歸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學在漢代己漸居社會思想的主導地位，佛教對之也取尊崇之態度。
如牟子極力以佛教教義迎合儒家，認為佛教義理與儒家倫理綱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雖信佛但對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會甚至把仁說為佛教的最高原則。
東漢時，諸儒往往把佛貶為“夷狄之術”，認為其出剃發棄妻等行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對佛教進行攻擊，除造老子化胡說以證明其資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棄親、拋妻、食不清、行乞丐為“四毀之行”。
到了東漢末，佛教已趨向獨立，而對道的排斥也進行抗爭。
本來對賈詡就很忌憚的戲志才，聽到他對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頭皮發麻。
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沒有說話。(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