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在流淌，形勢一天比一比艱難。
沿海的家具產業，一年也不過是需要兩千萬張左右的細木工板，可單袁州地區的產能就達到了三千萬張，這還不包括東北人開始用海運，試圖收復這個原屬于他們的市場。細木工板這個從東北人那搶來的生意，結局如以前的纖維板、密度板一樣，甚至比那些產品還慘，剛紅火不到一年，就被一窩蜂而上的廠子做垮。
整個市場供大于求，哪怕是李傳林組織起營銷隊伍，蹲在沿海地區搞銷售；降低木條的收購價，各種辦法使盡，也無法挽回敗局，廠里的虧損額一路攀升。可即使是這樣，李傳林依然咬著牙生產，還把每月免除的稅費，當成退股的資金發還給各位隱性股東。也因為他的識情識趣，在能看到資金安全收回的官員們暗示之下，駐扎在崇鄉、高橋三個分廠的林工站工作人員開始撤離，政府開始對農民偷逃林業規費視而不見。
有人處即有江湖，一個班子不可能利益一致，宣傳部長高均最先跳出來唱反調；市森林公安局也接到了匿名報警電話，講同古盜砍盜伐現象嚴重，森林公安處置不力。
上下同欲者勝，被逼上梁山的曾書記一發力，紀委當即將縣電視臺風韻猶存的女臺長雙規，牽連出這位縣委常委。被男女關系整得灰頭土臉的高大部長，灰溜溜地離開同古，去了行署某個輕閑部門任職，算是殺了猴子給雞看。
有了那只血淋淋的猴子，李傳林的生產成本再次降低，細木工板的價格也隨之跌到成本價的4/5，全地區的細木工板廠哀鴻遍野。
怎么辦？生產越多，虧損越多，同古還好點，有那一千四百多萬財政結余打底，無非是日子過緊一點，財政雄厚的鄰縣紛紛吃苦連連。在國家干部月工資不過四五百塊錢的年代里，各個縣的財政收入能有多少？
堅持不下去啊！
好在這年頭，有事找政府，市場上的事競爭不過，也可以找上級政府調停。在元旦時，行署常務副專員蔡專員，終于召集二十幾家企業老板坐談。
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不合算，可若是殺敵一千自傷三百呢？上面的位子只有那么多，干垮了競爭對手，再大的代價也是值得的！看到仕途競爭對手們的財政急劇惡化，縣里兩位主要領導默契地聯手，居然暗示四大林場向細木工板廠以極低的價格出售木材，而且可以賒欠。
作為出頭鳥的李傳林也想限價、限產，可現在已經由不得他了，只能硬著頭皮表示企業還有利潤空間，不勞領導費心。
“傳林，我們是老朋友了，我理解你的難處，可你也要顧全大局。要是二十三家企業都破產，知道會引發什么嗎？”
退不得啊，現在縣里給自己的木材，幾乎就是白給了！
“老書記，我是個粗人，不曉得那么多大道理，我只曉得我賺了錢，人家就眼紅。我要是不給他們一個教訓，以后再尋到發財的路子，他們一幫狗X的還會撲上來跟風！”
細木工板是東北人研制出來的，你自己不是跟風？可李傳林就是不愿意限產，蔡專員又有什么辦法，總不能用權力讓別人屈服吧？若是那樣，投資環境會急劇惡化，引發更嚴重的后果。
到達一定高位的領導不同于基層領導，知道其后果的嚴重性，更何況蔡專員也只是走個過場。爬到今日的高位，要是連頂頭上司在想什么都猜不到，他還當什么副書記、常務副專員？為了權力斗爭，而損害大局，哎，尸位素餐！
蔡常務副專員調停失敗，那就死扛，這一扛就扛到二月份。兩三個月前，還有財政結余的同古勉強能發出工資，其余六個林業縣扛得連工資都只能從銀行貸款，就更別提上解資金還得靠銀行，大家都扛得七敗俱傷。市場之爭到這個時候，莫講東北人想收復失地，連鄰省已經轉產的廠子都立即轉向，寧愿改回去生產那些好歹能保本的纖維板、密度板。
這價格太便宜了，成本五十多塊錢的東西，居然只賣四十多塊錢？要不是整個社會經濟低迷，恐怕有人會開始囤積居奇了。
政府的日子不好過，李家的日子也愁云慘霧。好在大家知道退股的資金，其實是免除的稅費，不是廠里真正掏出去的現金，李家對外又團結慣了的，彼此之間才沒徹底翻臉。
男人們能爭硬氣，不跟屋里的女子人講煩心事，可女人們可沒那個度量，眼看著紅火的廠子轉眼就虧損，幾妯娌之間雖然沒當面發牢騷，時不時的風言冷語卻沖張象楓而來。反倒是當初強烈反對擴產的李家明，成了嬸嬸們的心頭寶，開口閉嘴都講家明如何如何厲害，曉得人家是天才，就不要亂作主張。
提前回來操持過年家務的張象楓講不得、爭不得，娘家又回不得，索性天天悶在家里，把電視聲音開到最大，聽不到就心不煩。
農村里就是這樣，兄弟之間打了架隔十天半個月就能和好，錯誤卻最終都會歸于妯娌頭上。
相比于家里的愁云慘霧，李家明的小事業倒是搞得風生水起。
毛伢張羅著收冬筍，雖然產量不及去年的一半，可耐不住滬市那邊價高、本地又沒了競爭對手，反而比去年賺得更多，賺得毛伢帶著一幫由伢子變成混混的年輕后生，每日恨不得拿錢做身衣裳穿著招搖過市。
香菇生意也紅紅火火，靠著大棚的保溫功能與菇農的辛苦，八十多萬袋裝香菇生長良好，產量達到了一百二十余萬斤，還趕上了元旦、圣誕、春節這一波波的大行情。一百二十萬多斤的鮮香菇、二十多萬斤冬筍，讓軍伢、大狗伢他們每日開車累得象條狗，運費也賺得他們眉開眼笑。
優等品一斤二塊五、等外品一塊三的收購價，賣出去卻是優等品六十七日元或五塊七的港幣，銷往內地的等外品也賣到了五塊八。即使因為春運沒了鐵路運輸，要承擔高昂的汽車運費，也賺得遠在深城的大姐和同古的李家明夢里都在笑。特別是搞出來的禮品筍、禮品香菇，加個精美的包裝就能價格翻上一番，甚至是幾番，更是讓大姐覺得城里人就是錢多人傻。
現在公司上了正軌，囤積的雜木、菌種都可以滿足幾百萬菌棒的制作，也到了宣傳企業的時機。在新聞價值與私下紅包的威力下，地區電視臺開始對‘山里人家’農貿公司，當成本年度的經濟亮點宣傳報道，風頭一時壓過了行署即將成立經濟開發區的重大新聞。尤其是‘山里人家’公司一些為顧客考慮、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在這個浮躁的年代里顯得獨立特行，更是記者們宣傳報道的重中之重，就連掛名當副總的朱和平都沾了不少光，沒少在電視上露面，就更莫提曾書記、鐘縣長這樣的主要領導。
‘山里人家’紅了，一家賬面年銷售額不到五百萬，卻因讓幾百戶農民賺到了錢，滿足了‘農民增收’的政治宣傳需要，而成為整個地區的政績，被送到省電視臺再次宣傳報道。
手頭上突然多了二三百萬現金，一直在擔心廠子出事的李家明，也終于松了口氣，起碼那幫貪官污吏的錢可以還得掉了。只要私人利益沒有受損，人家就不會強行逼廠子破產，那就一切還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圍內。當官的人，把他們往最齷齪處想，總是不會錯的。
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把廠子的控制權拿過來，不能再象以前樣，小事父親做主、大事大家商量著來。就象上次官員入股、退股的事，不該讓能賺不能虧的官員入股，可他們為了一點小利雙手歡迎；現在形勢危急了，必須讓官員退股，以保沒人暗中拆臺，他們又覺得吃虧不樂意。要不是關鍵時刻，二伯站在自家這一邊，還指不定再搞出什么麻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