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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73歲的南非總統皮特·威廉·博塔心臟病發作，不得不由憲法發展部部長揚·漢尤尼斯代行總統職權，并且辭去了南非國民黨領袖職務。當年3月，國民黨推舉53歲的教育部長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接任博塔的總統職務，但遭到這位綽號“大鱷“（DieGrootKrokodil）的鐵腕人物的拒絕。博塔表示，他完全能夠干到1990年3月，即這屆任期期滿，并表示要競選下一屆為期五年的總統任期。但是在黨內主要政治人物的壓力下，博塔最終在8月14日辭去了南非總統職務，由德克勒克接任，從而揭開了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謝幕倒計時。
德克勒克就任后不久，就下令釋放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而入獄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領袖納爾遜·曼德拉，并在1990年解除戒嚴。1991年南非共和國廢止了種族隔離政策的三大基石《人口登記法》、《原住民土地法》和《集團地區法》，從而在法律上取消了種族隔離政策。1994年4月南非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全民大選，曼德拉以優勢票數當選為新總統，從而正式宣告長達半個世紀的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
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源于其“雙重殖民“的獨特歷史。17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今天的好望角地區建立了殖民點，為繞過好望角販賣東印度香料的荷蘭商船提供糧食、牛肉、煙草、淡水等補給。殖民者最初建立的是自由農莊，后來從安哥拉地區輸入了第一批奴隸。住在開普地區的納馬人（霍屯督人）脫離自己的氏族，以替白人畜牧、劈柴、作仆人為生，從而逐漸淪為奴隸，并在南非荷蘭裔（布爾人）社會當中形成了奴役當地土著的傳統。
由于天花等疾病的影響，住在白人殖民區附近的納馬人大量死亡，于是荷蘭農民在18世紀對人口空虛的內陸地區發動多次“遠征“，從而將土著驅逐到南非西北部荒涼不毛的卡拉哈里沙漠地區。另一方面，原本居住在西非和中非地區的班圖人在1600年前后開始大批南下。眾多的班圖族部落赫雷羅人、奧萬博人、蘇陀人、祖魯人，以及曼德拉所屬的科薩人渡過林**河，進入今日的津巴布韋、博茨瓦納、納米比亞和南非地區。他們也戰勝了原先居住在那里的納馬人和科伊桑人（布須曼人），把這些從事原始狩獵采集的弱小民族消滅掉或驅逐走。蘇陀人在1700年前后到達瓦爾河（在南非中部），科薩人在同一時期抵達南非東海岸的凱河地區，從而與荷蘭布爾人殖民者的先驅部隊迎頭相遇。此后這兩個種族集團互相對峙了一百多年，雙方都未能再繼續前進一步。
拿破侖戰爭之后，英國30多萬復員士兵和水手涌入勞動力市場，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此英國政府決定向地廣人稀的北美、澳洲和從荷蘭手中得到的開普殖民地移民。到1830年前后，開普殖民地的英國人數量很快壓倒了布爾人。英國當局宣布開普殖民地的土地是“皇家土地“，布爾人不能再免費占據土著的土地，而且當地原先的奴隸制度也受到限制。對英國統治感到不滿的布爾人在1836年前后大批離開開普殖民地，向內陸前進，渡過瓦爾河，建立了德蘭士瓦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納塔利亞共和國等多個自治政權。但英國勢力也逐漸北上，先吞并了納塔利亞共和國和第一次德蘭士瓦共和國，后來經過殘酷的布爾戰爭，在1902年吞并了第二次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從而將南非布爾人全部納入英屬南非的政治體系之中。
然而從民族性格和宗教傳統來說，布爾人和英國人有很大的不同。布爾人主要有兩個成分，一是荷蘭移民，他們多是加爾文派教徒的后裔，一是躲避宗教迫害的法國雨格諾派教徒，雨格諾派也是加爾文教派的別稱。這個教派是新教當中最偏執、最嚴肅死板的教派之一，反對音樂，反對唱歌跳舞，反對過圣誕節，反對一切快樂的東西，主張過清規戒律的苦修生活。17世紀英國的清教徒也與此類似。他們還有一個特征就是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基督徒，帶有一種宗教優越感，在南非則發展成種族上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一是針對黑人的，還有一方面就是針對英國移民的。此外布爾人過去有自治傳統，采用的是歐洲大陸的羅馬法體系，而英國在南非殖民地推行的是普通法法系，布爾人由于語言不同而被排除在陪審團之外。
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人對布爾人也有一種優越感，認為南非布爾人都是農民，低賤下流，頑固不化。許多布爾人因為輕微的過錯而受罰。布爾人的小孩如果在英國人的學校里講布爾語，會被掛上牌子示眾，上面寫著“我是一頭驢，我講布爾語“。在1900年到1902年的布爾戰爭中，英國人對布爾人還采取過非常殘酷的焦土政策和集中營關押，兩萬多布爾人婦孺因為饑餓和疾病死在集中營里。這些歷史都加重了布爾人與英國人之間的隔閡，并且加深了布爾人本身的民族主義意識。荷蘭早就停止向南非輸送新的移民了，這些布爾人變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的“土著白人民族“，他們認為自己處于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這種狀態很像以色列的猶太人。外民族的每個人包括黑人，也包括英裔白人都被認為是潛在的敵人。布爾人尤其憎恨英國人。雖然南非曾經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站在英國一邊參戰，但布爾人卻在1914年發動了親德國的兵變，并在1939年成立了親納粹德國的特務組織奧瑟瓦·布蘭德威格（Os色waBrandwag）。布爾人的南非國民黨掌握了南非政權后，甚至在1961年宣布廢黜英國女王的國家元首地位，退出英聯邦，并把政體從自治領改為共和國。
1902年英國吞并了兩個布爾人共和國之后，布爾人在南非白人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60，從而為其創造了有利的政治局面。1910年，布爾人的極端政治組織“南非黨“在大選中擊敗了親英的“聯邦黨“，開始把過去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的一些有關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法律推行到南非全國。推行強硬民族主義的南非國民黨在1948年大選中擊敗了由德高望重的揚·史末資元帥（他是親英的布爾人）領導的聯邦黨，從而開始了其歷時甚久、從未間斷的長期執政。
歷屆南非國民黨領袖，如丹尼爾·馬蘭、約翰內斯·斯特雷頓、亨德里克·維沃爾德等人，都認為取消種族隔離制度會最終導致南非白人的消滅，該黨在上臺后不久很快就頒布了一整套種族主義的法律，并且極其嚴厲地推行，以加強其所謂“自我保護“。這就是臭名昭著的“Apartheid“（南非荷蘭語，意為“處于隔離的狀態“，意即種族隔離）。
整個“種族隔離“理論實際上是借用納粹主義理論作為其哲學基礎的，其基本意義是“一個人的膚色確立他的身份“。這套制度把南非人分為白人、有色人種（十七世紀荷蘭白人和土著納馬人通婚的后代）、印度人、馬來人、黑人幾個基本的種群。猶太人被劃為白人，華人被劃為白人下面的一個亞種群，日本人則被歸為“榮譽白人“。南非政府甚至成立了一個由白人組成的“人口登記委員會“，其成員用幾個月的時間來調查申請者的皮膚顏色、面部特點和頭發的組織結構，以此來決定是否批準其改變種族身份的請求。
種族隔離的另一個目的是保證“種族的純潔性“1949年的一項法律規定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為非法，1953年的另一項法律不準不同種族之間的人發生性關系但是這套理論和納粹的種族學說如此相像，以至于南非政府最后都不敢堂而皇之地使用“Apartheid“這個詞了，而是代之以“多元民主“或“各自發展“這種委婉的說法。但是無論其名稱如何，都不能掩蓋這樣的實施：這個制度的真實意圖是為了保持白人的“Basaskap“（優越地位），把占人口大多數的非白人變成人口占極少數的白人的工具。
在七十年代，南非國民黨統治下的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發展到了極盛時期。南非政府利用廉價的黑人勞動力，白人的管理才干，還有無窮無盡的礦藏黃金、鉆石、白金、鈾、錳，以及占全非洲儲量87的煤炭已經把南非建設成非洲唯一一個接近于西方發達世界的國家。當時的南非經濟基礎穩固，基礎設施發達，按照白人的人均收入計算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十一個糧食自給有余并有余糧出口的國家之一。其黃金開采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三，能夠制造從電冰箱到汽車的各種產品，每年出口大量的糧食、葡萄酒、紡織品和機器。當時的南非在經濟上自給自足，足以頂住全世界的制裁，并令當時處于經濟衰退的歐洲國家咂舌稱羨。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南非白人政權對黑人采取種族隔離政策，但南非黑人的總體生活狀況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好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能得到最好的醫療保健位于約翰內斯堡郊區黑人城鎮索韋托的巴拉格旺納斯醫院是非洲最大的醫院。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也有許多黑人醫生、黑人律師、甚至腰纏萬貫的黑人富翁（與其他非洲國家不同，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甚至還有少量的貧窮白人）。許多非洲政權，比如阿明的烏干達和博卡薩的中非帝國，在對待本國黑人時采用的各種手段比南非國民黨更加殘酷。但是這個事實并非“種族隔離可以接受“的依據。南非黑人并不愿同非洲其他國家的黑人比（許多南非黑人至今仍對來自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國的貧窮黑人也采取歧視和仇恨的態度），而是和南非白人所享受的種種機遇和特權來對比。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黑人受到三百多項歧視性法律的限制，這些法律規定黑人可以在什么地方居住、工作、吃飯、旅行，可以和什么人結婚，規定年滿16歲的黑人必須攜帶身份證，天黑之后不能進入白人居住的城鎮。對于南非黑人來說，這是最大的不公平。
從六十年代起，許多國際組織都在對南非施加壓力，設法使其放棄種族隔離政策。1962年聯合國向會員國建議不要在南非投資，翌年敦促各國不再幫助南非制造軍用飛機、戰車和軍艦。1974年聯合國宣布中止南非在聯合國大會中的席位，1977年宣布對南非實施武器禁運。南非的體育團體被禁止參加奧運會和大多數的國際比賽，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都不允許南非航空公司的客機降落或飛越其領空。
然而這些措施一點也沒有損及南非的經濟潛力及其軍事力量，而且也沒能得到認真執行。甚至許多非洲國家也在不顧聯合國的制裁，偷偷和南非做生意：肯尼亞購買南非的玉米，說這是從莫桑比克進口的；贊比亞購買南非的牛肉，說它來自博茨瓦納；加蓬購買南非的建筑設備，說這是從歐洲進口的；扎伊爾50的糧食來自南非，津巴布韋80的外貿是和南非進行的，莫桑比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權則聘請南非工程師來維護其港口和鐵路。南非的各個鄰國每年為其提供18萬人以上的季節性勞工。
在南非白人社會中也有一些溫和分子主張取消種族隔離制度，主要是英國血統的居民。但他們只占南非白人人口的40。占多數的南非荷裔白人并不愿妥協。他們在二戰后獲得了南非的政治權力、并推行種族隔離措施后，導致國際社會對南非逐漸疏遠。
另一方面，南非國內外勢力用武力推翻白人政權的嘗試也多次以失敗告終。南非有一個高效運作、高度有效的情報組織和治安體系。南非每年把將近20的預算用于國防開支，其軍隊紀律嚴明、技術熟練，由9萬正規軍人和26萬后備役軍人組成，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但90的軍官是白人，而且兵營實行種族隔離。南非陸軍是世界上機動性最高、自給能力最強的軍隊之一，美國在越戰中需要7名后勤人員來支持1名在前方作戰的士兵，南非在安哥拉戰爭中只需1人。南非還擁有完整的軍工體系，是世界上第十大武器生產國，能夠生產飛機、導彈、戰車，甚至有能力來研制自己的原子彈。
1976年6月16日，約翰內斯堡的索韋托爆發大規模黑人起義，并迅速蔓延到南非其他城鎮，超過500名黑人被南非軍警殺害。1985年7月南非政府宣布在36個黑人居住區實行緊急狀態。翌年6月12日，即索韋托事件十周年前夕，南非總統博塔宣布把緊急狀態擴大到全國，到1987年又決定把全國緊急狀態延長兩年。南非的20萬黑人礦工在這一年舉行總罷工，對南非經濟支柱之一采礦業造成了沉重的打擊。與此同時，由于冷戰正在趨于結束，長期支持南非、視其為對抗蘇聯和古巴的“自由世界堡壘“的美國，也逐漸轉變了對南非國民黨政權的態度，美國公司開始從南非撤資。一度曾驕傲地“獨自對抗世界“的南非從此淪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1985年元旦，南非總統博塔在南非國會發言時，表示政府愿意釋放非國大（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ationalgress，ANC，現為南非執政黨）領導人曼德拉，條件是曼德拉發誓今后放棄使用暴力斗爭來達到政治目的。此時曼德拉已經從條件惡劣的羅本島監獄轉移到了條件較好的普爾斯莫爾監獄。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南非政府又采取了一些軟化種族隔離的措施：廢除《通行證法》，允許黑人工會組織合法存在，允許黑人在市區永久居住，并承認其財產權。國民黨內強硬的種族主義分子反對這些讓步，但博塔對他們說，南非白人“要么接受（改變），要么滅亡“。1987年博塔下令把曼德拉轉移到一處條件更好的農場，有四間臥室和一座游泳池。博塔在這座農場里與曼德拉舉行了秘密會談，討論取消南非種族隔離制的前景。
此時南非白人政權仍然掌握著實力強大的軍隊、警察和保安機構，再加上蘇聯等國家減少對非國大等南非黑人武裝力量的資助，黑人無法以暴力斗爭推翻政權。另一方面，由于美國的政策轉變，南非白人政權繼續壓制黑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成本已經變得越來越高。對于種族隔離的南非來說，有兩個顯而易見的關鍵問題：南非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變革，使它轉變為一個融洽的多種族社會；如果這種變革要通過暴力方式來進行，那么它對非洲大陸和整個世界的影響都會是一場大災難。
在曼德拉出獄之前，南非國民黨與非國大領導人姆貝基等人的政治會談早已持續了很長時間。接替博塔出任總統的德克勒克對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分子說：“我們當然還能執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毀滅之路。和談的時刻已經到來“；而非國大也認識到轉型比革命更為現實可取，解決種族問題不能簡單的靠驅逐白人，因為后者掌握著建設國家所必需的知識和管理技術。曼德拉在回憶錄中說，“軍事勝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雙方在沒有必要的沖突中使成千上萬的人犧牲生命，這是毫無道理的。暴力決不是解決南非問題的最終辦法。“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德克勒克在1990年2月2日南非國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表示將終止對非國大、泛非大會、南非**等反種族隔離組織的禁令，并表示將無條件釋放曼德拉，恢復新聞自由，并取消死刑。在這次講話9天之后，曼德拉終于獲釋出獄。1991年12月20日，南非舉行首次“民主南非大會“，包括國民黨和非國大在內的17個政黨組織簽署了“意向宣言“，承諾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歧視和隔離制度的新南非，并明確了南非新憲法的指導原則：盡力彌合過去造成的社會對立，實現國家的的民主轉型。1993年非國大與國民黨達成了大選后共享權力的雙邊協議，同年制訂了南非的臨時憲法。1994年4月南非舉行大選，曼德拉當選總統，德克勒克成為副總統。這一天后來成為南非的公眾假日，被稱為“自由日“。
就南非取消種族隔離、實現政治轉型的過程而言，曼德拉、德克勒克等人功不可沒，而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象征的博塔也能夠認識到大勢所趨，并順應時代的潮流，也可以算是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德克勒克的另一項令世人驚訝之舉是在1989年下令終止了南非的原子彈計劃。已經組裝完畢的6枚原子彈和正在組裝的1枚原子彈都被拆卸分解。這也和當時南非周圍政治環境的變化1988年安哥拉內戰的結束，以及南非政府決定承認納米比亞獨立有關。放棄原子彈被認為是“白人南非“與黑非洲世界和解和改善關系的一個重要信號。此外，當時南非已經啟動了種族和解和談判進程，不愿意讓黑人政權掌握核武器，恐怕也是執政的國民黨高層領導人和南非軍隊的一個考慮因素。
諷刺的是，對于那些頑固的白人種族主義者來說，1994年之后南非發生的社會變化似乎證明了他們之前宣揚的一些種族主義理論。自從非國大執政以來，**問題、高犯罪率問題、艾滋病問題都嚴重困擾著這個被美譽為“彩虹之國“的國家。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后，非國大制訂了向黑人傾斜的《公平就業法》和《黑人經濟振興法案》，要求黑人和“歷史上曾受不公平對待“的族群獲得南非境內各銀行和公司至少25.1的股份。然而南非經濟增長速度并因此加快，失業率反而有所提高。白人遭到“反向種族歧視“，不少政府部門和公司根據“公平就業法“大量解雇白人員工，招收黑人，而這些被招募者甚至不知道如何啟動電腦，整天只知道踢球和跳舞。南非政府將從白人農場主那里獲得的土地分配給黑人，其中90遭到拋荒。大量白人企業遭到政策的打擊，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南非的經濟惡化趨勢。
執掌新南非政權的非國大領導人貪污腐化現象非常普遍，在“透明國際“列出的85個**國家黑名單中，南非名列第32位。由于無力恢復經濟、提高就業率，整個國家的社會對立和社會沖突情況越來越嚴重。生計無著的貧窮黑人使得犯罪率不斷上升，導致南非的墻間和謀殺犯罪率高居世界第一，甚至連前總統德克勒克的前妻都在2001年被人殺害在自己的公寓里。由于社會形勢緊張，許多擁有資本、知識和技能的白人精英，如醫生、工程師、教授、會計、熟練技工等，紛紛移民到北美和歐洲國家，南非白人的比例從1994年的14.2降到了2009年的9.2，留在南非的大多是無錢無技能、無法移民歐美的貧窮白人。南非曾經一度領先的計算機、制藥、航空航天、軍工技術和機械制造業都出現了衰敗的現象。
在八十年代，一些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非洲政治家曾經承認，不管南非的制度如何不道德，但人們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即南非白人在非洲建立了一個最有成就的國家。南非的農場、工廠和礦山生產了那么多的產品，它的城市運轉得那么井井有條、富有效率這些都是非洲國家應當仔細探討的成就。南非作家艾倫·佩頓在他的著作《哭吧！親愛的國家》中這樣說：“＇在我內心有一大恐懼＇，一位黑人牧師說，＇有朝一日，當他們轉向慈愛時，他們將發現我們已經轉向仇恨。＇“有了葡屬莫桑比克、葡屬安哥拉、以及羅得西亞（津巴布韋）等前車之鑒，南非的白人逐漸意識到抗拒歷史的潮流是枉然之舉，如果在不可避免的暴力到來之前，在寬厚和滅亡之間作出選擇，那么應當選擇寬厚。但是在建設一個真正的和解、寬容的新南非的道路上，需要黑人與白人雙方的共同努力。從現有的發展趨勢來看，南非今后恐怕還要面臨更多、更關鍵的選擇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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