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刑部尚書陰世師在辦公室大口喝茶潤喉，他剛從門下省諫議院吵架回來，再不潤潤喉嚨，感覺喉嚨都要冒火了。
朝廷要對《大周律》進行修訂，暫名《明德律》，已經擬定了一個初稿，如今正是征求各方意見階段，凡符合議法條件的官、民（學者），都可以上書言事，或者在報紙上發表意見。
與此同時，各部長官還要定期到門下省諫議院，和中書省兩院學士、諫議院平章及參政，還有一些官員，共同討論新律之中的各項條款。
這種討論，很容易變成辯論，然后幾近于吵架。
陰世師作為刑部尚書，負責收集《明德律》分篇《刑律》的各方意見，并對《刑律》初稿中各條款進行解釋，也就是“答疑”。
然后還要和提問者進行“一般性辯論”，申明草案條款的立法原因和理由。
所以，自從入秋以來，陰世師就愈發忙碌，除了處理刑部事宜，時不時得到門下省諫議院和人辯論（吵架），時間一長，喉嚨有點受不了。
這是沒辦法的事，《刑律》的條款涉及刑罰，是律法的重中之重，許多引起爭議的草案條款，《刑律》占了大頭。
由此產生許多爭論，首當其沖的，就是：父殺子，該當何罪？
自古以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殺了人，就是犯了王法，殺人犯應該受處罰，但是，若殺人的是父，被殺的是子，該當何罪？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總不能白字黑字在律法文書上寫：父殺子，無罪。
父，子，父為子綱，父親對兒子有教化之權，兒子必須孝順父母，如果兒子不服管教，父親有權利處罰兒子，打、罵都行。
可是，若在處罰過程中，父親不慎打殘、打死兒子，怎么辦？
這所謂的“不慎”，到底是意外，還是蓄意？如何區分？
若是蓄意，那么，如果兒子無惡不作，或禍害鄉里，或忤逆不孝，老父百般勸阻無果，大義滅親，這種蓄意殺人，是對是錯？
若這種行為是對，那么，如何界定兒子的行為是忤逆不孝？莫非父親說忤逆不孝，那兒子真就是忤逆不孝？
譬如，兒子有錢十貫，老父讓其拿出五貫幫助兄弟，兒子只愿拿四貫，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又如，寒冬臘月，老父想吃鮮活鯉魚，讓兒子想辦法弄來，兒子做不到，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再如，兄弟二人，大郎欠下巨額債務，父親做主，讓經商的二郎出錢還債，二郎不愿意，這算不算是忤逆不孝？
陰世師想到這里，只覺頭疼，從抽屜里拿出一個小玻璃瓶，從中倒出一些“清涼油”，涂在太陽穴上提神醒腦。
《大周律》里，并沒有“父殺子”這一單獨罪名，相近的罪名，是“十惡”中的“不睦”。
不睦，指謀殺或出賣緦麻以上親屬，毆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長和小功尊親屬。
緦麻、大功、小功，是服制中的名詞，服制是指死者的親屬按照與其血緣關系的親疏和尊卑，穿戴不同等差的喪服制度。
因為服制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又稱“五服”，以此表示親屬之間的關系親疏，由《大周律》關于“不睦”的規定可以推演，父殺子的罪行類似于不睦。
但是，在實際裁決中，父殺子這種案件一旦發生，大部分是意外，也就是父親教訓兒子時，失手將兒子打死或打得傷重不治。
這種情況，基本上都是從輕發落，至于如何酌情處理，主要看各地地方官的量裁，以及刑部的復核。
若是兒子實在不像話，父親要大義滅親，一般是要在宗祠召集族人，在列祖列宗牌位面前，在族老面前，陳述不孝子的罪行，然后處刑。
這是私刑，朝廷不提倡。
朝廷提倡的做法，就是父親將不孝子扭送官府，陳述不孝子的罪行，讓官府依法判決，該打就打，該殺就殺。
但這種做法，又和“親親相隱”（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的規定相沖突，實際上很難有人做得到“大義滅親”。
所以，父殺子這種罪名及如何處置，律法上不好寫明白，地方官若是遇到了，會很頭疼。
刑部也會頭疼，因為量刑重了（減刑輕了），清議嘩然；若量刑過輕，又有枉法的嫌疑。
想到這里，陰世師又往太陽穴涂清涼油。
入秋時，揚州發生了一件兇案，行商蔣義黎回家省親時，與父親蔣萬年發生爭執，爭執中蔣義黎出言不遜，激怒老父，以至于蔣萬年失手將兒子打死。
這是典型的父殺子事件，首先是父子發生爭執，然后是兒子忤逆、出言不遜，導致父親暴怒之下失去理智、失手打死兒子。
但是，揚州官府經過仔細調查后發現，事情沒有那么簡單。
蔣義黎為婢生子，素來不得父親蔣萬年待見，幾位嫡庶兄弟也看不起這個婢生子，蔣義黎在家中地位極低。
所幸天無絕人之路，揚州工商業快速發展，蔣義黎從學徒做起，慢慢攢下身家，然后自己做買賣，買賣越做越大，雖然不至于變成豪商巨賈，卻也有了一家生意不錯的商行。
蔣義黎通過自己的努力出人頭地，娶妻生子，妻弟黃三郎頗為能干，郎舅齊心，把商行打理得紅紅火火，這時，父兄找上門來。
然后父子、兄弟之間多次爆發爭吵。
按商行掌柜、伙計、蔣妻及妻弟供述，可以匯總出一個事實：蔣義黎之父蔣萬年，要求蔣義黎幫忙還家中債務，又讓要求蔣義黎讓自家兄弟協助管理商行，甚至要把妻弟擠走。
蔣義黎知道父兄的動機不良，堅決不干，由此多次在公開或者半公開場合，和父親爆發激烈爭吵。
蔣萬年曾脫口而出：“必要打死你這個孽子！”
而那一天，蔣義黎回家后意外身亡，其妻及妻弟黃三郎覺得是蔣家父子蓄意殺人，然后借口“子不孝，父失手打死”，逃避殺人罪責。
于是，黃家兄妹和上門接管商行的蔣家人爆發激烈沖突，蔣家人多勢眾，但黃家親戚也不少，雙方各不相讓，幾次差點釀成械斗。
黃家兄妹還到官署門前擊鼓鳴冤，蔣義黎遺孀黃氏懷抱幼子跪在官署門前，哭求父母官主持公道。
蔣家人也到官署擊鼓鳴冤，請求父母官主持公道，要求懲處霸占蔣家家業（蔣義黎商行）的惡徒。
這件事情鬧得很大，經由報紙傳播，搞得淮南、江南之地議論紛紛，也弄得揚州官府左右為難。
就黃氏兄妹、商行掌柜及伙計的口供，加上蔣家街坊鄰居作證，說蔣義黎當年在家確實飽受凌辱，不得父親待見，以此可以判斷蔣萬年確實有殺人動機。
然而，當日在蔣家到底發生了什么，無人出來作證，官府又不能讓蔣家人到公堂接受詢問，因為這不符“親親相隱”的規定。
蔣萬年一口咬定是自己怒火攻心之下，失手打死兒子蔣義黎，當時在場或者在附近的蔣家兄弟、家人、仆人，也不會出來指證什么。
官府拿不到至關重要的認證，像樣的物證也沒有，無法認定蔣萬年到底是失手打死兒子，還是蓄意殺人。
這案件案情陷入膠著，揚州官府里外不是人，事情鬧到刑部，刑部也很頭疼。
即便蔣萬年有殺人動機，但沒有人證物證，誰也不能給他定個蓄意殺子的罪名，若判為失手殺人，又有子不孝在先，官府若不給蔣萬年大幅減刑，清議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然而若是按失手殺人、大幅減刑來判，蔣義黎妻族不會善罷甘休。
因為這案子讓諸多庶子身份創業的商賈心有戚戚，而這幫商賈，又多為山南荊襄、漢沔出身，親朋故舊多在朝中為官，若“活動”起來，威力一樣不小。
那么，父殺子，該當何罪？
是蓄意謀殺？還是失手致死？
若是蓄意謀殺，人證何在？親親相隱，如何從這種家庭糾紛中尋找事情真相？
就算發現真相，父殺子（蓄意、意外），該當何罪？
對此，《明德律》草案《刑律》中有相應條款（擬定），正是這些條款，引發朝野內外激烈爭論，作為刑部尚書的陰世師，現在就如同被人架在火爐上猛火燒烤的羊腿。
那滋味，真是一言難盡。
想到這里，陰世師再往太陽穴涂清涼油，腹誹不已。
修律就修律，其實也沒什么，可是陛下，此舉是火上澆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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