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民間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請木匠、泥水匠建造房屋，一定要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以免得罪他們暗中在房子中做了手腳，引鬼祟入屋，使主家病喪人口、破財敗家或遭遇官司等劫難。據說，木工作孽的手法大同小異：先削一個似人似鬼的小木偶，在木偶身上刻上生辰八字、咒語等并施以魔法，然后把它置放在房屋的梁柱、檻、壁等不易被人察覺的暗處。到了晚上，這些木偶便會作孽搗亂，或發出如人上樓梯的“咚咚咚”的聲音，或如外人來敲門發出“啪啪啪”聲，或如鬼打壁板窗戶發出“嘭嘭嘭”響。總之，讓人不得安寧。但往往當膽大者深夜出門探究時，外面又一無所有，聲響也全息，一旦回到床上睡下，鬼又來了。有的木匠作惡甚者，還在床上施魔法，讓鬼怪半夜發出嚇人的“咳咳”聲。
這類勾當，被稱之為“木工厭勝”，在民間也有被叫作“下算”的，即用厭勝巫術去算計他人。相傳這種技巧一般只為手藝精湛的木工所掌握，而這種厭勝術的傳承也只能通過父子或師徒相沿襲，并有嚴格的保密制度。
二、“木工厭勝”的歷史淵源
“木工厭勝”屬厭勝巫術的一種，源于古代巫術，元代以后傳說愈盛，反映了手工業者故神其說，借此以求得社會重視及較好待遇的心理，迷信者有時也用作泄憤或暗害的手段。
這種民俗具體起源于何時已無從考證，但至少應該是在人類開始定居生活需要建造房屋以后。“木工厭勝”的習俗和信仰在中國古代的淵源極其悠遠，這一點在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中可以找到許多證據。
《說郛續》卷七引明楊穆《西墅雜記》：
“梓人厭鎮，蓋同出于巫蠱咒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余同里莫氏，故家也。其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為怪，屢禳之不驗。他日專售于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發，相角力也。又皋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余年，后以風雨敗其垣，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為磚戴孝也。”
上文中“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發，相角力也”和“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說的正是木匠趁主人不注意將兩個披頭散發正在相角斗的裸體木偶人藏于房梁上，使得那戶人家每天晚上都聽到房中角斗聲不絕于耳；另一個則是“磚戴孝”的典故，因木工作祟而使皋橋韓氏整整四十余年喪事不斷，后來經風雨飄搖敗壞了梁垣，才在墻壁中發現一塊裹著磚頭的孝巾。
弗雷澤在《金枝》中也有類似的提法。他認為同樣的“因”可以產生同樣的“果”，或者說彼此相似的事物可以產生同樣的效果。所以這里的“木工厭勝”也可稱之為“順勢巫術”或“模擬巫術”，認為物體通過某種神秘的感應可以超時間、超距離地相互作用，把一物體的推動力傳輸給另一物體。這種觀點認為，相同的事物可以彼此影響，因而欲對一事物施加影響，只需取其相同或相似之物即可。世界上許多民族相信，制一他人偶像可以代表他人，毀去這一偶像，它所代表的對象即會有病或殃。英國人類學家泰勒也在《原始文化》中說到巫術是一種“建立在聯想之上而以人類的智慧為基礎的一種能力”，表現為在思想中把那些發現的彼此間的實際聯系的事物結合起來，然后用自己的想象主觀地曲解這種聯系，得出錯誤的結論。
又《便民圖纂》引明王用臣《斯陶說林》：
“吳有富商，倩工作舟，供具稍薄，疑工必有他意，視工將訖，夜潛伏舟尾聽之。工以斧敲椓曰：‘木龍，木龍，聽我祝詞：第一年船行，得利倍之。次年得利十之三。三年人財俱失！’翁聞而識一日，破其舟行商，獲利果倍，次年亦如言。遂不復出。一日，破其舟，得木龍長尺許，沸油煎之，工在鄰家疾作，知事敗，來乞命，復煎之，工仆地而絕。凡取厭勝者必以油煎。”
在這個“木工厭勝”的傳說中，則主要向讀者顯示了語言特殊的魔力，即具有神秘力量的咒語。吳地的富商請木工造船，因“供具稍薄”，于是懷疑木工會有他意，所以看著木工將收工之時，夜里潛伏到船尾偷聽動靜，正好看到木工用斧頭敲打著椓在念咒語，后來出船前兩年果然應驗。這充分體現了咒語的強大力量。在具有原始信仰的人看來，語言說出的概念即是原來的東西，因此語言對于一切所希望的東西都可以呼喚。中國語言學功能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安宅先生曾在著作《巫術與語言》中論到巫術與語言的關系：“語言所代表的東西與所要達到的目的，根據原始信仰，都相信與語言本身是一個東西，或與語言保有交感的作用。因為這樣，所以一些表示欲望的辭句，一經說出，便算達到目的。”在木偶身上刻生辰八字、咒語并施以魔法，正是想借助語言的魔力來達到預期目的。顯然，木工正是借助了這一厭勝法來達到其目的，并使民眾對此深信不移。
“木工厭勝”具有無限的神秘力量，但并不是這種力量是不可破除的。文中有破解厭勝術的情節，說的正是富翁因心生懷疑，后破船取出木龍，把它扔進沸油里煎，木工在隔壁家里發病了，知道事情敗露，過來請求饒命，但富翁不管他的請求繼續煎木偶，木工倒地身亡。據說當厭勝之物被發現時，只有把它投到火里或沸油里煎才能破除它的巫術效力，主家才能重獲平安，而作孽者則會受到相應的懲罰。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木工厭勝”雖借助了超自然的神力，但這種超自然力并非是不可戰勝的，最終還是可以被人破解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人定勝天”的思想。人們并不否認神秘力量的存在，但他們同樣相信這種力量是可以被破除的，尤其是有著邪力的所謂妖魔鬼術。
有時候，木工作案不慎被主家發現，亦可由害人之術成為吉人之道，如清代褚人獲《堅瓠余集》“木工厭勝”條所述：
“木工造厭勝者，例以初安時一言為準，禍福皆由之。婁門****造樓，工初萌惡念，為小木人荷枷埋戶限下。李道見，叱問之，工惶恐，漫應曰：“爾不解此耶？走進婁門第一家也。”李道任之。自是家遂驟發，貲甲其里。”
婁門的李某建樓，木匠要施厭勝術，刻了個肩扛枷鎖的小木人，偷偷地埋在門檻下。這顯然是下鎮物，詛咒人家。可是，正往門檻下埋的時候，被李某看到了，喝問他在干什么。木匠慌了，應付說：“您還不懂這個嗎？這枷，叫做走進婁門第一家。”后來，李某真的發了家，成為婁門一帶最富有的人。這段故事，講門檻下面埋鎮物的厭勝之術，而本來是致禍的鎮物，因為木匠當時于不得已之中說了句祝福的話，便成了“禍兮福所伏”。
另有日本學者澤田瑞穗在他的著作《中國的咒法》一書中，也大量搜集了有關“木工厭勝”的材料。據他摘引，僅古籍中的此類記載便有宋洪邁的《夷堅志》丙志卷十之“常熟圬者”、謝在杭的《五雜俎》卷六、長谷真逸《農田余話》、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二之“解魘魅”、清楊式傅《果報聞見錄》之“工匠魘魅”、王凝齋《秋燈夜話》、徐承烈《聽雨軒筆記》卷二之“工匠魘咒”、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六、袁枚《續子不語》卷七之“勒勒”、程趾祥《此中人語》卷三之“匠人”、諸聯《明齋小識》卷六之“魘人自敝”和“木龍”、東軒主人“述異記》、俞樾《右臺仙館筆記》民國柴萼《梵天廬叢錄》、鄭逸梅《梅瓣集》和汪大俠《奇聞怪見錄》等。魘魅方式不外這樣幾種：做木人或紙人藏匿于新宅內，施咒作法，使其行魅，讓主家遭致禍祟。如施放惡鬼偶像，則有惡鬼襲人；藏匿女人偶像，則有美人夜夜陪睡，使被魅者精力枯耗；如刻數人****，則主家會有相應的****甚至亂倫；如女子蹲踞狀，則女主人夜夜起夜便溺；或魘人發狂，或致人病痛，或書家道敗破的兇兆，或寫若干年后破產的惡咒，或畫枷鎖使主人吃官司……
可見，“木工厭勝”的民間信仰和習俗在中國古代相當盛行。所以，為防止木工作祟或無意中沖撞了某方神靈，民間建造房屋大都要施術設祭來防御，如在房基底下埋鴨，“鴨”與“壓”諧音，表示壓土壓邪，稱之為壓土鎮宅等，且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防御方法和儀式。
三、“木工厭勝”的產生根源
“木工厭勝”是古代的一種行業民俗。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木匠和其他工匠一樣由于機遇的難覓和命運的多舛，普遍比較迷信，他們往往求助于冥冥中神靈的保護。于是，木匠通過對祖師的祈禱和祭祀、語言和行為的禁忌、行話和隱語等，甚至借助古代巫術的威力，發明了“木工厭勝”這種特殊的方式，來求得自身的安全和勞作的順利。
究其產生根源，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為滿足木工們自我生存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心理安全的需要。這是“木工厭勝”產生最直接的原因。由于木工在封建社會中屬于下層勞動人民，其經濟收入的低下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又致使很多中國人形成了自私自利的心理，所以在對待木工時，即便是他們精心為自家設計建造房屋，有些主家也會在食物或工錢款待上虧待木工。更不用說那些處于社會中上層的封建地主或封建官僚家庭了，對以手藝為生的木工更是看不起，而且會很不尊重他們，甚至做出不付工錢等劣行，在很多的民間故事中就有地主虐待木工的說法。木工為了給自己贏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必要的社會尊重，當然最終是為了取得一定的經濟收入，以實現自我生存與發展，于是“木工厭勝”應運而生。這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作為下層社會代表的木匠為了滿足生存與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心理安全而創造和傳承的文化現象。
張紫晨先生在《中國巫術》一書中提到關于巫術的原理。他說：“巫術所擔負的都是人的現實能力所不能及的事，都是用人們一般生產和生活技能不能控制的事。越力所不能及，越不能直接控制，便越產生出控制的要求，于是便借助巫術來達到這個目的。”對于木工來說，可能也是處于這樣的一種心理，他們利用某些巫術原理、巫術觀念和手段，尤其是巫術中“變化莫測的心理能量”，創造出了“木工厭勝”這種行業民俗。巫術是外物對人的刺激和這種刺激所引發的重要心理活動及文化現象。人類對外界的感知量和刺激量，一旦轉化為精神上的心理量，便在行動上具有直接的表現。原始人群及后來未開化的民族，在對客觀的感知上，往往不是一種單純的感官經驗，而是為許多復雜的觀念和各種潛意識所籠罩，因此他們感知外物的被動性遠遠大于主動性。巫術以它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錯覺和幻想，在這認識的被動與精神的主動（能動）上架起了一座橋梁，使被動和主動之間得到了調解。但是，在實際上人的內在世界與真實存在的外部世界，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距離，這種距離是無法用巫術來縮小的。“木工厭勝”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巫術的這一基本原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木工厭勝”中的理智并不是來源于實體的客觀刺激，而是來自經過心理作用變幻了的歪曲的客觀刺激。它所虛構的幻象，是主體以自身的錯覺、幻覺及由此產生的判斷，從而代替了客體的本質。古代木工利用人類對巫術力量的恐懼和信仰，從而創造出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新型巫術形式——行業與巫術結合的“木工厭勝”，自此木工這個行業開始蒙上了神秘的面紗出現在世人眼中，也贏得了別人的“畏懼”，尤其是對于那些需要請木工作活的主家們。于是相應地出現了一套款待木工的禮儀，如請木工為自家蓋房，第一餐款待的菜肴中有一個必須是白糌肉。即使是主家過于熱情把白糌肉做成了紅燒肉，也會被認為是對木工的極不尊敬，從而招來禍害。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木工是利用了人們對原始信仰的堅信和對神秘力量的愚昧，因此滿足了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同時獲得了必要的心理安全。
其次，體現了先民們根深蒂固的萬物有靈論。這是“木工厭勝”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萬物有靈論產生于原始社會人類智力低下階段，即認為所有有形或無形的自然因素、自然力及自然現象都具有靈魂，形成了靈物崇拜和靈魂觀念。這表現在人類自身便是鬼神信仰，即有死亡只是肉體的死亡之說，而靈魂卻可以繼續存在于世，并對活著的人類產生庇護或騷擾的作用。鬼神信仰不僅可以反映出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同時也是形成一個民族國民性的重要原因。萬物有靈、靈魂不滅，是任何一個原始氏族過渡到具有自我意識的“人”的必經的發展階段。原始時代的人無法解釋自然現象，自身現象，對自然界中無以駕馭的東西都認為是神靈的意志，對自身的死亡認為是靈魂的游離與附著。中國歷史幾千年的封閉性形成了中國人生活領域和生產方式的同一性，中華文化的“和合”思想一直處于正統地位，在與其他宗教思想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國人務實重生的鬼神觀念，其鬼神信仰的特點表現為“祖先崇拜”和“泛神論”。
“木工厭勝”正是在萬物有靈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把作案用的小木偶削得“似人似鬼”，披頭散發、兇神惡煞，被厭勝暗算的主家所發生的災難癥狀更是被形容成如鬼怪作祟。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人們習慣于將無法解釋的現象歸因于鬼神。從先秦儒道的鬼怪信仰到魏晉志怪中的鬼話，再到唐代人鬼故事，以及后來的廣為流傳的聊齋志異，更是加深了中國人對鬼神的信仰和敬畏。于是，“木工厭勝”中鬼怪作祟之說也自是理所當然了。當一種說法被民眾流傳愈盛，不管消息源的真假，到后來也就似乎與事實更加接近了，于是“木工厭勝”的傳說越傳越神。
最后，民間文學的發展與旺盛也為“木工厭勝”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在廣大人民群眾當中流傳。我國的民間文學相當發達，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等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形式，即娛樂和教育了民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某些生活方式，更是培養了一大批講述故事的能手和職業的故事家。在封閉的小農社會，人們在茶余飯后無事可干便話家常、講故事，于是關于“木工厭勝”的傳說日益豐富起來。而且越是在封閉的地區，這種傳說越旺盛，人們也更信之為真。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在其《傳說論》中曾提到關于傳說的演變和可信程度，“這一伙走江湖的工匠，順應著當時古老的傳說，為造就自己家門的聲望、地位，多年來做了很大的努力；這一痕跡不僅在此，在其它地方往往也是可以見到的。”傳說在演變的過程中常常與當時當地的民俗民風緊密結合，從而形成它的“合理的解釋”，即所謂的“傳說合理化”，于是增加了它的可信程度。“木工厭勝”的傳說也是如此，在全國各地都有流傳，但又各有千秋。
四、“木工厭勝”的消亡
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的進步和文化的提高，也隨著現代生活方式的快節奏和多樣化，人們的迷信觀念、鬼神觀念也日趨淡薄，信仰方式也不斷簡化，流傳了幾千年的“木工厭勝”也開始逐漸淡出歷史舞臺。但是，作為一種民俗現象，它曾經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將長存于史。
其次，體現了先民們根深蒂固的萬物有靈論。這是“木工厭勝”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萬物有靈論產生于原始社會人類智力低下階段，即認為所有有形或無形的自然因素、自然力及自然現象都具有靈魂，形成了靈物崇拜和靈魂觀念。這表現在人類自身便是鬼神信仰，即有死亡只是肉體的死亡之說，而靈魂卻可以繼續存在于世，并對活著的人類產生庇護或騷擾的作用。鬼神信仰不僅可以反映出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同時也是形成一個民族國民性的重要原因。萬物有靈、靈魂不滅，是任何一個原始氏族過渡到具有自我意識的“人”的必經的發展階段。原始時代的人無法解釋自然現象，自身現象，對自然界中無以駕馭的東西都認為是神靈的意志，對自身的死亡認為是靈魂的游離與附著。中國歷史幾千年的封閉性形成了中國人生活領域和生產方式的同一性，中華文化的“和合”思想一直處于正統地位，在與其他宗教思想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國人務實重生的鬼神觀念，其鬼神信仰的特點表現為“祖先崇拜”和“泛神論”。
“木工厭勝”正是在萬物有靈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把作案用的小木偶削得“似人似鬼”，披頭散發、兇神惡煞，被厭勝暗算的主家所發生的災難癥狀更是被形容成如鬼怪作祟。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人們習慣于將無法解釋的現象歸因于鬼神。從先秦儒道的鬼怪信仰到魏晉志怪中的鬼話，再到唐代人鬼故事，以及后來的廣為流傳的聊齋志異，更是加深了中國人對鬼神的信仰和敬畏。于是，“木工厭勝”中鬼怪作祟之說也自是理所當然了。當一種說法被民眾流傳愈盛，不管消息源的真假，到后來也就似乎與事實更加接近了，于是“木工厭勝”的傳說越傳越神。
最后，民間文學的發展與旺盛也為“木工厭勝”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在廣大人民群眾當中流傳。我國的民間文學相當發達，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等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形式，即娛樂和教育了民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某些生活方式，更是培養了一大批講述故事的能手和職業的故事家。在封閉的小農社會，人們在茶余飯后無事可干便話家常、講故事，于是關于“木工厭勝”的傳說日益豐富起來。而且越是在封閉的地區，這種傳說越旺盛，人們也更信之為真。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在其《傳說論》中曾提到關于傳說的演變和可信程度，“這一伙走江湖的工匠，順應著當時古老的傳說，為造就自己家門的聲望、地位，多年來做了很大的努力；這一痕跡不僅在此，在其它地方往往也是可以見到的。”傳說在演變的過程中常常與當時當地的民俗民風緊密結合，從而形成它的“合理的解釋”，即所謂的“傳說合理化”，于是增加了它的可信程度。“木工厭勝”的傳說也是如此，在全國各地都有流傳，但又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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