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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離所有色彩的黑白畫面之中，大紅色的長裙，墨綠色的跑車，湛藍色的眼睛，芥末黃的皮膚，還有熒光色的剪影。蘭斯洛特施特雷洛打翻了調色盤之后，用繽紛的色彩作為武器，在一塊黑白畫布上，構建出了一座沒有法律、沒有道德、沒有底線的黑暗城市，在這里，犯罪才是真理，暴力才是永恒，邪惡才是正常。
昆汀塔倫蒂諾曾經在‘低俗小說’之中將臺詞的魅力推向了巔峰，睿智而譏諷，生動而深刻，即使抽去畫面，電影也可以成為精彩的評書使用。故事里的角色永遠都在聊天，永遠有趣、搞笑，嚇得要死或者膽大包天。許多電影的對白僅僅作為鋪墊或推動劇情使用，沒有人愿意挖掘文字語言本身的魅力，昆汀做到了這一點。
蘭斯洛特施特雷洛在‘罪惡之城’之中將畫面的魅力推向了極致，即使抽去聲音，電影也可以成為絕妙的畫作藝術品來欣賞——不是用電腦視覺特效堆砌出來的鏡頭，而是一幀一幀構思搭建起來的精致畫面，從拍攝角度到場景設置，從燈光運用到色彩使用，甚至于人物的移動方向、肢體語言都飽含深意。對于電影來說，畫面是必不可少的表現手段，但卻沒有人愿意將畫面效果帶來的反思和回味真正挖掘出來，蘭斯做到了這一點。
電影開篇就有這樣一個畫面，殺手懷抱著女人的尸體，跪坐在高樓大廈的頂樓，風雨肆虐。女人穿著一襲鮮紅色的長裙，殘留著一口氣，并沒有立刻死去；殺手緊緊地擁抱著女人，彷佛在細細地感受著她的體溫，雙膝跪地的姿勢顯得如此虔誠，眉宇之間的落寞在犀利的光線之中若隱若現；一根根雨絲從高空落下，墜落在他們身邊，輕輕漾起漣漪，四周不斷吹起的狂風讓人不寒而栗。
這個畫面絕對沒有那么簡單。殺手的良知與冷酷形成鮮明對比，女人的死亡與紅裙的鮮活形成鮮明對比，狂風驟雨與生命消逝形成鮮明對比。如果仔細觀察的話，還可以看到城市的朦朧燈光籠罩之下，在背景高樓里有這一起群體斗毆事件正在發生，而周圍的人都在圍觀著，并沒有人報警，就好像‘搏擊俱樂部’一樣。
僅僅只是一個畫面，施特雷洛就用色彩和光線迅速勾勒出了這座城市的面貌，甚至是兩個角色的性格和處境，根本無需臺詞，也無需配樂，畫面就已經講述了故事，一切都擺放在那兒，等待著觀眾的細心發現。施特雷洛的畫面總是有弦外之音。”
這篇評論來自于大名鼎鼎的羅杰埃伯特，繼“借刀殺人”之后，羅杰又一次撰寫了專業評論，刊登在了自己的個人網站上。僅僅是這一個細節就可以感受得到，羅杰對蘭斯的推崇和喜愛。
在評論之中，羅杰按照常理出牌，對“罪惡之城”的影像風格進行了分析，但分析角度卻顯得與眾不同，將蘭斯作品對鏡頭的運用上升到了理論高度，第一次讓人們感受到了蘭斯作品的獨特。除了“后天”之外，蘭斯的其他三部作品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這也讓外行人們第一次真正地窺見到：為什么蘭斯能夠連續兩年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
不過，羅杰對“罪惡之城”的評價可不僅僅如此。
“改編自同名原著漫畫的‘罪惡之城’采用了環形結構講述了四個篇章，顧客是上帝，艱難的告別，殘忍殺戮，黃雜種。但這部作品和‘低俗小說’那驚世駭俗的打亂線性結構不同，四個故事并沒有被拆分成碎片，重新排列組合，而是以類似于四個平行故事的方式，從個體到整體，又從整體化為個體，呈現出了這座罪惡之城的全部面貌。
以一場無法追根溯源的殺戮開始，揭開了罪惡之城的序幕，罪惡之花緩緩盛開；又以一場黑吃黑的殺戮結束，宣告了罪惡之城的徹底混沌，掐滅了最后的一絲希望。
施特雷洛用獨一無二的視角詮釋了弗蘭克米勒曾經描繪出的這座罪惡之城，卻又賦予其更加深刻而沉重的現實意義：當正義不再成為抵抗邪惡的手段，當人們開始習慣漠視犯罪，當自我利益開始凌駕于所有事物之上，罪惡之城就是我們的未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因為我們始終堅信著，‘罪惡之城’里無法無天的混亂景象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就好像我們堅信著‘后天’里的世界末日不會到來一樣，也如同1592年我們拒絕相信日心說一樣。
單純將‘罪惡之城’割裂來看，施特雷洛為我們展現出了一個混亂而黑暗的世界，政/府機關形同虛設，僅僅成為了避免暴力進一步蔓延的防御手段；宗教信仰墮落黑暗，將信仰的利刃演變成為謀取私利的借口；正義英雄自顧不暇，沾滿鮮血的雙手已經忘記了所謂的伸張正義，淪為只是以暴制暴的媒介。
所謂的正義、道德和法律都已經不復存在，只有邪惡、更加邪惡、最邪惡的區分，沒有人是清白的。在整部電影的四個篇章之中，似乎都擁有一個代表‘正義’的角色，但他們最終都掐滅了希望。
第一篇章中的殺手，替天行道，但卻殺害無辜；第二篇章中的骯臟警/察和無辜少女，但骯臟警/察受迫自殺，無辜少女殘暴血腥；第三篇章中的卡西莫多，雙手沾滿鮮血之后，被法律送上電椅；第四篇章中的前任罪犯，化身黑幫、剿滅警/察、自建體系。
由于這部電影才剛剛上映，大部分讀者應該還沒有看過它，所以我不打算太過深入劇透。但我就告訴你，四個故事里的希望都被掐滅了，遁入黑暗、化身邪惡。這就是一部完完全全絕望的電影，如同電影的黑白色彩一般。
‘罪惡之城’是一部看似斑斕繽紛但卻純粹深刻的電影，架構在真實而令人恐懼的隱喻之上，經歷了一場視覺盛宴之后，卻久久無法平靜。
話題又重新回到了現實隱喻上——‘罪惡之城’到底映射了什么？于是這就回到了這篇評論的標題之上：犯罪三部曲。
讓我們認識蘭斯洛特施特雷洛的‘上帝之城’講述了一個現實情況：就在距離我們生活的不遠處，有一座上帝之城，罪惡和黑暗橫行，那個世界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并不遙遠，也許就在街角處。但我們卻選擇了忽略、無視、漠然，放任甚至是縱容罪惡的滋生，彷佛將他們圈在那片區域里，讓他們自生自滅，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故事里的小霸王、紅毛、帥奈德都是如此，他們在生存底層掙扎著，苦苦尋找著一條出路，但卻屢屢失望，于是最終陷入了自相殘殺的漩渦之中，全部滅亡。唯一的希望就是，阿炮逃出生天了，他來到了報紙任職，成為了一名攝影師，試圖讓外面的世界聽到他的呼喚。
那么，社會聽到了阿炮的呼聲嗎？‘借刀殺人’給出了答案：沒有，每個人都在忙碌著自己的生活，甚至自顧不暇，怎么可能有時間去搭理其他人呢——至少我們是這樣說服自己的。
除此之外，目前依舊正在影院公映的作品‘借刀殺人’又更近一步，拋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話題，羅生門。每個人都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借口，使得犯罪不再是犯罪，就好像喬治布什發動的戰爭一樣，彷佛站在正義旗幟之下，一切行為都可以合理化、合法化。
故事里的文森特將殺戮變得理所當然，僅僅只是一種求生手段而已；但麥克斯卻不認同，于是他進行了抗爭，那么最后他成功了嗎？麥克斯和文森特同歸于盡，卻讓代表正義的安妮得以逃出生天——至于安妮的未來如何，電影沒有給出答案，直到‘罪惡之城’的問世。
社會的漠然和縱容，讓遙遠另一個世界的‘上帝之城’一步步演變成為了我們正在生活著的‘罪惡之城’。這不是一部單純的商業電影，這也不是危言聳聽的先知預言，這更不是不切實際的藝術創作，因為就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已經見證了這一切。
自1955年以來，美國天主教一直發生著神父/性/侵/犯未成年兒童的事，而且不僅僅是一起兩起，僅僅波士頓地區就多達八十七起；更可怕的是，主教一直都是知情的，他不僅利用教會的力量壓下了消息，通過律師不經過法律程序的私底下和解來掩蓋真相，而且還繼續聘用犯錯的神父，將他們調換到不同教區，繼續將傷害擴大下去。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這不是第一次被爆料出來。曾經鬧上了法庭，我們忽視了；曾經見諸報端，我們忽視了；曾經牽扯出了十幾名受害者的大型案件，我們忽視了。
這就是上帝之城，這更是罪惡之城。
在‘罪惡之城’首映式結束之后的采訪環節之中，我向蘭斯提出了一個問題：請問，你所謂的社會冷漠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呢？為什么說這不是單獨個體的特殊行為，而是一種普遍行為？
蘭斯是這樣回答的：在‘借刀殺人’里，第一起殺人事故發生意外之后，麥克斯質問文森特為什么要殺人，文森特的回答是，‘你聽說過盧旺達嗎’。”(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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