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承安的事情還沒有解決，沐陽又收到一個令他惱火的消息，日本防長稻田美子在今天早上參拜了靖國神社。
沐陽將此情況緊急匯報國內，國內迅速做出反應，在當日的外交部發言人例會上，中國對日本防衛大臣參拜靖國神社一事表示堅決反對，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國防部發言人表示，“對日本防衛大臣參拜靖國神社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也召見了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公使表示抗議，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俊赫當天發表評論稱，“日本政治人士今日參拜美化殖民侵略和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不能不令人憤慨。”
評論還稱，只有日本領導人正視歷史，以實際行動反省歷史，才能贏得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信任。
對此，韓國國防部有關人士表示，防長參拜神社比其他閣員參拜更嚴重。
可是面對中韓兩國的抗議，日本政府卻毫不在意，日本首相安小三回應說：“對于閣僚以私人身份的參拜，政府不應插手”。日本官房長官說：“事前已經知曉，這是個人的自由。”
最后稻田美子也做出回應，說她這次參拜，主要是向英靈報告一年來的工作，并祈禱國家安寧與繁榮，對此，他不希望其他人說三道四，這是日本的文化傳統，別人不應該干涉。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稻田美子抬起手輕輕推了推眼鏡，眼睛里的那種輕蔑表情毫不掩飾，面對鏡頭囂張的勁頭表露無遺，讓沐陽覺得十分惱火。
翌日，中國大使館召開新聞發布會，沐陽親自到場發言。
面對臺下上百位記者，沐陽嚴詞說道：“近年來，中日關系出現困難局面，兩國人民擔憂，國際社會關注，之所以如此，責任不在中國方面，也不在日本人民，癥結在于日本個別領導人堅持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傷害了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受害國人民的感情，損害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
“1985年中曾根康弘任日本首相期間，中國與日本達成了作為日本政府代表人物的首相、外相與官房長官這三人不得參拜靖國神社的“君子協定”。現任日本政府此前對此卻予以否認。”
“日本防衛大臣稻田美子參拜靖國神社，對此，中國政府表示堅決反對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嚴正交涉。”
隨后，沐陽用一種譏諷的語氣說道，“稻田美子在參拜后向記者表示，其此行主要是為“報告一年來的工作”、“祈禱國家安寧與繁榮”，對于這一說法我感覺十分可笑。”
“報告工作，向誰報告？向山本五十六大將嗎，告訴他你又去了珍珠港。”
“作為日本內閣重要成員，稻田美子前日剛剛陪同安三首相在珍珠港大談“和解”和“寬容”，言猶在耳。晚上回國第二天早上就去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和美化日本侵略歷史的靖國神社，這不僅再次反映出日方一些人頑固不化的錯誤歷史觀，也對所謂珍珠港“和解之旅”形成莫大諷刺，只會讓世人對其行動和意圖更加警惕。”
“人無信則不立，國無信則衰。我們再次敦促日本領導人認真傾聽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正義之聲，切實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信守有關表態和承諾，以對歷史和未來負責任的態度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遵守《中日聯合聲明》等三個政治文件，是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日本要妥善處理歷史問題。中方歷來認為，正確認識和對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歷史是日本取信于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必要條件，也是中日之間一個不可繞開的重大原則問題。然而，日本領導人卻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無視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做出的一系列鄭重表態和承諾，連續多年參拜靖國神社，還聲稱參拜是“衷心地為了和平”、“是日本的文化傳統，別人不應該干涉”。”
“在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到底是中國小題大做還是日本領導人一意孤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靖國神社本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說道這里，沐陽的言辭有些激烈起來，也稍稍抬高了語調。
“建于1869年的靖國神社，在二戰結束前，由日本的軍部管轄，是號召日本國民獻身“圣戰”的重要場所。如今這里不僅祭奠著自明治維新以來歷次戰爭中的戰歿者，還供奉著包括東條英機等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罪的14名甲級戰犯。這14名甲級戰犯中，有13人直接參與和指揮了侵華戰爭。”
“而靖國神社附設的游就館里，不僅陳列著戰犯們的照片、遺物，還展示著14名甲級戰犯在獄中簽名的日本國旗，上面寫著“太陽將重新升起”的字句。在這里，侵略不叫侵略，而叫“進入”；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日本人為保衛日本而戰的戰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做出的判決，成了對“真實的歷史”的篡改，“對日本人的名譽、驕傲和尊嚴的一種犯罪”。直到最近，游就館專門增發的中文、韓文介紹冊中，仍然毫不遮掩地把被處決的戰犯稱為“昭和英魂”……”
“如此靖國神社，如此游就館，哪里是日本人祭奠亡靈、悼念親人的殿堂？分明是歪曲歷史、踐踏公理給戰爭罪犯樹碑立傳、鳴冤招魂的場所！”
“無論在日本人眼中還是在中、韓、東南亞等國人民眼中，靖國神社都不是一座普通的神社。它直接涉及對人類一段重要歷史的評價，牽動著眾多二戰受害國人民的情感，關系著對國際正義與公理的認同與顛覆。因此，日本政府領導人對它的參拜，就不只是日本內政，而是涉及中日復交的政治基礎，涉及日本戰后重建的出發點，涉及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同時，也已不僅是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成為日本與亞洲受害國之間、日本與國際社會之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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