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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步兵在諸多方面上的改進還有事先的工事安排終究還是給遠征步兵旅帶來一絲小小的困境。能夠單兵使用的大口徑火槍打出了即便對于板甲目標也在中近距離上望之生畏的火力。
李峰及其手下當然明白如果要強行展開進攻，不是沒有突破那些炮兵已經被壓制只留下了一些無人操作的炮壘，騎兵也早已被消滅的瑞典人單薄封鎖線。
只是這樣做肯定會多少遭遇到一些傷亡，畢竟火力優勢再大，進攻依托戰壕展開火力的隊伍多少還是會有一些傷亡損失的，定裝線膛炮并不能完全壓制這樣的對手。
在稍做思考后，李峰就命令將輜兵營百余輛備用的馬車擺到了前線組成了兩排半圓型車陣展開了進攻。
這些輜重車上早就準備好了可以抵擋二十丈之外火槍彈射擊的鋼盾，就是在十丈以內，大口徑火銃雖然能打破盾牌，可是卻難以在擊穿盾牌之后再殺傷身著精鋼鎧甲的遠征步兵旅官兵。
迎著射來的數以千計的彈丸在付出了十幾人死傷的代價之后半圓車盾陣終于逼近到了距離瑞典人戰壕的一角之處。擲彈兵迅速以車盾為掩蔽展開了重手榴彈投擲和推桿雷爆破。
這種戰術對正常情況下的瑞典軍隊并不難破，炮兵的發展就讓車盾戰術在16世紀早期就退出了歐洲歷史舞臺。可是在瑞典軍隊的炮兵被遠征步兵旅普及到基層的定裝線膛炮完全壓制的時候，“土坦克”戰術也就發揮了作用。
這時的瑞典軍隊也消防新軍裝備了一些擲彈，可是因為在近距離上的步兵們連冒頭都遭遇到待發槍銃的緊密壓制，很難有效的集中起人手來進行投擲。
西班牙人不但有車盾和重甲的掩護，還可以集中起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力進行投擲。面對反投擲過來的炸彈還可以有更廣闊的空間進行躲避。這些因素終于讓那看似難以被突破的“圍困塹壕”被突破了。
用這種戰術，李峰相信就算這些殘敵打算抵抗到底，也不會過讓遠征步兵旅多付出幾百人的傷亡罷了。
然而此時的李峰并不愿意付出這個代價，這毫無疑問會讓遠征旅的士氣受到一些影響從兒影響到之后的攻堅。
“這附近有沒有河流或者水源之地？距離這里有多遠？”李峰忽然間向一名騎兵連的軍官問道：大概在北面有一條小河，約千步左右距離，但是水量很小。
“夠不夠淹沒這些戰壕？”
“我想夠了！”
就這樣，遠征步兵旅動員了全旅的人手花費了大半天的時間挖了千余步的水渠并用一些早就有所準備的皮管取水展開了對這些戰壕的“灌攻”
小溪的水量不是很大，但僅僅半個小時不少相對較低之地的壕溝內的瑞典人就不得不露出頭來。
這些人被早已準備好的西班牙人用填裝好彈藥的輕型槍銃直接在數十步左右的距離上展開齊射火力殺傷。
而高處地方戰壕內的瑞典人則被從四面八方云集過來的西班牙人集中投手榴彈殺傷。
清掃壕溝的戰斗因為數千名瑞典步兵的頑抗顯得比那些騎兵難對付了許多。這次交戰也終究讓西班牙人付出了二三百人上下的傷亡。
但是西班牙遠征步兵旅所取得的戰績卻是輝煌的。一共有五千多名騎兵遭到殺傷，而其余一千騎兵除了極少數外基本都是事先被安排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展開逃亡的。
大約六千左右的步兵戰死或被殺或者在被俘之后傷死，兩千名步兵被俘。步兵中只有約兩千人因為古斯塔夫的命令而最終幸存。
這些幸存的人中因為有些是被刻意安排的，包括不少新教國家與瑞典盟友們的觀摩團。
雖然隊伍內的人手足夠，李峰卻也沒有將這些人全部斬盡殺絕的意思。他明白這次出兵的目的就是給予歐洲人最大的震動，而不希望因為一些人的固執和不敢置信而讓隊伍不得不連續作戰。那樣對遠征旅不好，對將來應付歐洲的危機也不好。
德意志北部的這場伏擊與反伏擊作戰之后，李峰等人花了一天左右的時間用于打掃戰場，就向萊比錫等前線要地和已知的瑞典首相阿克塞爾奧克森斯蒂納爾所率領大軍擁有的筑壘群一帶進發。
在接下來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遠征步兵旅又僅僅以幾百人的傷亡代價就攻破了不少要塞，這讓阿克塞爾奧克森斯蒂納爾手下的雇傭兵更加為之駭然，終于相信了那些另人恐怖的傳聞，丟棄了所有的火炮和不少的車輛輜重向東北方向潰逃起來。
本以潰不成軍的神圣羅馬帝國也實現了大逆轉，展開了對新教聯盟的全面進攻。
幾乎與此同時，一直在荷蘭前線停滯不前的西班牙新軍增兵至五個旅兩萬人對荷蘭人展開了全面的進攻。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就徹底瓦解了荷蘭人在前線的堡壘防線，荷蘭陸軍主力損兵兩萬余人，其主力被迫開始向英國撤退。
1632年也就是新朝九年內發生的這些事情帶給整個歐洲極大的震動。因為這種優勢不是當初瑞典人那種傳統意義上精兵強將所本應有的優勢，而是代差性的優勢：近兩萬瑞典精兵伏擊五千西班牙遠征部隊反遭殲滅性打擊，而荷蘭人依靠的那些棱堡防御體系和筑壘防線在很短時間內遭到突破則證明了千年以來歐洲的貴族們所依靠的防御體系徹底的不可靠了，一些新的軍事工程也變的不可靠了。
就這樣，在欣喜若狂的腓力四世的主導下英法除了俄國以外的英法瑞西四國與神圣騾馬帝國被迫簽署了多少有些不平等意味的“奧格斯堡協約”確定了西班牙人在歐洲的領導權，并迫使太陽王不得不選擇放棄海軍而著重加強陸軍。
英法瑞等新教國家還必須支付數額不小的戰爭賠償，神圣羅馬帝國也不得不承擔一定“軍費負擔”
這樣明顯的不平等條約在以前的歐洲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迫于西班牙人巨大的威懾和壓力，西歐各國不得不委曲求全，形成以西班牙人為首的新“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