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本質上，18世紀以來的種種現代政治哲學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的帶有歐洲啟蒙時代特定時代的特征。
那就是歐洲在沒有科舉制度的情況下經歷了漫長的封建貴族主導政治社會地位的時代。社會中上層的市民及小資產階級卻無法通過類似中國一樣方式謀求的自身地位及政治需求。
工業時代初期陡然增加的社會矛盾乃至對自然經濟下民眾利益的侵蝕則又促進了整個社會底層的覺醒。
不論是自由主義也好、科學社會主義以來的**運動也好，都是這種應運時代而生產物。通過高舉民眾至上帶有某種民粹主義基因的思想從而把20世紀打造成一個平民的世紀。
然而在那些“獲得了解放”的平民至上的民主社會，整個社會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同傳統中國似有些神似的對自我的放縱乃至進步追求的懈怠、得到的是愚昧的政治正確和畏懼犧牲付出的懦弱。
“這些歌曲或許適應天帝所說的某個時代，但對我們有些東西卻是有潛在危害的。凡是帶有過于自我吹捧、自我標榜先進、歌頌具體事物、以及吹捧自由放縱內容的歌曲都不適合做為我們的軍歌、教歌。我們真正需要贊美的是追求自我改造、自我進步之精神的東西。在文化宣傳上，我們不能僅僅宣傳追求公平正義和底層翻身當家的思想，還要讓人們明白精神懈怠和自我放縱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需要宣傳的是我們所需的使命感乃至對信仰的敬畏。”張海思索了片刻下定決心說道。
李峰雖然算是多年的核心弟子，但也一時難以明白師傅的要求究竟是什么。直到與劉洪濤等人經過幾次商議的時候在追一的對備選歌曲及其他文藝內容進行審核，并由張海把關最初初步確定了軍歌和贊美天帝的教歌。
不贊美具體的人和物，只宣揚某種精神和事業似乎是蘇俄歌曲中更常見一些，但不論是《國際歌》也好還是衛國戰爭背景的一些歌曲也好都太悲壯了。
“如果我們需要唱這些歌的時候，恐怕那就是我們的事業遭遇到巨大的挫折了。這種宣揚犧牲的做法對于一般的軍隊或許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的戰斗力同敵人差不多，甚至因為敵人的技術優勢我們的傷亡還要更多一些，我們或許需要這種宣揚犧牲和悲壯的歌曲來壯膽。因為未來那個時代炮兵和機槍占主導作用環境下的普通戰士來說，多數人只是炮灰，也需要宣傳那種雖然沒有多少‘斬獲’卻有‘螺絲釘精神’的炮灰，對于我們來說這樣就不完全合適了。”張海說道。
此時劉洪濤忽然想起師傅在張宅時所教授的三首完全不同的《共青團員之歌》還有兩首完全不同的《少先隊隊歌》，便提了出來。但轉而又有些后悔：這些歌曲依然不是有些悲壯就是有些自我吹捧的意味在里面。
三首共青團員之歌分別是后來的中國共青團團歌、衛國戰爭背景的共青團員之歌、以及赫魯曉夫時代蘇聯電影《志愿者》中的主題曲。
“再沒有別的路更加好，甘愿在世界上鍛煉煎熬，為的是讓家鄉得安樂，河兩岸小夜鶯歌聲飄繞。共青團員青春美好，重友誼、重理想、生死相交，有需要我們敢赴湯蹈火，去開辟一條康莊大道”當唱道這一首《志愿者》主題曲的時候，雖然還是有些悲壯和歌頌的俗套，但在沒有其他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張海最終把著首蘇聯電影《志愿者》主題曲做為軍隊的軍歌。
很顯然：張海并不愿意讓軍隊承受工業時代那樣的消耗戰，對于廣大官兵來說平時的律己律人和艱苦作訓乃至行軍中的吃苦耐勞往往顯得比對犧牲的鼓動更為重要。當一支軍隊的任務不僅僅是在戰場上，于革命年代的社會重塑中也肩負著巨大的使命的時候，這就與蘇聯電影志愿者中的歌詞所更為吻合。
為了彌補中華民族千年來逐漸缺失的敬畏之心，張海在發現自己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也只有選擇《圣母頌》的旋律做為第二軍歌，雖然他也不知道這首原本是基督教的教歌在這時候是否涉嫌侵權。
“節奏是不是有些慢了？”劉洪濤似乎覺得這樣的第二軍歌似乎有些不太合適。
張海便提示了這歌的一種輕快節奏的變化，更似是云雀合唱團版的圣母頌，結果就大不一樣。
再次進行最終商討的時候，不論是圣母頌也好、還是《志愿者》版共青團員之歌也好，歌劇還是有些片面。最終決定以老版的《少先隊隊歌》做為正式隊歌。
如果說“我們是**接班人”有假大空唱高調的嫌疑，那么“把黑暗的勢力從全中國掃蕩”則更明確了隊伍在戰事乃至和平年代的具體使命。
新軍隊伍的旗幟，則在鹽山起事的時候就大致明確了。只不過那個時候的條件還很簡陋，根本無法去搞除了除了黑白兩色以外其他顏色交叉的旗幟。從東昌以來的路上獲得了不少紡織、印染方面的工匠的情況下比較正規的旗幟終于有了實現的可能。
類似少先隊的星星火炬旗當然更能反應隊伍所處的狀態乃至最終的使命：在黑暗和愚昧似乎漫無邊際的時代，新式的組織、新式的文明和軍隊就像引領人們前進的火炬一樣，可以一個接一個的傳遞點燃最終照亮整個世界。五芒星則有象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味，也象征著天亮前那顆最為明亮的啟明星。
不過后世少先隊的隊旗中的火炬是不充色的虛線，而星星是主體。在張家新軍的旗幟上，黃色的火矩則成為中間位置的主體，而五芒黃星則在前上方占據主導性的位置。
軍服的大致規劃雖然沒有像旗幟那么早，也早在隊伍于青州站穩腳跟的時候就開始了。拿戰時代紅色的英軍軍裝并不是孤立的，傳統的戰袍也是紅色。除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這有提神的作用外也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戰場上的鮮血帶來的恐懼。同時，它掉色之后也不顯的太難看。而且紅色相比灰土布或青藍色是成本更高更不常見的一種顏色，這無疑就成為了一種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對于那些新入伍不久的戰士無疑是有著更重要的激勵作用的。
在軍歌、軍服、旗幟等形式上的東西之外，勛章體系則更是成為隊伍上很早就開始策劃的事。只是如果在青州之戰以前每次戰斗頒發勛章，毫無疑問：包括張海自己在內還有眾核心弟子無疑將壟斷大部分的戰斗勛章，這對于部隊的成長乃至對于自身來說是很不利的。而且除了慶云城外那次作戰之外，整個隊伍的主力戰兵很少遇到傷亡嚴重的艱險硬仗。類似鄒縣之戰那種情況就已經算是激烈戰斗了。如果按實際戰績細算起來，按照張海等人在歷次戰斗后的大致統計，從弟子們到鹽山以來的骨干平均每個人都殺傷了二三十名敵人，至少十人以上的斬獲。
張海最終決定應該有勛章和軍功章兩個體系：軍功章只記可估算的殺敵戰績，以集體軍功章為主，個人軍功章為輔。集體軍功章達到一定程度的指揮官和將領也可以獲得相應級別的個人軍功章。
勛章則分為紀念章和個人勛章兩類，只頒發給連級以下的基層官兵。紀念章是參加某次重要戰役戰斗的集體經歷的象征。而個人勛章則是一種對英勇忘我表現的孤立，性質上類似于“蘇聯英雄”或“榮譽勛章”之類。
尤其是不久前青州城頭上有些并非戰兵營的新兵中隊中少年的英勇表現使得張海覺得一次宣傳那些英勇事跡大會已經成為了一種必然。
在中華長期的傳統文明已經使“實用主義”深入骨髓的情況下，榮譽需求的建立不是朝夕之間能夠建立起來的。為了讓人們在一定程度上重視這些勛章和名譽評價，建立相應的待遇和制度也成為了一種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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