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志純所著的《經濟研究》第259頁，有一組有關晚清政府財政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的數據。
生產總值
財政收入
比重（）
1840年
25.18億兩
0.45億兩
1887年
33.275億兩
0.8427億兩
1894年
42.49億兩
0.813億兩
1903年
58.15億兩
1.0492億兩
69.23億兩
3.0122億兩
資料來源:財政收入書參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6
由表可知，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的確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除為4.35外，其余年份均為2左右。在第一章第三節表1－11中，乾隆31年到乾隆55年財政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在3.2到4.1之間。而上表中只有的比重與乾隆中期大致接近。從這情況看，晚清的稅賦比中總體上將的確是在下降，低于乾隆中后期的水平。
周志純也拿同期的日本政府財政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作對比。
生產總值
財政收入
比重（）
1887年
234百萬日元
82.15百萬日元
1894年
289百萬日元
98.2百萬日元
1903年
1066百萬日元
250.82百萬日元
1883百萬日元
792.43百萬日元
據清朝軍機處檔案記載，光緒十五年上半年直隸省順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糧價，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種糧食計算，平均每倉石計銀一兩四錢六分。”根據1石100斤70公斤計算，而糧食價格以2元人民幣/公斤計算，可得到以下平均值：1兩白銀：約值170元1枚銅錢（1文制錢）:約值0.2元
清代國家財政收入最多時要數乾隆時期，每年收入7000萬兩。以后每況愈下，到光緒晚期，每年收入僅1000多萬兩有時甚至還到不了1000萬兩。(2)清末新軍月俸定制為：總統官薪水銀600兩，公費銀1000兩，合計1600兩；統制官薪水銀400兩，公費銀600兩，合計1000兩,統領官薪水銀250兩，公費銀250兩，合計500兩；統帶官薪水銀200兩，公費銀200兩，合計400兩；步工輜管帶官薪水銀100兩，公費銀140兩，合計240兩；馬隊帶隊官薪水銀100兩，公費銀80兩，合計180兩；炮隊帶隊官薪水銀100兩，公費銀160兩，合計260兩；步工輜隊官薪水銀50兩，公費銀10兩，合計60兩；馬隊隊官薪水銀50兩，公費銀8兩，合計58兩;炮隊隊官薪水銀50兩，公費銀14兩，合計**兩；
在光緒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間，清廷財政收入始終保持在8000萬兩以上，比嘉道年間的4000余萬兩多了一倍。不僅如此，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歲入突破兩億兩關口，用了五年時間便使規模又擴大了一倍。相較之下，收入規模的擴張速度比前清要快得多。
光、宣時期財政收入一攬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貨六；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六六，國用考四；卷六七，國用考五；卷六八，國用考六。）
士兵的收入就很難找到了.因為樓主所說的士兵我不知道指的是袁世凱的新兵還是清朝的"旗兵"和"綠營"更是湘軍,淮軍的"勇營"的收入.
當今銀子的價格是1400每公斤,按一公斤32兩的舊制.那么一兩銀子等于現在的47塊錢左右.
如果按現在的.一公斤等于20兩的新制,那么一兩銀子等于現在的70塊錢.
財政收入規模是指財政收入的總體水平，它是衡量國家財力的重要指標。清代的財政收入規模體現出兩種發展傾向：從絕對數額上看，它呈不斷擴大之勢，尤其在晚清出現了急劇膨脹；從收支關系的角度講，**戰爭特別是咸豐之后，由于財政支出的同時擴張，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益嚴重，其收入規模又相對顯絀。
清代前期，財政收入總量不斷上升，但增長幅度不大。現將此間清政府的歲入總額列表如下。
表1清代前期財政收入規模簡表（注：何本書：《清代戶部諸關初探》，載《南開學報》1984年第3期；《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貨六。）
年代歲入總額（萬兩）
順治九年(1652)2,428
康熙二十四年(1685)3,123
雍正三年(1725)3,585
乾隆十八年(1753)4,069
乾隆三十一年(1766)4,858
乾隆五十六年(1791)4,359
嘉慶十七年(1812)4,013
道光二十一年(1841)4,125
據表1可知，在長達近二百年的時間里，前清財政收入規模由順治初期的2428萬兩增至乾隆中期的4858萬兩，總量增加了一倍，乾隆末年后又略有下降。但是，考慮到順康之際正處經濟恢復的非常時期，這一增長速度又須大打折扣。清初的賦稅政策基本上承襲晚明，加之戰爭造成的經濟衰敝，財政收入總量自然不可能達到應有規模。若以大體相當的經濟發展水平為基點進行考察，雍正以后直至**戰爭之前，清代財政收入規模一直在4000萬兩左右上下波動。同如此漫長的時段相比，這一發展速度可謂緩慢。
**戰爭后十年內，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維持在三、四千萬兩左右。咸、同年間的收入缺乏史料記載，但其數額當不會增長太多。雖然在此期間產生了厘金這樣的新稅目，但為鎮壓各地起義而導致的軍費開支膨脹部分地消耗了這一收入。因此筆者匡估，這一時期清廷的財政收入大體應在5000－6000萬兩之間。清代財政收入的飛速增長是在光宣之際，茲將此間的收入情況列表如下。（見下頁表2）
由表2數字可以看出，在光緒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間，清廷財政收入始終保持在8000萬兩以上，比嘉道年間的4000余萬兩多了一倍。不僅如此，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歲入突破兩億兩關口，用了五年時間便使規模又擴大了一倍。相較之下，收入規模的擴張速度比前清要快得多。
表2光、宣時期財政收入一攬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貨六；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六六，國用考四；卷六七，國用考五；卷六八，國用考六。）
**戰爭后，中國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外國的商品傾銷和資本輸出，原來以個體生產為基礎的自然經濟逐漸走向解體，已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外國資本的影響和刺激下進行了技術改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產生并有了初步發展。清政府為“自強”、“求富”，在政策上對工商業發展逐漸由抑禁轉為認可和鼓勵，對于外國先進技術亦主張積極引進。洋務運動期間及以后，西方科學著作不斷被翻譯介紹到中國，實用技術也伴隨著外資的侵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源源而來，從而促進了近代工業經濟的發展，提高了經濟效益。就冶鐵工業而言，光緒二十六年(1900)，全國生鐵產量25890噸，三十一年(1905)為32313噸，宣統二年(1910)驟增至119396噸（注：杜石然等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冊，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頁。）。這一巨大成就無疑歸功于近代冶鐵技術的傳入與應用。美國學者費維愷認為，“近代前的”經濟擴張是一種“低度開發”，是在落后狀態下的成長；“近代性的”經濟成長則是由于科技不斷進步而形成的（注：（美）費維愷：《清代經濟史與世界經濟史》，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上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93－394頁。）。這一觀點比較中肯，也適用于前清與晚清的經濟發展狀況。晚清的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使財政收入因財源擴展而增加，這一點是前清無可比擬的，其財政收入規模也達到了后者難以想象的擴張程度。
直至同治、光緒年間近三十年的恢復，清廷的財政收入才勉強恢復到8000萬兩左右的規模，但刨去各項開支后，每年所剩不過數百萬兩甚至不敷使用，有時甚至要靠短期借債方可度日。據不完全估計，慈禧太后在庚子年前的主政時期，清廷的財稅收入僅占全國gdp的3
1911年前后，全國財政收入接近3億兩（1885年為7700萬兩），其中農業稅增至5000萬兩（1885年為3000萬兩），各種雜稅約4500萬兩，商稅則超過2億兩，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
在周志純所著的《經濟研究》第259頁，有一組有關晚清政府財政收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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