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楊銳在正式場合就是說中文了。
這也沒什么特別的，很多人都是如此，譬如在法國留學過的領導，在面對法國人的時候，也不會說“笨豬”來打招呼。
而用本國語言最好的一點，是有翻譯來幫忙過濾語言，太有情緒性的語言，經過一層翻譯之后，就會變的理智和謹慎了。
即使有不充分的地方，也可以讓翻譯背鍋不是？
領導身邊帶一個翻譯，就像是帶了一道防火墻一樣。
但在瑞典，情況卻是有一些變化。
人家懂的語言多啊！
瑞典是傳統的多語言國家，瑞典語是本土語言不用說，人人都要會的。英語作為第二語言，也是讀過書的人都懂的。因為瑞典國小人少，國民受教育程度高，于是法語、意大利語或者西班牙語，也經常成為興趣愛好。
除此以外，芬蘭是從瑞典分裂出去的，芬蘭語依舊留在瑞典。丹麥語和挪威語，則是相似而不同的情況，它們與瑞典語是同一個語系，發音與寫法又不同，也算是不同的語言——其實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粵語和閩南語不也是這樣。
在斯德哥爾摩這樣的城市里，大量使用芬蘭語的居民，不免對周圍人產生影響。對瑞典人來說，有一個使用芬蘭語的外祖母，后外祖母，或者第三任外祖母，實屬平常，趁著外祖父離婚之前再學一門語言，也是很正常的行為嘛，想必全世界人皆是如此。
而在瑞典的媒體界，語言的繁盛程度就更強了。
懂一點日耳曼語系或者斯拉夫語系的語言，根本算不得什么，亞洲和歐洲有大片的語言等著他們來征服，例如中東的阿拉伯語系，非洲的800種語言等等，總有一款適合你。
楊銳剛下飛機，還沒有從隨便說中文的環境中脫離出來，僅僅是在機場的三十分鐘里，就有大量的信息被泄露了出來。
休斯頓出于宣傳的目的，并沒有第一時間提醒楊銳，上了車以后，才露出一抹笑容，道：“楊教授，還有景語蘭小姐，你們要做好準備，媒體或許會報道你們的事。”
“咦，為什么？”景語蘭第一時間用英語問了出來。
“記者們中間，懂得中文的，應該會將你們說的話，全部或者部分的刊登出來吧。”休斯頓微笑回答。
景語蘭一愣：“記者們里有懂中文的？”
“總會有的，即使說的不好，也勉強能聽懂吧。”休斯頓停了一下，又道：“就是有的不是太明白的地方，他們也可以拿錄音回去，找人翻譯出來。”
楊銳也是愣住了：“還有這樣的操作？”
他這句也是用中文說的，翻譯同意發愣三秒鐘，灰頭土臉的道：“楊銳先生的意思是，還可以這樣嗎？”
“當然了，當時攝像機的確離的比較遠，現場也比較吵，可能收不到多少場外話，但站在您身邊的記者，也許就裝著錄音機呢。”休斯頓笑瞇瞇的解釋。
“像walkman那種？”楊銳等于是自問自答了。
離開滿地手機錄音攝像的年代太久遠了，楊銳當時避開了攝像機，卻忘了錄音機也有同樣的功能。
但錄音機多貴啊，尤其是便攜式的，給你一個腦袋大的就能自稱最新科技了。
空白磁帶也不便宜，80年代就得幾塊錢一盤呢。省臺一級的電視臺和報社，記者想弄一盤空白磁帶都得找副臺長一級的批條子，拿不出一個合適的理由，是分不到這種十分之一工資的消耗品的。
當然，記者們平時是可以用反復洗出來的磁帶的，可在這種環境下，不說反復洗出來的空白磁帶質量如何，存檔也就等于把這個帶子給消費了。
所以，沒有確鑿的需求的情況下，記者們也不會隨便就錄帶子。
然而，這只是中國的情況，瑞典記者顯然沒有把這么點小錢看在眼里。
如此算來，最近十年也就是名人們最后的幸福十年了，等到90年代末，狗仔隊們都買得起錄像帶、攝像機以及最重要的長焦鏡頭的時候，名人們的好日子就算是過去了。
休斯頓哪里能知道楊銳的感慨啊，一無所覺，道：“不一定每家電視臺都有中文翻譯，不過，為了準備此次典禮，瑞典全境的中文翻譯應該都被集中了起來，他們最多只要一下午的時間，就能將你的話給翻譯出來。”
“為了一個人集中全國的中文翻譯？”翻譯忍不住問了一句，又連忙閉嘴。
楊銳的英文翻譯是臨時找的，平時他也沒這個需求，就是參與正式對話的時候，才讓北研所的副所長兼職一番，后者本身就是翻譯家，早年國內用的生物學著作，很有幾本是他做的。
不過，張所長的口譯水平雖然也不錯，翻譯禮儀就一般般了，很多時候根本想不起自己是在冒充翻譯。
只是對楊銳這樣的學者來說，差不多也就夠用了。
不是來斯德哥爾摩，楊銳甚至用不上他。
而對年近半百的張所長來說，集中全國的某個行業的精英做一件事，本身就代表著隆隆的重視。
坐在瑞典人提供的豪華車里，張所長莫名的驕傲起來。
再看楊銳，他更是覺得無比的順眼。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楊銳，接受的是完整的中國教育，甚至從未出過國。他的得獎，對于中國人來說，提升的自信心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這就像是許海峰在打破零的突破之前，奧運金牌對中國人的刺激一樣。
在那個背負著東亞病夫的年代里，從未獲得奧運金牌的中國人，總是不免拿中國人的身體素質來說話，并提出種種推論。
如果將當年的文章拿到21世紀去看，貽笑大方不至于，“大方”們早就沒有笑的興趣了，普通人都懶得反駁。
因為奧運金牌對于中國人來說，早就不是什么痛點了，大家甚至已經不在乎一年得幾個金牌的問題了。也就是百米跑這樣的項目，還能刺激一下國人，但是，相比東亞病夫的稱號，田徑是否能夠勝利，已經沒有那么重要了。
身體的極限，可以由供銷社職員特訓三個月來突破，智力的極限就不是那么簡單的事了。
楊振寧李政道等人的諾獎，最多只能安一個華人諾獎的名頭，楊銳的諾獎，卻是截然不同了。
即使身為學者，張所長明知道中國得諾獎，只是時間問題，但究竟是什么時間呢，三十年，四十年，還是一百年？
在此期間，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還有社會評論家們，又要寫多少片斥責中國教育的文章出來？
“一會下車，你給家里打個電話吧，我陪你一起說。”楊銳沖著景語蘭說話，打斷了張所長的遐思。
景語蘭臉上泛紅，微微點了點頭。
“瑞典的報道，以前傳回國內估計要一段時間，現在就快了，別到時候手忙腳亂的，讓家里人不高興。”楊銳多叮囑了一聲，又道：“不知道景伯伯知道了，會不會打斷我的腿。”
“所以你趁著在國外通知他唄。”景語蘭的眼角帶笑，調侃了一句。
對于通知家長什么的，她早就沒什么擔心的了。
要說擔心的話……
楊銳聳聳肩，道：“我也往家里打一個電話，你陪我一起。”
“好。”
于是，楊銳和景語蘭兩人抵達酒店后，第一時間奔房間而去，很久很久都沒有出來。
瑞典媒體浮想聯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