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搶時間，楊銳就在斯德哥爾摩警局的一間會議室里，開始了瑞典PCR實驗室的里程。
這也是全世界第一間專業用于警方偵破案件的PCR實驗室，未來的教科書里應當會有所記錄。
休斯頓等教授，不管愿意不愿意的，也都得陪著楊銳在這間臨時實驗室里工作。
他們也能想到實驗室的意義，事實上，當第一批DNA鑒定完成，眾人看著楊銳在一封封的鑒定書上簽字的時候，全都意識到了這間實驗室的意義。
“我們會將他們全部逮回來的。”阿克曼警官等著楊銳全部落筆，信誓旦旦的說。
楊銳點點頭，道：“請警官們注意安全，我們還有更多的任務呢，別把時間浪費在其他事情上面。”
“我們明白的，謝謝楊先生。”阿克曼的語氣尊敬無比，就他們現在拿到的名單，破獲的舊案的數量已經比一個警察局整月破獲的還要多了。
黃金時期的破案率是難以想象的。
想想也能理解，對于86年的世界，或者說，對于86年的罪犯來說，通過PCR做的DNA鑒定，簡直是堪比UFO的黑科技。
實際上，比UFO還要黑科技。
UFO除了是“圓形”這一點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之外，其他部分都不太難懂，見過飛機的普通人都不會覺得奇怪。但是，DNA鑒定是什么鬼？PCR又是怎么回事？如今全世界就沒有多少人能說得清楚，罪犯們更是如此。
誰能想到，當你在夜深人靜之時，躡手躡腳的潛入幾個月前潛入的博物館，手上戴著方便活動的手套，腳上穿著軟底消聲的膠鞋，好容易將名畫偷走，出賣你的竟然是一根頭發？
簡直是荒謬。
即使有需要比較的麻煩在里面，DNA鑒定依舊會在開發之初發放異彩，就是進口100個福爾摩斯，對于瑞典的幫助，也不會有一臺PCR機來的有價值。
“以后的生物學的學生，只要學到PCR，就得知道楊銳先生的名字了。”休斯頓半是恭維，半是羨慕。
“學到DNA的學生，也得知道楊銳先生的名字。”旁邊的學者贊同的道：“我們以后給學生講PCR的應用，講DNA的應用，大概都少不了介紹楊銳先生的工作了。
“介紹我的工作，也不是什么壞事吧。”楊銳笑呵呵的將他們的埋怨給塞了回去。
開創世界上第一間警務PCR實驗室的名頭，也只有與楊銳的PCR創始人的身份并列起來，才有名留青史的可能。單單將這個榮譽交給休斯頓他們，是沒有這種價值的。
再者說，楊銳也沒有交出的必要。
他們只是想要一間PCR實驗室而已，不管是向瑞典警方提供幫助，還是讓斯德哥爾摩警局花大價錢建立實驗室，依賴的都是楊銳的面子。
換言之，是楊銳數年的學術生涯和社會工作，積累出來的名望，以及他在瑞典期間的操作，才有可能建立起這間實驗室，楊銳答應后續將實驗室交給斯德哥爾摩大學運營就不錯了，開創者的位置，他們是沒有資格拿的。
而這份開創者的聲望，大約又能刷出不小的成就了。
休斯頓等人之前還有點意識不到，楊銳卻是知之甚深。
放在二三十年后，哪個案子沒有點DNA證據，公訴方都得坐立不安。
這樣的成果，說不定真的就留在教科書上了。
對于現代人來說，留在教科書上，差不多就等于名留青史了。不管是作家也好，自然科學學者也罷，誰能在教科書上有一筆，有一段，甚至有一章，那都是相當困難的。許多國家的教科書并不統一，但是，能上教科書的，反反復復其實就是那么多人，超脫不到哪里去。
社會媒體和專業著作的檔次就低了，社會媒體的記錄價值微弱，專業媒體的紀錄往往局限于專業領域，都是算不得青史的。
而在此之下，其實還有第三個檔次，通常是附著于物的人名，比如某某建筑的設計師，某某雕塑的創作者，某某事件的發起者。當然，魯班、羅丹或者陳勝吳廣又是另一個階層了。
對于學者們來說，將名字留在教科書上，不僅有名氣上的考慮，更有現實主義的考慮。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能在活著的時候上教科書的，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問題，都將不再是問題了，比如經費，比如地位，比如自由程度。
休斯頓等人就是生物學家，還是做了許久PCR的生物學家，此時看著楊銳的做派，都是佩服與后悔并至。
他們佩服楊銳的決斷與能力，又后悔自己的軟弱與猶豫。
楊銳此時卻是沒有給他們一絲一毫的安慰的意思。
PCR儀源源不斷的產出著成果，而每一份成果，往往都代表著一件陳年積案的破獲。
不管是為了社會價值，還是為了個人名氣，這都是了不起的成果，也是需要抓住的時機。
一名被抓來做工的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生，敲響了頭頂的鈴鐺。
楊銳立即走了過去，問：“比較出來了嗎？”
“三號監獄1870號的DNA，與111578號案件的現場DNA吻合。”學生興奮的眼睛都是紅了，問：“楊先生，我是不是找到一個兇手？”
“暫時還是嫌疑犯。”楊銳笑了一下，道：“不過，我們給111578案提供了新的線索是沒錯了。”
包括楊銳在內，所有的案件和DNA樣本提供人，都是篩過一遍的。
PCR實驗室內沒人知道三號監獄是哪個監獄，也不知道1870號是誰，更不知道111578號案是什么案件，他們就是單純的做技術性的比較。
但越是這樣，他們得出的結論，才越是令人信服。
楊銳又核查了一遍面前的文件，確認學生做的沒有錯之后，又搖響了門口的鈴鐺。
叮鈴。
門邊的窗口“啪”的就打開了。除了成批的結果出爐以外，實驗室內外就通過這種方式來傳遞消息。
實在是找出來的嫌疑人太多，以至于瑞典警方的人力緊張。
“監獄案，收到。”窗口處的警察簽了字，自去處理案件了。
就像是中國的監獄一樣，瑞典的監獄里也少不了多次作案的犯人，他們并不是因為每一次犯罪而被抓，而是因為某一次。
在比較了監獄內的囚犯的DNA之后，瑞典的許多舊案都告破獲。
通過對囚犯的進一步審訊，又能牽出更多的人。
當然，最受重視的永遠是未被逮捕的嫌疑人，但這有賴于警方提供的DNA，進展相對要緩慢一些。
即使如此，這一天的斯德哥爾摩街頭，依舊是警車呼嘯，不絕于耳，不是嚴打勝似嚴打。
楊銳的名氣迅速的傳遞了出去，不到幾天的時間，就有許多人來到了斯德哥爾摩警察局，前來參觀警方的PCR實驗室。
這其中，不僅有楊銳需要的瑞典學者，還有來自北歐乃至歐洲其他地方的學者。
楊銳的名字，與PCR混合在了一起，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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