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晨的陽光中，北京蘇醒了。
街道上的行人和車馬漸漸多了起來。而其中極具特色的是那為數不少的自行車！
馬車耗費不低，一般的小官僚可置買不起自己的一輛馬車，而且有了馬車就還要有專門的車手。這等消費就是一些中層官員都擔負不了。
北京城是北方地區第一個施行公共馬車的城市，但對于整個北京城數都數不清的官員們來說，公共馬車既耗時間公共公共，這馬車不可能隨他的意隨機運轉，也有些失于身份馬車中三教九流都有。如此被劉暹大力提倡的自行車就順理成章的進入到諸多底層、基層和一部分中層官員的眼簾了。
自行車方便、快捷，耗費也低廉，至少對于官員們來說，那價格不成問題。
所以原時空里一度代表了中國的自行車大軍，在北京悄悄抬頭。抵到年底，據統計，北京車行銷售出去的自行車有五千輛之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連帶引發的購買！
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擁有一輛自行車是一件非常拉風的事情。某種事物在興起之初總能引導潮流。再加上黃包車。這四種交通工具就成為了城市交通的主流。
轎子已經在北京近乎絕跡了。
已經七點半鐘了，正是上班的高峰期。政府官員們跟沙丁魚一樣成群結隊的趕往各自的辦公地點。太多馬車、自行車、黃包車等都匯聚在一起，使某些路段顯得非常繁忙。
一輛不起眼的馬車不緊不慢地行駛著，這并不是私家馬車，看那馬車前頭插著的赤色小旗就知道，這是公車。再看背后的車牌，一百以內的號碼，至少是個當官的就知道，這是部長一級的大佬的車架。
馬車上確實是有一位部長，財政部總長閻敬銘，一個標標準準的前清重臣，陜西朝邑縣（今大荔縣）人，以‘理財有道’名滿天下，早就有“救時宰相”之稱。
當然這人也有山東黃崖寨冤案使人切齒。
但財政部長這個極其重要的職位，劉暹還是點了他的將。
對于金融這一塊，劉暹丁點了解也沒有。他能做的就是為財政部選一個還好的當家做主之人，另外再讓他更多的去了解西方已經發展正規的金融學。
馬車里還有另外一個人，華夏銀行的總辦盧綸，兩人是趕去見劉暹的。
日本內戰已經爆發。而這幾年中國和日本的關系雖然明面上將至了冰點，但是雙邊的經貿往來卻比那場破日之戰前密切多了。截止到新秦二年，也就是去年年底，中日貿易進出口額比之同治十年的時候高出了四十六倍！
前清時候中日之間的貿易額度才多么一小點？中國去日商船，一年十艘都沒有。而且全都是舊式帆船。
而那一戰打完之后呢？在秦軍的控制之下，大批的布匹、鹽糖、藥材、糧食、日用百貨等，水涌一樣從長崎和西南藩進入日本。其中日用百貨和布匹這兩塊上都一定程度對美英等國的對日貿易照成了影響。
當然，秦軍也開始大規模的從日本進口銅條、高品質硫磺等。但兩邊的進出口額，真心的是很不對稱的。
日本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秦軍搞的布匹等工業產品的流入日本，給日本剛剛開始發展的民用輕工業帶來很大的壓力和影響。但東京政府不敢強硬表示禁止貿易，只能用手段給中國貨物的買賣、流通自造阻礙。
那最后的結果就是，中國商船完全放棄了長崎，轉而在鹿兒島縣靠岸。大批的中國貨物由西南藩經手來買賣，使得日本走私猛地茂盛來，還未西南藩賺取了不小的利益。
至少西南藩從秦軍手里購買大米，轉手銷入自己地盤，那都是三倍以上的利潤。
最近兩三年里，數萬武士匯集在鹿兒島縣，不少人還把自己的家眷帶了來。但是整個鹿兒島縣，也就是原先薩摩藩的地盤里，沒有發生過一次米騷。好像是薩摩藩沒有增添這數以萬計的武士和眷屬，反而人口大減了一樣。
整個日本都是缺糧食的。
東京政府對農民剝削太重，內戰一起，兩邊的貿易似乎也斷絕了。這讓盧綸看到了一絲可乘之機。
作為當年漢中農莊系統的管事出身的盧綸，能一步步隨著秦軍勢力的擴大步步跟上，而不是落到了后面，泯然眾人，他的自我學習能力是很出眾的。華夏銀行成立以后，他還聘請了多名歐美的經濟專家，作為銀行政策的顧問。現在能從日本內戰這個點上瞄到打擊日本經濟的機會，這就是他的成長。
街面上巡邏的軍警很多。氣氛有些肅殺，以震懾宵小。一兩年內北京城這種現象是不會消失的。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閻敬銘、盧綸出行的時候就沒有帶衛士，不過駕車的車手和坐在閻盧二人對面的秘書倒是都帶著手槍，算是不多的保衛措施。
財政部到zn海的距離不是非常遠，不多時兩人就趕到了劉暹住處。劉暹昨晚又忙到了大半夜，剛剛起床，現在正在吃早飯。
“你們材料準備的怎么樣了？對東京進行經濟戰，可算是咱們對外金融上的第一炮。要打出來水準！”
劉暹三天前受到了閻敬銘和盧綸的聯名上書。今天是要粗布驗證的時候了。這兩人可是準備動用五百萬兩銀子和一部分金子沖擊日本貨幣體系的。
“皇上，這是臣等奏疏。”閻敬銘從袖筒里取出一道奏折遞給了劉暹。里面寫的就是他們所認為日本貨幣體系的缺陷之處，己方可乘之處，以及相應的手段。
劉暹一字一字的看著奏疏上的條款，那每一個字他都認得，可連在一塊了就搞不懂說啥了，腦門一陣陣生疼，真心的看不懂。
“日本財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入不敷出，情況嚴峻。朕是知道的。同治十年起，日本整治貨幣，大量發行紙幣日元和公債，朕也知道。但東京政府財政之緊張，真的就到了幾百萬兩銀子就能形成沖擊的地步了嗎？”
“皇上，日本政府手里沒真金白銀。虛發貨幣，他們增開的太高了。”
劉暹不是全才，他也從不再下屬面前表現自己的‘全能’。閻敬銘、盧綸對于劉暹可能提出的疑問有著充足的準備。現在劉暹的這一問題就在兩人的事先考慮之內。
盧綸上前一步說道：“十年前，日元還沒發行，大隈重信接替由利公正的會計官副知事一職，開始執掌財政大權，即推行了‘紙幣兌換’政策。
大隈的紙幣政策是，將明治初期不能進行金銀兌換的太政官紙幣轉換為可兌換紙幣，限期兌換、未能兌換的以每月5％付利息。發行額上限為3250萬兩，實際達到了4500萬兩。一如那太政官紙幣，三百萬銀子底金，發行三千萬兩紙幣，最后虛高到四千八百萬兩。
大隈紙幣與正幣金銀幣等價，并禁止紙幣價格隨市場浮動。但當時日本的貨幣，除了正幣、太政官紙幣外，還有各藩的藩幣，也占據重要位置。狀態混亂根本理不清。
即到日圓建立，大隈本是準備施行銀本位制，結果伊藤博文等考察了美國的財政貨幣制度回國后，強烈主張采用金本位制。明治政府遂頒布《國立銀行條例》，準備效仿美國的銀行制度，發行可兌換銀行券，以此來回收不兌換紙幣并調節資金市場。但是日本國內的金銀比價與世界的金貴銀賤不相適應，實行金本位制造成了金銀的大量外流。
井上馨上位以后，在整頓舊藩幣、舊藩債的過程中，把最初東京政府承認的近八千萬日圓舊藩債，只答應用現金償還了400萬日元舊藩債，再以分期帶息償付的方式償還新債約1300萬日元，以無息50年償還舊債一千一百多萬日元，其他五千萬日元則被強行廢除。
如果日本政局平穩，井上馨未嘗不能完成真正地財政緊縮。但皇上當年破日之戰，震動東瀛，東京政府權威大跌，諸藩爭議復起。加之西南藩適時突出，井上馨在職不足兩年就去職他用。
戰后日本財政為英法美等國滲透，雖然還保持著一定得**，并且完成了向金本位制的轉換，金貴銀賤使藩債大大“縮水”。但民間通貨膨脹并不見太多減緩。
洋夷支持日本，拿的最多的是武器，錢是給日本當軍費用的。對民間惠及不多。大隈二度上位后頒布了《金祿公債證書發行條例》，發行總額達20000萬日元的公債。雖然緩解了日本政府的財政，卻使得正幣的大量外流和民間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
自從去年開始，東京政府連續增發了大量貨幣，導致民間惡性的通貨膨脹更加劇烈。雖然紙幣政策巧妙地使日本民間財富轉移到東京政府手中，保障了日本維新事業之展開。但東京政府無度發行紙幣之惡性通貨膨脹，使得日本政府經營的官營企業大部分虧損，民間資本因為金融體制不健全、投資條件的不完善，外加我方貨物之攻占市場，也沒有得到很好地發展和利用。
日本之經濟已經十分困難。
據我們顧及，日本金銀準備金當不足一千萬日圓，準備金比率只有5。”R1152(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