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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賾在關鍵時刻向楊恭仁表達了結盟合作的意愿,而楊恭仁根本沒有選擇,只能接受,哪怕他將因此陷入崔氏所挖的逼迫其“站隊”的陷阱,哪怕他將因此得罪圣主和一些龐大的政治集團,甚至因此把自己的大好前途徹底葬送,他也義無反顧了,原因無他,當東都局勢失控,當東都陷入各方勢力的四面圍攻,當國祚岌岌可危之刻,他最有可能借助到的力量就是河北人,河北人若傾力相助,山東人就會積極“跟進”,這必然能幫助他堅守東都護衛國祚。
楊恭仁以自身利益乃至整個宗室集團利益為代價,向博陵崔氏乃至整個河北集團妥協了。他必須守住東都,必須擊敗西京的陰謀,必須摧毀楊玄感的軍事政變,否則不僅是他的未來沒有了,就連圣主和整個皇族的未來都有可能喪失,如此巨大風險,楊恭仁根本不敢豪賭,不敢殊死一搏。
崔賾剛剛離開楊恭仁的府邸,右候衛將軍、莘國公鄭元壽就匆匆而來,他不但把楊玄感黎陽舉兵叛亂的消息說了出來,還說這個消息來自博陵崔氏,其話里話外所透露出的復雜含義不禁讓楊恭仁有一種頹喪之感,關鍵時刻滎陽鄭氏竟然“無所適從”,這說明什么？說明鄭氏至今沒有做出選擇,而沒有選擇代表著什么？代表滎陽鄭氏有做出各種選擇的可能性,只是把堅決忠誠于圣主這個選擇放在了最后。這太可怕了,如果滎陽鄭氏決心利用這場風暴攫利,那以滎陽鄭氏所占據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足以對這場風暴產生重大影響。
楊恭仁非常不滿,很不高興,很不客氣的告訴鄭元壽,自己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而且這個消息同樣來自博陵崔氏,是崔賾親自來告訴自己的,也就是說,崔氏正在謀求合作,想方設法把那些忠誠于圣主且愿意支持越王楊侗的政治勢力聯合到一起,共度難關。危急時刻,崔氏的這種做法,不僅在政治上表明了自己堅定的立場,更成為一個忠誠于圣主的“標榜”,而這一“標榜”實際上代表著河北人在這場風暴中的態度,河北人態度明確了,必將給那些搖擺不定、冷眼旁觀的山東人一個正確的選擇方向。
滎陽鄭氏是山東五大超級豪門之一,因為其勢力范圍所處地理位置的原因,東都這個中土京師和貫通南北的大運河,給滎陽鄭氏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權力和財富,當然了,這也讓它成為眾矢之的,遭到了東都的壓制和關隴人的打擊,但只要東都越來越繁華,大運河對中土國力的發展越來越重要,滎陽鄭氏就始終受益,就能讓它始終擁有與超級豪門相匹配的權力和財富。所以從滎陽鄭氏的根本利益來說,它在這場風暴中首要之務是確保東都的安全,只要保全了東都的京師地位,也就保全了滎陽鄭氏的未來權利。
從這一目標出發,滎陽鄭氏不但要堅決忠誠于圣主,堅定不移地支持越王楊侗,更要積極主動的與其他政治勢力結盟合作,而以楊恭仁為首的宗室集團、以博陵崔氏為首的河北人,以元氏和八姓勛貴為主的鮮卑人,還有以獨孤氏為首的集中了漢虜兩姓的武川系,都應該是其結盟合作的對象,但結果卻讓楊恭仁、崔賾等人大失所望,到目前為止滎陽鄭氏還沒有與他們結盟合作的意圖,顯然滎陽鄭氏對當前局勢的解讀和對未來政局的判斷與他們大不一樣,換句話說,這場風暴的內幕太多了,滎陽鄭氏所知道的內幕與他們所了解的訊息之間有相當大的偏差,由此導致雙方的應對策略也不一樣。
“局勢危急,某要立即趕赴潼關,親自鎮戍潼關,確保潼關之安全。”鄭元壽對楊恭仁的不滿視而不見,馬上說明了來意,而且語氣斬釘截鐵,態度非常堅決,根本沒有商量的余地。
楊恭仁勃然大怒,但他忍住了,隱忍不發。鄭元壽是留守東都的衛府兩大統帥之一,手握大軍,直接關系到東都存亡,此時此刻,無論如何也不能與其反目。
但是,鄭元壽這一招太過凌厲,打了楊恭仁一個措手不及,直接掉“坑”里了。
如此關鍵時刻,右候衛將軍鄭元壽離開東都,再加上已經離開東都的右驍衛將軍李渾,留守東都的兩大衛府統帥都離開這場風暴的核心之地,說明什么？說明軍方對這場風暴已經有了明確的看法,確立了處置這場風暴的態度,以及軍方在這場風暴中所要采取的政治立場。
從鄭元壽和李渾的所作所為看得出來,軍方在這場風暴中的政治立場很簡單,在圣主沒有詔令下達之前,衛府靜觀其變,絕不輕易介入其中,以免讓風暴失控,當然了,如果風暴有失控之趨勢,衛府也會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進行有限度的于涉,以確保風暴在可控范圍內。
這一立場、態度和對策,完全符合衛府的利益訴求。衛府直接聽命于圣主,圣主的意志就是衛府的意志,越王楊侗指揮不了衛府,東都留守府更不行,沒有圣主的詔令,任何人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利凌駕于衛府之上,不能掌控衛府之軍權,更不能統領衛府之大軍。
楊恭仁給“坑”了,他復出后巧妙利用危機,聯合東都幾位政治大佬,借助越王楊侗之名義,以雷霆之勢強行奪取了衛府軍權,哪料到鄭元壽和李渾根本就沒安好心,給他挖了一個大大的“坑”,而那幾位政治大佬顯然也沒安好心,也不愿意看到楊恭仁復出后獨攬東都軍政大權,于是非常默契地配合軍方,聯手給楊恭仁挖了個大大的“坑”。
楊恭仁當然知道自己的做法違背了律法,正常情況下形同謀反,但非常時期行非常手段,又有越王楊侗這個“替罪羊”,另外他還“捆綁”了幾位政治大佬和軍方統帥,如果將來圣主追究下來責任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然而他終究還是太自信了,性格也過于溫厚,而這種性格的人一旦以己度人,就有可能低估政治大佬們的狡詐和無恥,那結果就是現在這個結局,他被這幫大佬們給坑慘了。在這幫大佬們的眼里只有權力和利益,至于中土興衰、國祚存亡、皇族生死,那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都可以擺在一邊回頭再說。
鄭元壽終于找了個借口“跑”了,雖然拱手把衛府扔給了楊恭仁,但衛府里空蕩蕩的,說話算數的都不在,楊恭仁指揮誰？當然了,楊恭仁還是能指揮一些軍隊,比如武賁郎將李公挺、費曜、周仲等人,但實際上他根本指揮不了,李公挺要照顧河北人的利益,費曜要為鮮卑人服務,周仲則是江左大將,為改革派保駕護航,至于京畿地方軍,那是河南贊務裴弘策說了算,而裴弘策無論是出身地位、資歷官職都足以與樊子蓋、元文都等人比肩,也是一位實權在握的政治大佬,楊恭仁如何指揮？
現在楊恭仁已經坐實了“獨攬東都軍政大權”之名,已經掉進大“坑”里去了,已經被這幫軍政大佬們奏報給圣主了,可以想像圣主聞訊之后的憤怒。如果東都兵變已經爆發了,東都已經支撐不住了,楊恭仁這么做是“力挽狂瀾”,但反之,即便不是謀反,也有圖謀不軌之嫌,再退一步說,最起碼可以證明你楊恭仁事先已知道楊玄感要發動軍事政變,既然如此,你為何不在第一時間奏報圣主和中樞？為何不提前告之衛府,給衛府提前做好應對準備？你到底居心何在？總而言之,楊恭仁百口莫辯,掉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楊恭仁郁悶啊,出師未捷身先死,自己還沒看到楊玄感的叛亂大軍,還沒有與叛賊浴血奮戰,還不知道能否守住東都,就早早的把自己給葬送了。
但這是次要的,國祚危難之際,個人榮辱實在不算什么,就算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楊恭仁不過有些郁悶而已,真正重要的是,鄭元壽不去京畿東線阻御楊玄感,卻去京畿西線鎮戍潼關,為什么？如果說鄭元壽是遵從自己的命令,堅守潼關,堅決不讓代王和西京大軍進入東都戰場,那純屬笑話,所以只有一個可能,鄭元壽要據潼關之險從中牟利,也就是說,潼關守不住了,自己根本就阻止不了西京軍隊進入東都戰場,如此一來,自己也就掌控不了東都局勢的發展了。
這就是豪門世家的天性,危難時刻只顧自己的私利,而滎陽鄭氏在這一關鍵時期的關鍵決策,也能理解,鄭元壽把“賭注”押在西京,贏面的確很大,可見他對這場風暴的分析和推演還是相當精準,無論風暴如何變化,無論最后贏家是誰,西京憑借關隴這個中土最大最強的政治集團為后盾,最后終究是吃不了虧,即便不能大賺,也能小發一筆,絕不至于傷痕累累一敗涂地。
楊恭仁稍加沉吟后,撫須而笑,語含雙關地說道,“你今日離開東都,再回來恐怕就難了。”
楊恭仁直接威脅鄭元壽,你扳倒我的代價絕對比你想象得嚴重,所以你到了潼關后最好三思而行,不要激怒了我,玉石俱焚,滎陽鄭氏就危險了。
鄭元壽心知肚明,微微一笑,也不廢話,告辭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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