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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些懷疑，尤其是對幾個重臣開始疑神疑鬼，不過李永吉卻并不如何擔心自己的安全跟地位，畢竟他是開國君主，對軍權的掌握也很自信，整體依舊處于絕對優勢的情況。
實際上，李永吉也做過一番自我分析跟反省，認為就目前而言，他雖然在國內的行政掌握比較薄弱，畢竟建國沒多久就任性出國了，之前也缺乏行政方面的建設，行政官僚方面缺乏底蘊，但是呢，對軍權方面的掌控，他依舊還是很有自信的。
之所以有如此自信，是因為帝**是他一手打造的，不管是歸屬皇室直轄的禁衛軍，還是歸屬國務院管理的國防軍，從上到下，都深深的刻畫著他的烙印。
不管是禁衛軍還是國防軍，不但高級將領都是李永吉親自任命的，就連中級將領他也都比較熟悉，而且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無線電通信能力的強大，導致欺上瞞下的情況被減到了最弱。
其中，禁衛軍中，無線電通信已經普及到了連，國防軍因為開支問題，無線電通信只能普及到團一級，這就意味著李永吉可以直接與禁衛軍的連級長官以及國防軍的團級長官直接通話，必要時還可以強制開啟軍營的廣播，讓全軍將士都聽到自己的聲音，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高級軍官欺瞞造反的根源。
除了在技術上保持了信息暢通外，李永吉在打造軍隊的時候，也很注重思想教育。這一點他早在訓練精武軍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刻意強調并實行，后來軍隊擴建的時候，也實行了這種實戰技術跟思想灌輸相結合的方法。
一開始，李永吉的思想灌輸只是讓他們知道國家民族之類的大義，激勵起他們的自豪情緒，不過等到李永吉的地位越來越高，軍隊規模越來越大。尤其是引進了不少新的思想教導員之后，關于軍隊思想方面的學習跟教導也慢慢發生了變化。
尤其是在中華帝國建立之后，軍中的思想教育已經完全向個人崇拜，或者說忠君思想去轉變。
為了加強部隊官兵的忠君思想。不管是禁衛軍、國防軍還是類似民兵一樣的國民警衛隊，在平日訓練的時候，都增加了很多忠君教育，相比而言，愛國教育反而在忠君教育之后。
此時的中華帝國雖然已經處于和平時期。而且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種飛躍式的大躍進，但由于底子太薄，建國的時間也太短，所以整體上還是以農民跟窮人為主。
換言之，此時的中華帝國，依舊是個金字塔式的結構，中華帝國的四億多人口中，八成以上都是貧困線以下，在溫飽邊緣掙扎的窮人，其中農民的比例更是高達九成！
雖然帝國現在已經如雨后春筍一樣出現了很多工廠。還有很多建設兵團，不過總體而言，工人這個階級還很弱小，遠遠不能跟農民相比，所以中華帝國整體上還是一個窮困國家，人均生產力相對薄弱。
這就是說，在此時的中國，當兵是一個絕對讓人羨慕的職業，這不僅僅是因為中華帝國的大肆宣傳，人為的提高了軍人的社會地位。最主要的還是當兵的待遇太好了。
別的不說，就說在國防軍當一個最低級的義務兵吧，如今一個月也能有2華元的純收入，這個收入比很多農戶辛苦干一年的收入還要多！
這可不是夸張。因為如今的帝國開始普及高產糧，糧食產量，尤其是水稻產量年年增高，結果就是糧價開始大肆下降，所以種糧食已經不怎么劃算了，很多農民。尤其是山東河南等貧窮地方的農民，為了生活，往往只有三個選擇，那就是當兵、進城務工，或者去海外謀生。
在這其中，當兵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其次是進城當工人，主要是指建筑工，實在不行，才會選擇去海外殖民地找生路。
其實這也是無奈，畢竟現代社會的高產作物產量太高了，加上這幾年國內風調雨順，國內整體人口又不多，對糧食種植又沒有一個整體的規劃，加上運輸業，尤其是海運的異常興盛，這都讓高昂的糧價好像過山車一樣的飛速下降。
尤其是李永吉離開中國，沈世明全權管理帝國內政之后，他開始以商人的手法治理國家，也就是減少行政支出，增加國庫收入，不說挪用了本來說好全部投入到教育方面的土地稅，就連原先說好的種糧最低保障也停止了發放。
說起來，所謂的種糧最低保障，還是當初李永吉推廣高產雜交水稻的時候，為了讓農民打消顧慮，才搞的一套保障政策，或者也可以說是保險政策。
這個政策的大概內容就是，只要你種了這種高產作物，那么只要你是按照種植手冊上的規定去做了，那么等有收獲的時候，萬一收成不好或者糧價太低，都會給你一個最低收糧價，保障你的基本利益，這個最低保障不但不會讓你賠本，還會讓你小賺。
當然了，如果收獲的糧食賣價高，高于那個最低保障，就沒必要去執行這個最低保障，畢竟這個保障的根本目的是以基準價收糧食，要是申請了最低保障，糧食就必須賣給國家，不能走市場價格。
本來這套政策是很有效的，打消了很多農民，尤其是大地主的顧慮，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高產作物的超高產量、超高抗蟲抗病以及極好的口感等多種因素，讓早一批種植這些糧食的農戶都大賺特賺，幾乎沒有多少人申請最低保障的，畢竟走正常的糧食市場會更賺錢。
然而，這種示范效果大大刺激了周邊的人，隨著這些人的成功，購買政府發放的種子跟幼苗，種高產作物的農戶越來越多，加上從越南跟日本進口的糧食數目也越來越多，最終到了1863年秋的時候，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水稻危機！
所謂的水稻危機，是指在1863年9月份的時候，國內中東部的水稻價格忽然大跳水，價格低的慘不忍睹。很多農戶算一算賬，要是按照市場上的水稻價格出售，他們連運費都賺不回來。
小農戶還好，賣不了高價還可以自己吃。可很多大面積種植的農戶，比如那些地主富戶，他們為了賺錢，可都是大面積種植的，而且為了提高產量。還使用了很多豬糞牛糞等農家肥，再加上人工之類的，費用著實不低。
這樣一來，很多農戶開始爭相申請最低保障，希望政府來為低價糧買單，多少彌補一些他們的損失。
到了這個時候，帝國政府雖然沒有毀約，但卻開始斤斤計較起來，也就是嚴格卡著合約辦事，要求必須是之前就申請過最低保障的人才可以用最低保障價格賣給政府。如果之前種糧的時候沒有跟國家種子站簽署過合約，就不能發放。
這一下，就讓很多農戶叫苦連天，要知道這些高產作物很多都是不能留種的，只能通過帝國的種子站獲取，而種子站的數目有限，目前只有南京、蘇州、上海這三個城市有種子站，可以低價購買到高產作物的種子跟幼苗。
雖然種子站很少，但抵不住這種高產作物的威力太強了，所以很多商人開始專門倒賣高產作物的種子幼苗。因此全國除了一小部分地區外，大部分地區的高產作物種子都是通過私商途徑購買的，不是通過正規途徑購買，自然也就沒有跟種子站簽署最低保障合約。
最關鍵的是。這種最低保障合約必須是農戶本人在種子站里，在基層官員的現場監督下簽字畫押，事后還要加上監督員的簽字跟畫押，實行責任到人的情況，從來不出售空白合同，因此倒賣種子的商人無法倒賣這些合約。
因此。當水稻價格大跳水的時候，大多數的種植戶都無法獲得帝國的最低保障，可以說損失慘重。但是呢，畢竟還是有一小部分人是有這個合同的，這一小部分人雖然在種植戶的總體數目來說不多，但絕對數目可不小。
為此，帝國政府光不得不按照合約上的規定，用最低保障價格收購這些農戶的糧食，完全是在做虧本買賣，只是這一項的損失，就高達一千萬華元。
雖然一千萬華元對此時的帝國政府來說并不算太大的數目，談不上傷筋動骨，但這件事卻刺激了很多人，不但刺激了很多種植戶，也刺激了首相沈世明。
因為沈世明想到，這場危機讓很多農戶發現了最低保障合同的好處，下次買糧種的時候，寧可千里迢迢趕到種子站親自購買，如此一來，萬一再來一次這種糧食大跳水的情況，帝國政府的損失不是更大么？
因此，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沈世明干脆就宣布取消最低保障收購價的合約制度。
沈世明的這種強制取消最低保障的方法，可以說是相當的野蠻粗暴，取消的時候不但迅速有效，而且連原因也不屑說，就是發布一個命令，說取消這個政策就完事兒了。
而這時期的中國人呢，對官府權威依舊畏懼有加，雖然對這種突然取消糧食收購價最低保障的政策不滿，但也不敢明著反對，甚至連游行示威啥的都沒有一起，只能是捏著鼻子認倒霉。
這場水稻危機雖然對帝國政府來說并不算大問題，但其實在社會上卻造成了很多問題，讓大量的農戶破產。
原因很簡單，當初高產水稻引發風潮的時候，大家都一股腦的爭著種植高產水稻，很多農戶手里沒錢，就干脆去銀行或者錢莊借錢，抵押品往往都是自己的土地或者住房。
雖然由于帝國政府大力支持農業，種植糧食的貸款利息很低，但再低也是有利息的，而且還有個借款本金的問題。
要是農戶收入高還好，可現在明顯很多人都是虧了大本，別說本金了，很多人連利息都還不起。
農戶種糧虧了本，那些銀行錢莊可不管，他們可不想讓農戶的虧損讓自己承擔，所以拿著合約要求那些農戶強行履行合約，也就是要求還錢！
對于此時的中國人來說，還不起錢自然就是賴賬，可惜那些錢莊銀號的人根本不去做惡人。而是直接拿著合約去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強制執行。
由于李永吉一開始要提高行政效率的問題，要求法院在接案子的時候不得拖沓推脫，所以對那些錢莊銀號送過來的起訴狀紙。他們都迅速的做出了安排，直接發函給當地警察局，要求警察派人強制執行。
這樣一來，受限于帝國的行政規矩，接到法院發函的警察不得不出動。開始做這個討債的惡人，強行收回農戶的抵押土地或者房屋，以交給錢莊或者銀行，其行為之粗暴，比后世的強拆還要野蠻十倍以上。
要不說呢，此時的中國人就是太善良，太軟弱了。那些欠債的農戶面對錢莊銀號的人，還可以強行抵賴一下，可當他們看到氣勢洶洶的警察的時候，瞬間就軟了下來。除了跪下來嚎啕大哭，基本沒有幾個敢反抗的。
當然，也有一些民風彪悍的地區，有過一些暴力抗法的行為，但一旦他們這樣做，就等于讓局面升級，會引來當地的國民警衛隊或者當地駐軍的圍剿。
此時的中國農戶，大都只有木棍刀槍等冷兵器，面對警察的時候還能抵抗一二，可一旦面對武器先進、紀律嚴明的正規軍。壓根就沒有絲毫抵抗力可言，幾乎每一次暴亂都被毫不留情的剿滅。
這么幾次下來之后，哪怕再彪悍的地區，也不得不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低頭。只能強行忍了下來。
好在，雖然下面的基層管理機構對待百姓過于簡單粗暴，但因為還有當兵、進城務工以及去海外殖民地這三個選項，算是給大家一條活路，因此這種由于水稻引起的經濟危機才沒有產生大規模的動亂。
在這其中，當兵。哪怕是最低級的義務兵呢，起碼也是包吃包住，每個月還能有2華元可拿，這種待遇在如今這種糧價低迷的社會環境下，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再加上因為技術的進步，當兵的危險性很低，所以當兵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職業。
誰都知道，在中華帝國當兵，是要遠離城市的，也就是軍人不得干政，所以中華帝國的行政機構跟軍事機構不說涇渭分明，那也相差不大。
軍人不得干政，保障了軍人的獨立性，又因為帝**人普遍的超高待遇，基本上能做到沒有后顧之憂，社會地位也很高，讓他們對軍人這個職業擁有強大的向心力。
所以說，在軍隊這樣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特殊組織中，思想很容易被統一起來，再加上此時的中國人都相對單純，給他們灌輸忠君的思想是最容易的，尤其是很多年輕士兵，正處于偶像崇拜的年齡，可現在又沒有什么娛樂偶像，所以就轉化成了對皇帝的忠誠，以至于很多年輕士兵對皇帝的崇拜只能用狂熱來形容。
這些情況，李永吉都通過無線電以及帝**中的情報機構了解的很透徹，尤其是最強大的禁衛軍，他更是自信不會有人敢造反。
現實就是，別看現在中華帝國的國防軍數目最多，可就算國防軍全部都造反了，也無法對抗任何一支禁衛軍部隊，畢竟兩者之間的武器差距太大了。
可以這么說，當初李永吉之所以敢放心大膽的出國，親自帶兵干涉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因為他對軍隊的掌控力度空前強大。
為了保障對軍隊的控制，他平時跟國內的通電中，與軍隊主官的通話次數是最多的，相比而言，哪怕是沈世明，通話數量也沒法跟軍隊高官相比。
李永吉的這個做法，就是要在軍隊中顯示自己的存在感，保持跟部隊軍官的溝通，這不但能增加軍官的忠誠度，也能讓自己對軍隊的情況了解的更透徹。
總之，李永吉雖然身在國外，但還是牢牢把握著帝**中的大多數權力，緊緊地握住了槍桿子，只要小心謹慎，不輕易涉險，不給別人刺殺自己的機會，他就能夠掌控一切！
換言之，正如張信達所說，以李永吉目前的狀況，別人要想謀朝篡位，必須先除去李永吉這個人，否則就要面臨帝**隊的強力鎮壓，絕對不會成功！而要想除去李永吉這個人呢，似乎除了刺殺一途外，別無他法！
這么一想，李永吉心中的脈絡也就大概清楚了，到底是誰最有可能對自己不利，也基本找到了目標，甚至以前種種不合理的端倪，也找到了比較合理的說法。
“但愿只是我多慮了。”想到這里，李永吉嘆了口氣，“否則的話，就真的是太讓我傷心了。”(未完待續。)